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的内容涉及农业与农村问题、改革与社会公正以及历史文化等三个方面。作者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视角，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和农民的境遇，揭示了农村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制度原因；探讨了中国转型期的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作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改革要高扬公正的旗帜，极力倡导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作者还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透视。无论是探讨农村问题，还是研究改革和社会公正以及历史问题，作者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问题的症结，为中国历史和现实把脉。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既流淌着人文精神的血液，又渗透着对世俗的关怀，作者既倡导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又深切地关注着底层大众的生活——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将人文关怀和世俗关怀统一于自由主义理念是秦晖同其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
“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制”则是要持守底线。成其是百姓之思应无涯，官员之行应有制。

金融危机并未远去，二次探底风险剧增。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前景难测，根本原因在于真实增长的根基已经动摇。超发货币、财政透支一用再用，还能再用多久？
舍重建无他途，夯实根基是当务之急。风雨飘摇，传统的政府救援还能起作用么？世界各国能否实现全球治理改革？能否重塑货币与财政纪律？中国经济风险已现，是坐享“世界工厂”余荫，还是深化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向民间开放，加强产权和创新机制的保护，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是财新传媒2011的年度报告，全书包括反思中国模式、分析当前的焦点问题、寻找改革途径、2012年最紧要的问题等四部分内容。

认识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
这里献给读者的主要是值得中国知识阶层好好读读的20世纪的文献，有的篇章则是2l世纪的记录。全书以“苦难记忆”开篇，然后分九个单元分别阐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极端年代”、“革命年代”……人们用各种词语描绘20世纪。决定20世纪世界面貌的是几件大事：上半叶在1929年至30年代初达到巅峰的历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下半叶科学、技术神奇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贯穿其中的则是苏联的崛起和瓦解。
这些事件深深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人来说，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至今仍是尚待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19世纪大清帝国的沉沦，还是20世纪中国走过的如此迂回曲折的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反映。百年回眸，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不幸。它是黑白参半的怪物。与高楼大厦一道映入眼帘的是贫民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是杀人艺术的精进；富强的西方与贫弱的被奴役的东方孪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噬下1000万无辜冤魂，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5000万刷新了杀人记录，其中2500万是中国人，还有几百万犹太人。人们激愤地诅咒：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道义的愤慨，国破民困的积怨，归结为一句话：冲破旧世界的牢笼!
面对作为典范的西方社会经济如此不平等的现实，应该让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子一役”！这是孙中山在世纪初提出的救世方案。可是，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国民党交出的成绩单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加上政治上特务横行、恣意剥夺公民自由的专制统治。
另一批中国人冀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大智慧，用以自救和救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和后期的梁启超、章土钊都曾为此大声疾呼。可是，除了牵强的比附和一厢情愿的设计，中国自身传统中缺少的正是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及其保障机制——法治、民主和宪政。
人们曾把苏联的崛起看作新世界的曙光，但密封的大墙一旦裂开，人们清晰看到的是：无法让本国人民吃饱肚子的农业集体化，是以饿死500万人为代价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几个五年计划实现的工业化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视人如草芥的古拉格群岛!
经过明末清初以降400年中西文化的冲撞，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不少中国人终于大彻大悟：承认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是相同的；“与国际接轨”逐渐成了流行用语，并在一些领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核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即个人自由；各种制度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运作的。这是现代社会的底线，也是检验一切思想观点正误的试金石。早在19世纪90年代，面对甲午战争失败的严峻局面，严复破门而出作狮子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西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收录了作者讨论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和社会公正的二十篇论文。他在自序中称，这二十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与心路里程。他坦言，这个旅程是从八十年代的问题研究到九十年代的主义议论的过程。这二十篇文章构成了秦晖自己所云“问题—主义—问题认识”循环中的一环，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由的价值关怀。秦晖先生将这二十篇文章置于三个标题之下，即“古典商品经济与古代社会”、“市场理性如何实现”和“市场、改革与公正”。第一部分的七篇文章是研究问题的成果，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汉代的商品经济。表面上看来，它们与自由无关，实则在严谨的学术叙述之下，秦晖先生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他的终极关怀。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所谓的“主义”部分，直接围绕着自由和公正展开。除自序中的扼要心路介绍之外，作者并没有安排一篇统领全书的文章，解读其思想的任务因而留给了读者。

本书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
《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

本书主要谈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最后两章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本书为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学术大家主编之14卷《陕西通史》（1997年出版）中秦晖所撰写的部分内容，也即《宋元卷》全卷（秦晖为第一作者）、《明清卷》明代半卷、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运动一节（秦晖为该卷第一作者），现将此两卷中秦晖所撰写的内容合为一本，并由秦晖重新撰写序言而成。
宋元明的陕西，处于辽宋夏金元百年战争的最前线，犹如装满的火药桶，兵戈不断，也因此，这一时期的陕西史，实则辽宋夏金元各政权间的关系史和战争史，当然，更是一部各王朝的政治史。正如秦晖自己所说，“我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1.本书名为陕西史，实则辽宋夏金元各政权间的关系史和战争史，当然，更是一部各王朝的政治史。
2.陕西作为当时各国纷争的舞台，作者详细刻画了各个时期统治者对陕西的统治政策，如种家将抗夏、狄青的崛起、范仲淹治陕、木华黎经略陕西、廉希宪治陕，甚至还有马可·波罗眼中的陕西，细节完备，考证严密。
3.正如作者所说，他在写作宋元明陕西史时，“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因此，本书也不仅仅只是陕西的历史，更是各王朝的一个缩影。
我写宋元明的陕西， 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 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 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中国古代史领域过分突出“断代史”，尤其是各地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重点随“王气”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缺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只 讲辉煌不讲衰落，难说是真正的历史。何况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近代以来全球王气不再，历史更加异彩纷呈。帝王缺位，历史便成鸡肋，这种状况也应该改变。
——秦晖

本书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
《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苏联社会结构的大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自发调节的共识成为了一种改革方略的主体，变幻着各种非市场化国家的内部结构。非市场化的社会形态已成了落后的典型标志，人们纷忙急于脱去这个影响自身形象的外衣，罩上有些市场化标志的东西，不管是一件长袍，还是一顶毡帽，总之必要挂上点什么，以显时尚。
东欧与中国经济社会大有不同，其变革途径也许并不适合中国，但东欧诸国在变革之中经历的社会再造、政府改革、重塑公平等种种难题，也将是中国将来要面对的挑战。《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Ben shu shi zuo zhe de yi bu wen ji, bao kuo pi fu zhi yan, wen ti yu zhu yi, ta shan zhi shi, wen hua yu zhi du, si shi er huo wu ji, fan ying liao zuo zhe dui zhong guo yu shi jie fa zhan li cheng zhong yi xie biao ceng yu shen ceng wen ti de kan fa.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内容简介：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历史演变过程的阐述，基本上可概括为两点：一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从社会主义革命角度谈农民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要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合作化道路等。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不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由秦晖所著。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从南非发现另一个中国，反思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
曼德拉病危使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对南非的关注中，秦晖注意到发生南非“部族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他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以及两国类似现象的制度背景，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入到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
主要观点：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被诅咒的。
——“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从南非看中国
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武装夺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装去摧毁宪政民主。
——新南非十九年

“高调再高，苟能律已，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为了约束行政权力，对强势一方的舆论监督实际上不能不依靠“有错推定”原则，即强势一方在公共舆论面前必须承担“无错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换言之，强势者在舆论面前充当“被告”时不能要求弱势批评者承担有错举证责任。
产权改革本身只是一个设置交易权利(即“产权”本身)的过程。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是确立所设置的交易权利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如果本末倒置，以降低交易费用为理由损害权利设置的合法性，那就会给以后的公信力造成隐患，到头来可能是反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本书分为14讲，收录了《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人权的多元文化认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从杰弗逊思想谈起》、《什么是经济民主》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