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本书主要谈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最后两章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本书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
《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收录了作者讨论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和社会公正的二十篇论文。他在自序中称，这二十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与心路里程。他坦言，这个旅程是从八十年代的问题研究到九十年代的主义议论的过程。这二十篇文章构成了秦晖自己所云“问题—主义—问题认识”循环中的一环，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由的价值关怀。秦晖先生将这二十篇文章置于三个标题之下，即“古典商品经济与古代社会”、“市场理性如何实现”和“市场、改革与公正”。第一部分的七篇文章是研究问题的成果，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汉代的商品经济。表面上看来，它们与自由无关，实则在严谨的学术叙述之下，秦晖先生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他的终极关怀。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所谓的“主义”部分，直接围绕着自由和公正展开。除自序中的扼要心路介绍之外，作者并没有安排一篇统领全书的文章，解读其思想的任务因而留给了读者。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认识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
这里献给读者的主要是值得中国知识阶层好好读读的20世纪的文献，有的篇章则是2l世纪的记录。全书以“苦难记忆”开篇，然后分九个单元分别阐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极端年代”、“革命年代”……人们用各种词语描绘20世纪。决定20世纪世界面貌的是几件大事：上半叶在1929年至30年代初达到巅峰的历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下半叶科学、技术神奇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贯穿其中的则是苏联的崛起和瓦解。
这些事件深深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人来说，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至今仍是尚待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19世纪大清帝国的沉沦，还是20世纪中国走过的如此迂回曲折的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反映。百年回眸，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不幸。它是黑白参半的怪物。与高楼大厦一道映入眼帘的是贫民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是杀人艺术的精进；富强的西方与贫弱的被奴役的东方孪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噬下1000万无辜冤魂，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5000万刷新了杀人记录，其中2500万是中国人，还有几百万犹太人。人们激愤地诅咒：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道义的愤慨，国破民困的积怨，归结为一句话：冲破旧世界的牢笼!
面对作为典范的西方社会经济如此不平等的现实，应该让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子一役”！这是孙中山在世纪初提出的救世方案。可是，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国民党交出的成绩单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加上政治上特务横行、恣意剥夺公民自由的专制统治。
另一批中国人冀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大智慧，用以自救和救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和后期的梁启超、章土钊都曾为此大声疾呼。可是，除了牵强的比附和一厢情愿的设计，中国自身传统中缺少的正是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及其保障机制——法治、民主和宪政。
人们曾把苏联的崛起看作新世界的曙光，但密封的大墙一旦裂开，人们清晰看到的是：无法让本国人民吃饱肚子的农业集体化，是以饿死500万人为代价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几个五年计划实现的工业化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视人如草芥的古拉格群岛!
经过明末清初以降400年中西文化的冲撞，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不少中国人终于大彻大悟：承认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是相同的；“与国际接轨”逐渐成了流行用语，并在一些领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核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即个人自由；各种制度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运作的。这是现代社会的底线，也是检验一切思想观点正误的试金石。早在19世纪90年代，面对甲午战争失败的严峻局面，严复破门而出作狮子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西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

金融危机并未远去，二次探底风险剧增。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前景难测，根本原因在于真实增长的根基已经动摇。超发货币、财政透支一用再用，还能再用多久？
舍重建无他途，夯实根基是当务之急。风雨飘摇，传统的政府救援还能起作用么？世界各国能否实现全球治理改革？能否重塑货币与财政纪律？中国经济风险已现，是坐享“世界工厂”余荫，还是深化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向民间开放，加强产权和创新机制的保护，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是财新传媒2011的年度报告，全书包括反思中国模式、分析当前的焦点问题、寻找改革途径、2012年最紧要的问题等四部分内容。

这本文集的内容涉及农业与农村问题、改革与社会公正以及历史文化等三个方面。作者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视角，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和农民的境遇，揭示了农村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制度原因；探讨了中国转型期的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作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改革要高扬公正的旗帜，极力倡导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作者还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透视。无论是探讨农村问题，还是研究改革和社会公正以及历史问题，作者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问题的症结，为中国历史和现实把脉。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既流淌着人文精神的血液，又渗透着对世俗的关怀，作者既倡导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又深切地关注着底层大众的生活——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将人文关怀和世俗关怀统一于自由主义理念是秦晖同其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
“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制”则是要持守底线。成其是百姓之思应无涯，官员之行应有制。

由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本文探討鄉企轉制的意義和趨勢，並指出在轉制過程中，股份化和拍賣所帶來的問題，其中尤以集體資產的流失為最嚴重，從而達致「寧可慢些，但要公平些」的結論。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
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本卷选录的是古代各大文明的经典文献，展示了与浮华的当代相距最远的那些时代的文明精神。与那些时代已经隔膜得太久太久的我们，今天暂且坐下，左手捧茶右手展卷，聆听智者的声音，跟随先哲的足迹，追溯文明的起源，探索人类的精神，或许，可以医好我们的当代之“病”……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清华历史讲堂续篇》内容简介：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由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本书辑录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一组研究文章，以纵向的时间轴论，集中于明末清初；以横向的领域而言，主要从“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几支政治力量的战时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角逐。
全书分为四辑。
第一辑“从‘联明抗清’到‘南明史’”，从细致入微的考证与逻辑严谨的思辨入手，分析了南明、农民军、清廷三家政权之间的鼎立态势、纠缠关系，及此消彼长的形势变化，也分析了包括缙绅阶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
第二辑“西南‘国主’政权”，主要着眼于顺治四年占领云南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与制度，分析其经济与政治实践的特点与局限。
第三辑“李自成及其余部”，驳斥了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的传说，辨析了李自成余部所谓“后明韩主”及“定武政权”的子虚乌有。同时以精彩的考证分析，指出被误认为李自成的“奉天玉和尚”很有可能是明清之际川东的一个军阀——李占春。
第四辑探讨了李自成的归宿，追溯了一个被虚构的李自成谋士如何从小说进入史料的过程，评价了崇祯帝的作为，分析了明代中叶的“倭寇”问题。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紧扣“两会”热点，透视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秦晖、陶然、张曙光、李昌平、陈昌华、刘煜辉、陆磊、胡祖六、盛洪……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年度建言书。反思中国模式，寻找改革途径；分析当前焦点问题，厘清社会和未来发展迷局！《以利为利：求索住房与土地财政之路》关注住房、土地、户籍改革等焦点、热点话题。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正在经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