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人到底需要多少记忆？
当孤身穿过时间，我们真正需要记住什么，面对什么？
一个追寻真相的高贵灵魂，一幅奇异梦幻的记忆拼图，
从威尔士到伦敦到布拉格到巴黎，
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男子，在理性与罪之间徘徊，
穿越时间之雪，抵达先于身体的伤口。
本书是德国作家温弗里德 •塞巴尔德享誉国际的代表之作，也是其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这一名字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它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又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同时还与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发音如此相似。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的犹太男孩，得知自己的真实姓名“奥斯特利茨”后，终其一生追索自己的身世之谜。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他对“自我”的探寻，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份悲恸的个人史，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以及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塞巴尔德以其独特的笔法和语调，突破传统小说文体的各种边界，将虚构与事实、记忆与历史、图像与语言、叙事与评论等糅杂在一起，编织出一个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感性的迷人的故事。通过奥斯特利茨，我们穿越到一片带着深不可测的时间感的广袤之地，一个由朦胧的画面与人影组成、笼罩于光与雾之中的世界中。
◉媒体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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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尔德是二十一世纪的乔伊斯。他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穿越欧洲历史黑暗时期的奥德赛之旅，乃欧洲大陆思想及文学集大成之作，是战后世界最感人至深、最真挚的小说之一。——《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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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认为现代文学已死，试试塞巴尔德吧。如卡夫卡及博尔赫斯这般的大师之魂正活在塞巴尔德身上。对塞巴尔德来说，那些“宏大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他也想要对其提供解答。——《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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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作家，即使优秀的那些，写能够被写出的东西；而非常伟大的那些，写无法被写出的东西，譬如塞巴尔德。——《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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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尔德属于一个稀有而难以捉摸的种类……他让人上瘾，而一旦你被他的作品所虏获，就再也不愿、也不想放下了。——《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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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能想象到的最扣人心弦的作家之一。具有难以被分类的独创性，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音。其作品应被列入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普鲁斯特的行列。
悲痛，绝美，奇异，萦绕不去……塞巴尔德的秘密是他将自己视为在这个时代似乎已显过时的良心之声，他为逝者呼吁，不忘正义。
极少数能让人意识到语言之魅力的作家。——《纽约时报书评》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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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最后的大师塞巴尔德，跻身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之列的风格开创者。横扫欧美各大文学奖，包括柏林文学奖、不莱梅文学奖、海涅奖、海因里希•伯尔文学奖等，在法国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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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中的作家，苏珊•桑塔格尊为“伟大文学”，扎加耶夫斯基写诗致敬，詹姆斯•伍德长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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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尔德绝唱之作《奥斯特利茨》：悲痛、绝美、奇异、高贵，21世纪德国文学的桂冠，为责任与良心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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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写作有着“钟声的庄严”，既是对宏大问题的回答，又迎合了当前文化讨论中的热点，因而引起普遍讨论、获得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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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尔德是21世纪的乔伊斯！”——欧洲媒体评论《奥斯特利茨》
荷马的奥德修斯是对常青的伊萨卡的返乡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对平庸的都柏林的忍受
塞巴尔德的奥斯特利茨则是对奥斯维辛的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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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奖项：
美国国家书评人奖
Koret犹太图书奖
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
英国文格图书奖
《纽约时报书评》编辑之选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图书

会计难吗？不，一点儿也不！只要你看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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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一个小男孩开设柠檬汁摊为背景，阐述了最基本的会计原理和方法。读者可在小男孩制作广告招牌、向妈妈借钱、从杂货店买糖和柠檬、卖柠檬汁给邻居和同学们的过程中，一步步了解资产、负债、盈余、存货、应付账款等专业名词。

《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内容简介：以经济学核心理念贯穿全书，按主题分为价格与市场、产业与创新、行为与心理、制度与政策、宏观经济等几个部分，讨论了近年来在产业、经济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关注度高、争议大的热点问题。这是一位独立学者对人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所得，力求以平实的文字、清晰的逻辑和独特的视角，与你分享思考和体悟的快乐，并共同体验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融会所能带来的知识乐趣。

★ 2020人文社科联合书单年度好书 深港书评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凤凰网读书年度推荐图书
★ 彭博社 《时代》周刊 《波士顿环球报》 《今日美国》 《华盛顿邮报》 《旧金山纪事报》年度好书
★ 北美版《叫魂》：黑暗时代的艰难摸索，鲜血浇灌的残酷真相，阴魂不散的国家记忆
★ 一段为自保而陷害彼此的失智时期，一场全民参与的歇斯底里，所有美国人的噩梦
★ 猎巫运动 史上的经典案例，直指迁延至今的厌女情绪，展现蒙昧社会中女性经历的压迫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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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的冬天，在波士顿附近的小镇塞勒姆，一位牧师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随后他的女儿也陷入同样的状态：扭曲、颤抖、打滚、吐白沫……医生闻讯赶来，牧师查阅卷宗，邻家妇人占卜，都指向一桩古老的罪行：巫术。
很快，恐慌蔓延至整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猎巫运动。邻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出卖彼此，牧师、富豪、高官也难逃一劫。这场猎巫运动历时九个月，二十余人最终惨死，另有近两百人被指控为巫师。风浪平息后，塞勒姆仿佛失忆了一般，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
如今，“猎巫”一词已经成为刺激美国民众神经的文化符号，每当正义缺席，塞勒姆便宛如幽灵般闪现。 1692年的塞勒姆见证了一段为自保而彼此陷害的失智时期，一场全民参与的歇斯底里。封闭的社会空间成为考验人性的试炼场，在偏见与矛盾的交织缠绕下，极端的正确最终沦为极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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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是一个不可磨灭的道德寓言，是对当代塞勒姆式歇斯底里的最佳叙述。希夫清醒且富有同情心，化繁为简，雕琢了一个情节紧凑的故事，其中包含宗教、政治、民间传说以及马萨诸塞湾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纹理。这一切，都被记录在这一本恶魔般邪恶、神谕般深奥的书中。——梅根·马歇尔，普利策奖得主
《猎巫》描述的是一种我们自认为已经了解、但事实上一无所知的恐怖：在17世纪，道德恐慌撕裂了马萨诸塞的城镇……希夫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她检视消息来源，注重每一个细节，展示了敏锐、干练的迷人写作风格。——希拉里·曼特尔，布克奖得主，《狼厅》作者
易怒的少女、浮夸的牧师、粗暴的法官、悲伤的父母和愤怒的邻居，一个个形象从过去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似乎没有尽头的可怕梦魇，在人群当中搜寻罪该万死的撒旦爪牙。法庭、街道、教堂、农场、酒馆、卧室，全都化为剧院，形同愤怒、焦虑、悲伤、灾难的结合之地。此书真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大卫·霍尔，美国历史学家，哈佛神学院教授
一个兼具法医题材和心理学的压抑惊悚故事：如同J. K. 罗琳撞上斯蒂芬·金，希夫的写作让人爱不释手。——《泰晤士报》
阴魂不散……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商业非虚构作品。希夫用一种近乎小说的惊悚方式叙述了那九个月的狂躁。通过规避大量流俗理论，《猎巫》从现有作品中脱颖而出。——《纽约时报》
如同在《克利奥帕特拉》中一样，普利策传记奖得主希夫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找到了新鲜的角度，在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后，编织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全景。用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的说法，希夫就是一位面面俱到、一无所失的作家。——《华盛顿邮报》

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的GNP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书包括十多篇专论，收入作者1956年10月至1967年1月刊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动态》季刊的文章，以及1969年5月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发表的两次讲演。
本书分析了各国经济总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整体增长率，讨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应用统计数据并区分国家讨论了各国不同生产部门的截面增长速度以及长期趋势。作者认为，从截面数据看，各国经济存在不同发展速度的原因在于初始水平差异，并且因此导致在后续发展中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不同的国家中，进入经济高增长的时间是存在差别的，导致在发达国家中间经济实力的变化。

☆制度、人事、案件交织，绘刑部260余年沧桑变化
☆国法、人情、利益错综，窥清王朝统治的底层逻辑
☆传神写照技术型刑部官员，刻画法律精英们的精神侧影
☆细致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部门、地方官员的往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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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等史料，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详细梳理。同时，在制度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的考察，刻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的驳议往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法理、人情、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重博弈。
全书通过分析清代皇权在刑名体系中的环节性作用，揭开了有清一代如何提升刑名体系的运作效率，以维持全面制度化治下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由此缓解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 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及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 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 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以及“碎片化” 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

本书通过对清代性规范的研究，探讨了国家将部分性行为定为犯罪的社会背景。长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长期以来都被要求遵守不同的家庭道德和性道德标准。清朝政府则建立了一种新的性别制度，它规定了跨身份界限的性道德和刑事责任的统一标准，所有人都应遵守婚姻中界定的性别角色。这种对性行为规范的转变，表现在官方对通奸、强奸、鸡奸、寡妇贞操和卖淫等指控的处理上，代表着帝国政府努力应对令人不安的社会和人口变化。

「内容简介」
一个和平“爆发”的年代？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
文明的冲突是一个过时的预言？
……
面对林林总总的政治问题，作者带领我们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在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两个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下，建立起观察的参照系，将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去分析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讨论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与国家能力，以及文化和经济对政治变迁的影响。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当我们将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能从此时此地抽离，获得一种俯瞰的视角，进而再聚焦定位现实，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名人推荐」
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
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刘瑜
以比较的视野辨析相似与差异，从妙趣横生的事例引向缜密的逻辑推论，澄清认知的盲点和误区，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抵达高深的学理分析，最终揭示政治世界的种种奥秘。刘瑜的写作天赋与学术训练功力都已为人所知，在这本书中，二者达到了几近完美的融合，为我们呈现出真正深入浅出的典范。
——刘擎
什么叫“可能性的艺术”？在这个年代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整套影响我们生活、塑造我们日常社会行为的政治制度，还有什么可能吗？
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制度的出现、形成、演变的空间何在？很多时候要透过比较才看得到，而由刘瑜老师来讲述，则是再精彩不过了。
——梁文道
「编辑推荐」
★ 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继《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出版近10年后，政治学者刘瑜新作出版。在保留其理性而灵动的语言风格、清晰而缜密的逻辑叙述的基础上，这一次，她带我们跳出一时一地的政治，从高处看国际格局，形成广阔的俯瞰视野。
★ 全方位、多角度的政治比较视野。围绕比较政治学两个核心维度——政治转型和国家能力，将不同国家、地区、古今纳入其中，带来全方位的比较。同时，书中不仅有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的分析，也有对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墨西哥、泰国、智利、伊拉克等的介绍；在分析经济发展、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时，也会剖析失败案例，以此突破认识的偏见，将当下问题纳入历史长河，以历史为尺度，形成看问题的比例感，跳出现象，对问题做出公正的判断。
★ 政治在社会中，从政治之外看政治。“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政治在文化中”。本书通过分析南非的转型、智利经济政策的选择、美国的社会运动以及韩国的观念变迁等，带我们认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途径，理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制衡关系、政治选择与政治行动的可能。
★ 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化为通俗的讲述。本书基于作者在看理想平台的音频节目而成，保留了作者通俗的讲述风格，同时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优秀的写作能力以及对现实的敏锐分析，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以易懂的方式讲给我们听。
★ 对多变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思考，形成社会洞察力。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政治的多变与不确定性让我们对它的思考很难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将“此时时刻”和无数的“他时他刻”联系起来，以此形成明晰的社会洞察力。
★ 于差异中寻找规律，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政治是复杂的，但不是随机的。本书通过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将每个国家编织在同一网络下，以此理解他国，也照见自身，于差异中寻找规律，进而定位现实，理解我们自身。

全球领先骨科专家，撰写外科手术400年诞生、完善与突破的“深度传记”
从令人作呕的中世纪“坏医学”，到今日全面修复人体的移植手术革命
一段科学、艺术、想象、疯狂、勇敢和耐心构造的医学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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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0代人当中，只有最近的5代人才享有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而在此前医生的“照护”几乎毫无帮助，甚至可能致命。只有最近50年里，我们才凭借移植对身体进行“以旧换新”。外科手术从何处诞生？下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外科技术会是什么？
大卫·施耐德医学博士以自身亲历的鲜活手术室故事，切入从古希腊到21世纪的外科学历史。文艺复兴以来杰出而疯狂的医生，凭借其勇气、耐心与想象，剖开人体，探索疾病的成因、认识细菌和感染的由来，用外科技巧干预人的生命进程。今日的医生重访医学先驱的时代，见证这些孤独天才的人生。
20世纪以来外科学的重大突破，则不仅停留在知识探索的层面，也关系到医疗设施的变革，医疗器械的产业化和医疗保健制度的突飞猛进。这些共同促成了施耐德医生最为熟悉的领域——植入手术的革命。一百多年前的人类很难想象，以合金替代磨损的关节，用小巧电子装置维持心脏跳动，甚至在大脑中放入电极，调节我们的神经。
而今体内植入物遍及全球，仅在美国一年的植入性手术超过1 700万例。未来我们将很难找到一个身体中不存在植入物的现代人。外科学的进步从未停止，能够植入我们身体的新零件也不断增加，未来的手术将如何重塑我们的身体，改造我们的功能，延长我们的寿命？“半机器人”时代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吗？

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见解独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对物质结构、空间、时间以及引力性质的研究，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人类思想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爱因斯坦不是一位仅专心自己专业领域，深居象牙塔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对人的天性了如指掌，对人间疾苦充满同情，为社会的各种不公正进行斗争的行动家。
除了科学论文外，爱因斯坦发表了大量有关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观方面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友谊、犹太人、纳粹德国等诸多方面。本书以影响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收录了《观念与见解》《爱因斯坦晚年文集》里的及散落别处的相关文章，编译出一个独有的《我的世界观》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翻译成中文出版过。
爱因斯坦表达了自己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科学家的看法。读者通过爱因斯坦的双眼，回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回溯20世纪初科学发展进程。居里夫人、洛伦兹、玻尔、朗之万……这些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面临的压力，他们的抗争与奋斗；看到爱因斯坦讲述自己的成长和奋斗，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责任与思考，观点与态度；以及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之路。通过这本书，人们将会对爱因斯坦产生更加完整的认知。他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见解独到。
通过《我的世界观》我们将走近伟大的灵魂，认识一位诙谐幽默，充满个性的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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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完整收录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文章，有20多篇珍贵文章初次译为中文：
爱因斯坦是一位几乎所有人都熟知但又并不深知的大科学家，因为太著名，写他的人很多，读的人也就跟着读了很多别人写的爱因斯坦，却忽略了爱因斯坦本人的文字，人们鲜有机会去触碰爱因斯坦的学术论文和大部头的《爱因斯坦全集》。
这一版《我的世界观》把爱因斯坦对人生、科学、教育、战争、友谊、自由、宗教及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的文字完整编译在一起，让我们通过这一本书，与伟大的灵魂深度对话。
本书以影响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收录了《观念与见解》《爱因斯坦晚年文集》里的及散落别处的相关文章，编译出一个独有的《我的世界观》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翻译成中文出版过。
2.可信、可靠的版本：
本书编译者方在庆博士，是国内著名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一直从事《爱因斯坦全集》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组织策划过大型爱因斯坦科普展览，精通德文，在编译中文版《我的世界观》的过程中，与《爱因斯坦全集》主编、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博士保持密切联系，反复讨论内容的科学与准确性，力求最大程度上为中国读者还原一位真实的爱因斯坦。
本书基于德文原版翻译，消除了多处英译本转译造成的错误和语义损失，如影响较大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流传较广的一处译文“猪栏的理想”，是难以理解的错译，对理解爱因斯坦原意造成很大困扰，等等。
方在庆博士在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前都加了详尽的导读文字，给出文章的出处、写作时间和背景、发表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是增进理解爱因斯坦非常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3. 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
跟爱因斯坦一起，回看20世纪初世界科学大爆发，他本人对相对论的解读，他独行者一般的奋斗，同样，通过爱因斯坦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身处世界大战中其他科学家的抗争和坚持。作为亲历者的爱因斯坦是20世纪初科学大爆发的直接见证人和参与者，在这本书中，爱因斯坦对20世纪上半叶科学界涌现的其他科学家的重要理论进行了天才的解读，如洛伦兹、居里夫人、普朗克、赫兹……以及他对前人——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有趣评价。
爱因斯坦与玻尔亦敌亦友，在他们一次次的争论中推进了量子物理学的产生，为我们走进电子时代奠定了基础，才有了现在计算机互联网。
犹太裔德国科学家的身份给爱因斯坦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戏剧性，逃离德国移民美国之后，他的言行以及对外联络都在FBI的严密监控之下。他签署了那封要求罗斯福总统研制核武器的信，使美国成为在“二战”中唯一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而最终他是通过广播得知了“曼哈顿计划”这件事。在去世前一年，爱因斯坦说：“我一生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签署了那封要求罗斯福总统研制核武器的信。”
爱因斯坦本身除了是个科学家，更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堪称专业，对于科学和爱情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但是为人又很有个性，既聪敏，又充满幽默感。这和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中看到的人物点评或者丰功伟绩比起来，更真实也更有亲切感。
4.独特的装帧设计
本书的设计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用爱因斯坦举世闻名的质能方程E=mc2勾画出他广为人知的顽皮形象，千变万化的流光溢彩，体现爱因斯坦多彩的一面，他的文字、他的思想，富于变化，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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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杨振宁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博士 美国版《爱因斯坦全集》（卷一、卷二、卷三）主编、前波士顿大学教授、爱因斯坦研究专家
★陈难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林 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
★刘 钝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科学文化评论》主编、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Effective Member），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Overseas Fellow）。历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级教授
★王渝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副所长、中国科技馆前馆长
★姬十三 果壳网创始人
★尹传红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邢志忠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而是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的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日后的发展进程。爱因斯坦逝世几十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学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杨振宁
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
——霍金
这是一本很值得深思，很值得玩味的书。说爱因斯坦是孤独者，是的，但是他拥有最多的读者。他对普天之下的爱和普天之下对他的爱是如此深刻和持久。说他没有学生，这么多的学者都在学习和领会他的每一句话。最孤独的却成为多最广为接受的。
——陈难先 院士
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是一部展示这位大科学家在那个阴云密布的年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充满智慧的日常思维的文集（按照国内的做法，也许要归于“随笔集”之类）。读了这部文集，通常立于大学物理系门前满脸皱纹的爱因斯坦雕像在我眼中突然间活了起来，不再作闭目沉思状，而是目光炯炯，直指人心。书中无数格言警句，都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最让我感佩的还是他的那些“夫子自道”，这些话语并没有丝毫炫耀或标榜的意味，而是朴素地展示出在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怎样的。
——邓晓芒
这本《我的世界观》汇集了爱因斯坦有关政治、哲学、宗教、历史、人生、和平，以及科学普及等多方面的论著，体现了一个伟大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多彩人生与精神世界。编译者方在庆教授一直致力爱因斯坦与德国科学文化研究，全书编排合理，译文忠实流畅，并尽力提供了每篇文章的出处与相关背景，为中国读者更全面认识爱因斯坦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
——刘钝
爱因斯坦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充满人文智慧的哲人。他著作等身，但当下要找一个可靠又可读的文本却不容易。方在庆研究员编译的《我的世界观》，把爱因斯坦文献中的思想精粹集中起来了。丰富的内容，隽永的文辞，的确赏心悦目。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这本书堪为普通读者通向经典的桥梁。
——刘大椿
爱因斯坦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他在科学史上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我的世界观》让我得以跟伟人近距离谈话，我看到一个正直、独立、可爱，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妙想的天才。感谢方博士的还原了这样一位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令我受益匪浅。
——姬十三
方在庆老师编译的《我的世界观》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从中我读出了爱因斯坦他老人家在为人处世方面的特立独行和实在。尤其像“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的金句发人深省，而像“我很幸运能与居里夫人保持20年高尚而纯洁的友谊”则令人读过莞尔一笑——似乎与伟大的异性保持纯洁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名人并无崇拜心理的我愿意强烈推荐这部书，因为爱因斯坦毫无疑问是所有科学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学习的那一个，无出其右。
——邢志忠

《佛教逻辑》是由三部著作所组成的丛书的最后一部。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说明亚洲史上堪称最为强有力的思想运动。这种思想运动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印度斯坦流域，逐渐地扩张到几乎整个亚洲大陆，以至日本和印度群岛。因此，这几部著作讨论的是中亚和东亚的主要思想的历史。《佛教逻辑》是关于佛教逻辑的一部权威性著作。作者通过对梵、藏原典的研究，并借助西方政治理论，对代表印度逻辑最高成就的晚期十乘佛教的逻辑理论作了系统的阐释和评价。

欢迎翻开第三版!每当像认知神经科学这样的新领域出现时，人们对它的前途并不总是信心满满，甚至怀疑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对新领域的新鲜热情就像看着一只第一次站立起来的小鹿一样，她能行吗?这崭新的生命能否发育长大?这新的生命中能放射出真正的意义吗？10年后的今天，认知神经科学已经空前繁荣。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体察这种进步：领先的大学已经着手实施创新举措，旨在发展专门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向，以便为研究者提供这一领域研究所需的工具和跨学科研究的机会；新杂志每年都在创办，以适应认?神经科学新分支中文献数量的指数型增长；由于与会者人数激增，认知神经科学学会的年会年年爆满：从第一次会议时的400人陡增至2008年第十五次会议时的1800多人。

《生物心理学(第10版)(通用教材版)》是研究行为生物基础的一门科学，它试图从生物学和进化学的角度对感知觉、认知和行为进行解释。
《生物心理学(第10版)(通用教材版)》取材广泛，综合了比较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心理药物学、神经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探讨了大脑与神经系统的解剖、感知觉加工、运动控制、动机情绪、精神障碍、学习与记忆、语言和认知等方面的理论及观点，着重解释了行为及心理现象背后的神经过程和神经机制。
詹姆斯•卡拉特擅长用浅显有趣的文字讲解科学道理，该书被誉为本领域教材中的“首选”，詹姆斯•卡拉特也因此被称为生物心理学领域内的“戴维•迈尔斯。
《生物心理学(第10版)(通用教材版)》适合心理学、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广大师生和研究者使用。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
发表后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法国美第契散文奖（2013）、俄罗斯「大书奖」读者票选最佳文学作品（2014）、波兰卡普钦斯基报告文学奖（2015）
本书是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关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采访了生长于理想之下的俄罗斯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国家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想。德国媒体盛赞该书撷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后苏联时代图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作者在书中借助于心理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理论以及历史学家的理论，审慎地得出主体性和自恋的观念。论证的结果是通过对笛卡尔和康德以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行一丝不苟的分析得来的。作者有至于创造一种非主体主义的自然主义形式的文化。劳伦斯•E.卡洪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著有《公民社会》、《哲学的终结》等。

本书中残雪解读了《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十部悲剧。单看书名似乎很难看出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然而在进入残雪的文字之后，看见反复出现的这样一些字眼：“生命与死亡”、“肉体与灵魂”、“人性与世俗世界”、“黑暗与光明”，看见残雪惯有的那种肃杀的文风，便觉得“地狱中的独行者”与这本书如此地和谐。
我这本书要描写的，是艺术家的灵魂。你可以将其看作作家的艺术自我，也可以看作解读对象中的那些核心人物。这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主动下到地狱，经历恐怖，经历对自身的制裁，为的是获得解放。由于采取了这样一个视觉，我对西方经典文学的批评就站到了同我们以往的批评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在我的批评里，不存在那种所谓“社会”，“历史” 之类的外部的，表层的东西，一切对作品的解释，都是基于艺术本身的规律，基于我在特殊视角中对于灵魂，对于人性的探讨。当时之所以采用这个书名，是为了让人一目了然，领略新型阅读的本质。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收录了十三篇茨威格不同时期的作品。作为弗洛伊德的好友，心理分析理论在茨威格的作品中得到最完美的应用。在他的笔下，人物不再是单薄的名字背后的某个典型形象，而是富于多样的人性特征。《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女主人公在四十岁的时候，出于一种高尚的感情，去挽救一个素昧平生的赌徒，却由于瞬间激情的驱使而失身于这个她连姓名也不知道的男人。激情与情欲是茨威格小说创作的主题，也是他作为“灵魂的猎者”施展本事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