我人生有两大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进牛津，一是社会送我进监狱。碰上你，对我是危险的，而在那个特定时候碰上你，对我则成了致命。命运将我们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丝丝缕缕编成了一个血红的图案，你的确真心爱过我。即使你拒绝收我的信，我也会照写不误，这样你就会知道，不管怎样，总是有信在等着你。
《自深深处》是王尔德写给他的同性恋伙伴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这封信是王尔德在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成的，信中充满了以道格拉斯爱恨交织的情绪，同时还集中阐述了王尔德的艺术观、生活观。

2006年，一本只有七十五页的小书《致D》的问世在法国书界引起轰动。第二年，作者与其爱妻双双自杀，共赴黄泉。这段长达六十年的爱情故事的结局，让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排名直线上升。
写书的人大概没有料到，这纯粹记述两人感情经历的爱情告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以往写过的任何一部著作，给读者、甚至是严肃的思想界的同行们带来巨大的冲击。书中呈现出来的作者的形象光辉，盖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种身份。惟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个“丈夫”形象，才长久地留在世人心中，成为永恒。也是这个形象，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安德烈·高兹 （AndréGorz，1923-2007）。
《致D》是高兹写给她妻子多莉娜（Dorine，1924-2007）的“情书”，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爱情的墓志铭。法国哲学家高兹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多莉娜回溯这段刻骨铭心的情史。那时，他已经知道身患绝症的多莉娜医治无望，很有可能会先他而去。面对缠绵病榻、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缩短了六厘米、在他眼里“依然美丽、依然优雅、魅力无穷”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爱，以致抑制不住要给她写信的狂热欲望。他要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多么后悔没有更多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无限深情，没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间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爱，他说要用这封信重新组构爱情的历史，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义。他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为着理解他经历过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经历过的一切……
高兹和多莉娜最后双双弃世的决定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高兹，已经看到爱人灵柩的男人，终于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在另一个死后继续活着。”高兹最后选择的不是哲学家的选择，他说为爱而死是唯一不能用哲学解释的观念，当爱成为两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共鸣的方式时，就已经超越了哲学。（摘自杜小真《哲学不能解释之爱》）

在中国书画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郑燮那样在民间具有历久不衰影响的艺术家，只要谈到字画，谈到兰竹，谈到怪才，谈到清官，谈到“难得糊涂”，都离不开他。

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静农，丛芜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逝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为他出一本纪念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痊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流传于国内，引起国人甚至一些党内人士的震动。
斯维特兰娜在她的两本书里，通过对家庭往事真诚痛切的追忆、反省，呈现出铁幕政治下一个正常人追求人性时辗转哀号的痛苦，以及她何以在中年抛子弃女，离开家国叛逃西方世界的精神历程。身为“红色公主”本可养尊处优，过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她却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并为此而一生付出沉重代价。但她的选择却完成了一个人对自由理想价值精神的追寻。
这两本书的价值意义，绝不仅为一部特殊的家史。其丰富而详尽的资料，为历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时期，乃至前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留下了重要的材料。

辑印在这本集子里的，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的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态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