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一书是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表述在这本书中。他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从1662年写起，到1675年才完成。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哲学思想应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论证。

《精神现象学》出版于1807年，是黑格尔阐述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第一部纲领性巨著。两百多年来，这部著作被称为“天书”，一直被视为人类哲学史上最为晦涩难懂的经典作品之一。邓晓芒教授用了五年九个学期在课堂上逐句讲解，把这本天书从头至尾逐句解读了一遍，并重新翻译了这部著作。
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自己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自称此书是他哲学体系的导言，1807年出版。其内容分为3部分：①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考察个人意识发展的历程，相当于精神哲学中的主观精神。"意识"是个人意识发展的最初阶段，它又分为感性确定性、知觉和知性3个小阶段,讲意识对它的外物的认识。从"自我意识"直到"理性"，个人意识的发展明显地重演人类意识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②精神：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当于客观精神。③宗教和绝对知识:考察对无限本身的认识,相当于绝对精神。在这个阶段，意识回顾已经走过的阶段，扬弃它们，使之成为自己的构成环节，经过艺术、宗教而在哲学中达到绝对知识。
【编辑推荐】
本译本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对术语要求尽可能严格和统一，后面有大量的德汉术语索引，比贺、王译本(以及后来的先刚译本)的多一倍，实在不能统一，有一词两译和多译的都要注明。
本译本翻译所根据的就是三个德文原版，一是“袖珍版”，即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Frankfurt am Mein，1970，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603，Erste Auflage 1986；二是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的哲学丛书版，即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Band 414，Felix Meiner Verlag GmbH. Hamburg 1988.Nachdruck 2006，这个版本比较新，它是基于《黑格尔全集》考证版第9卷，而略有修订；三是历史考证版全集第9卷，即 Die Kritische Edition G.W.F.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9，hrsg. von Wolfgang Bonsiepen und Reinhard Heede，Hamburg 1980，in Verbindung mit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hrsg. von der Rheinisch- Westfälisch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这个版本后面有大量的德文编者注，这些注释都被丛书版吸收了。这三个版本结合起来，既有严格的考证，又有后来者的修补，是比较稳妥的了。

《差异与重复》既是德勒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代哲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批判的奠基之作中，德勒兹创造了大量概念，尝试将自己的观点体系化。他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同一性哲学、主体性哲学的自然哲学，其核心是纯粹差异和深邃重复这两个概念。同时，德勒兹在本作中倚重的思想资源也非常庞杂，既对柏拉图、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也讨论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类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理论上的巨大野心和思想上的驳杂，使得这部作品即使是在本就以晦涩著称的德勒兹著作谱系中也显得尤为困难和特异。

《当代西方新教神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基督教神学原理》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哲理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传统所谓“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第二部分“象征神学”论述的内容，相当于传统所谓“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第三部分“应用神学”（applied theology）则囊括了现在所谓“实用神学”或“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所能包含的主要论题。在“哲理神学”中，麦奎利把神学的出发点由神降为人，从人生分析出发，通过一套关于“启示”的认识论推进到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并将“上帝”的涵义表述为“神圣存在”，以此回答了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确立了信仰的哲学基础。他还提出了一套神学语言论，以回答分析哲学的挑战，主张一种宽容的宗教论，以适应思想意识的多元状态。在“象征神学”中，麦奎利运用在第一部中确立的“实存论—存在论”方法，对传统的三一论、创世论、基督论、救赎论和末世论等所有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既符合现代思想气候又符合传统教义精神的解释。其中涉及上帝的性质、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基督与人类的拯救、个人和宇宙的归宿等等甚至连教外人士都颇感兴趣的问题。在“应用神学”中，麦奎利提出了一套适应现代社会并与天主教调和的教会论以及相关的关于圣职、圣事、布道、崇拜和祈祷等等的理论。他还改造了陈旧的传教观，提倡同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对话，阐明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婚姻家庭观、社会政治观，对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基督教的解决办法。

《剑桥古代史》第六卷叙述了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具体包括斯巴达、波斯、科林斯战争、公元前413—前368年的西西里、大王和约与雅典第二同盟、公元前4世纪60年代的底比斯、波斯领土及其邻邦、西部和北部地区、社会与经济、城邦政制、希腊的文化与科学、狄翁与提摩莱昂、马其顿与西北希腊、马其顿霸权的创立、亚历山大大帝等内容。本书试图全面认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波斯帝国的专制与衰落，以及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历史作用等问题。

本卷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的巴比伦，结束于一个多世纪后的公元前217年。这一年，马其顿腓力五世及其希腊同盟者与埃托利亚联盟之间签订了瑙帕克图斯（Naupactus）和约，也是这一年，托勒密四世在拉斐亚（Raphia）之战中获胜之后，与安条克三世在亚洲签了另外一个和约。这两个年代都意义重大。就新的希腊化时代的开端而言，第一个年代要比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之战（本书第一版第7卷开始于这一年，对此已有所暗示）更为符合实际；第二个则因波里比阿将其视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事物相互交织（“symploke”）进程的起点而闻名于世。（在他看来），这一进程的z后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在50年多年的时间内陷入罗马之手。

本卷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从罗马的兴起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本卷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主要是由于该段时期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主要是从罗马的社会性和宗教性来著述。第一部分涉及罗马人及其历史，对共和国及共和国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地位、帝国的兴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第二部分关于帝国的文化，对一系列专题——从宗教态度到妇女的作用，从贸易到战争……进行了深刻分析。

《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罗马和地中海世界：至公元前133年》，是《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中的一卷。英文原著从1980年开始筹备，集结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古代史历史学家。此次翻译是以2008年的版本。译者以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陈恒为主，有各校的骨干中青年教师。

本卷起始和终止时间约为425年和600年。《剑桥古代史》第14卷吸取了最近几十年的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的甚至改变了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特别是最近丰富的基督教文献和连续不断扩大的考古学研究使得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历史得到加强。本书描绘了如下一种景象：相当一段时期的军事和政治混乱的文明间的冲突和文化激荡。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共计7卷8册，与老版《剑桥中世纪史》相比，在编写体例和篇章编排上 为清晰明了，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旧框架，试图呈现“全面的历史”，将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纳入论述范围，提供了对中世纪 为全面、详实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系列摆脱了过往将欧洲视为世界全部的“欧洲中心论”，反对将欧洲各国历史机械拼凑或简单相加，力图从整体上考察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及相互间的影响，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新剑桥中世纪史的第四卷涵盖了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两个世纪的内容，该时期为欧洲中世纪具活力的时期。 本书为第四卷内容分为上下两册，第二分册着重探讨了教会的 改革、教皇地位的转变、西方和东方帝国的衰落所推动的过程中的转变，西方王国和意大利精英的崛起，政府结构的发展，西班牙从摩尔人手中复苏的开始，以及 后在东地中海地区建立西方定居点。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共计7卷8册，与老版《剑桥中世纪史》相比，在编写体例和篇章编排上更为清晰明了，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旧框架，试图呈现“全面的历史”，将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纳入论述范围，提供了对中世纪更为全面、详实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系列摆脱了过往将欧洲视为世界全部的“欧洲中心论”，反对将欧洲各国历史机械拼凑或简单相加，力图从整体上考察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及相互间的影响，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本书为第六卷，叙述了公元1300年至公元1415年的历史。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本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归来：
了解和喜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读者，一定很熟悉我们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剑桥中国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社的“另一套剑桥”，同样是我们的镇社之宝。但是，好久不见，估计很多读者都已经陌生了。
那就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简体中文版第一次出版在1999年1月。至今整整20年了，经过修订，我们于2019年1月将这套丛书再版，带回到读者身边。我们太久不相见了，让我们重新追溯一下《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本书的“近代史”吧。
那就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于此从书知识面广博，学术功底深厚，自1983年第一次在中国面世读者，翻译、编辑、出版时间长达30余年，本次修订前，已出版10卷。我们于2019年1月将这套丛书再版，共11卷，带回到读者身边，其中首次发行《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法国的优势地位(1648-1688年)》新。我们太久不相见了，让我们重新追溯一下《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本书的“近代史”吧。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之所以被称为“新编”，是因为此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世界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两部“世界近代史”，第一部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自1902开始出版，到1912以一本历史地图集卷作为结束卷，十年共出版14卷。讲述的内容跨度从1450至1910年。第二部“世界近代史”，也就是读者手中的这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自1957年开始出版，到1979年结束，同样出版了14卷，最后一卷也是地图集卷。讲述的内容跨度从1493至1945年。需要读者区别的是，两部世界近代史的编者和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两批学者。第一部世界近代史的主编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第二部主编是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
阿克顿勋爵（1943-1902）和克拉克爵士（1890-1979）是完全两个时代的人，前者的一生纵贯伟大维多利亚时代，而后者的一生则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殖民地体系解体和奔溃。如果读者们不知道阿克顿勋爵姓氏名谁？那这句话几乎是中国人尽皆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两部近代史的出版社时间都相当漫长，按照年代计算，第一部完成于1912年，耗时10年，第二部完成于1979年耗时22年。对于中国的读者，这两个时间对于中国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12年中国结束帝制，走向民主共和；1979年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结束混乱，治理国家。1912年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2年了，而克拉克爵士1957年开始编撰第二部世界近代史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早已经结束，越南战争刚刚开始。到1979丛书完成出版，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世界的主角已经不再是欧洲列强，而是美苏争霸。阿克顿勋爵没有看见毁灭欧洲文明的世界大战，而克拉克爵士则没有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
阿克顿勋爵代表着古典和贵族，而克拉克爵士则代表着现代和职业。阿克顿勋爵在组织撰写第一部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英国政府在国内不断增加新的职能，在国外日益密切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时候，英国人本身正在参加全球事务，也有了解世界的知识需求。而克拉克爵士组织撰写第二部世界近代史的出发点是职业化的学术写作，或者称之为从发展的历史学角度去写作。阿克顿勋爵笃信证据是写作的基石，事实是不可摧毁的最小单元。这些最小单元合在一起就能构成真正的历史。按照这个思路的指引，阿克顿勋爵和他的学者同行们完成了一部“权威性的历史”（the Ultimate History）。而克拉克爵士则认为要正视撰写者本人的个人因素，撰写者写作时的材料选择，写作时的态度都会受到个人和时代的影响，因此完成一部“权威性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克拉克爵士对于新版本的定位是记录符合事实的判断的完整体。
虽然克拉克爵士对阿克顿勋爵有批评之意，但是相隔半个世纪后，克拉克爵士依然由衷的在书中表达了对阿克顿勋爵的高度认同，尤其是阿克顿勋爵对于通史的概念。“世界通史并不是各种专史的总和，首先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本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君主专制整体、革命等来加以考虑。有些国家对于主流可能做出贡献，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贡献，内容的分配必须相应地基于处理（by 阿克顿勋爵）。”所以此书并不是按所有国家分别进行连续的叙述。而是按照每个时期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进入主流”国家或者事件为核心进行叙述。
所以，不管两位爵爷怎么看历史，如果读者倾身投入，这场阅读一定让你感到惊心动魄。需要说明的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直到11卷开始会有不多的篇幅提及，如果想了解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有已经出版11卷，并还在继续出版的《剑桥中国史》。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阅读到第三部剑桥世界近代史，书中会叙述到1978以后的中国，按照阿克顿勋爵和克拉克爵士对剑桥体世界史的理解——记录“进入主流”的国家和事件，一定会有一章：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since 19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