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当中的二三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对于中国，则是风云变化的几十年。在这当中，中国自二次鸦片战争后，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其中，中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走向了民国；新思潮开始传来，旧制度渐渐走向衰退。千疮百孔的中国也正向着更光明的明天前进着。
在这二三十年的历史河流中，留下了许多亦正亦邪的人物，慈禧太后（吕中 饰）、李鸿章（王冰 饰）、袁世凯（孙淳 饰）、孙中山（马少骅 饰）等他们被记载在历史课本里，和中国的历史相挂钩。借由这部剧，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那个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时代。前路虽然艰辛，但我们也正一步步向前迈进。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 《马基雅维里时刻》绕开后人归纳出的理论概念，返回历史语境的细节之中，揭示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这一复杂过程，表明“在现代早期，除了自由主义的历史之外，还贯穿着共和主义的历史，前者的主题是法律和权利，而后者则依据德行来思考人格”。
·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J.G.A.波考克最有名的巨著，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
· 著名翻译家、政治思想研究专家冯克利教授翻译。
《马基雅维里时刻》对于马基雅维里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国家观念在现代的延续性，进行了历史的、社会的经典研究。波考克提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重点在于共和国面对其自身在时间中的不稳定性的时刻——“马基雅维里时刻”，并转而论述共和思想在清教徒英国和独立革命时期美国复兴，认为美国革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行动。

《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就人类自由之性质的两种对立理论提供了一份精彩绝伦的比较性研究。其中第一种起源于古典时代，是古罗马公共生活所遵循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内核，此论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臻于鼎盛，而在当代政治理论家关于共和主义的大量近期讨论中，一直是个焦点议题。这一思维模式的最可畏敌手是托马斯•霍布斯，他对它的质疑之举，构成了英语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一次不折不扣的划时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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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是由东方历史学会发起的一份面向高端受众的系列历史读物，倡导丰富、细腻、从容、生动再现历史情境、给读者以深刻历史感的历史书写方式，力图改变当前历史写作要么功利、僵硬，要么流俗、浅薄的现状。
《东方历史评论》倡导的阅读观念是：“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
本辑《东方历史评论》选取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为专题，多角度梳理了事件细节和当时主要人物对此案的参与及观察评论，再现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坛斗争情形，并深入追问：为什么对宋案的处理会最终影响历史的走向，最终导致民初共和尝试的失败？寻找百年共和失败的密码，领略重大转折关口历史的运转机理和脉络，宋案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本辑“影像”栏目为“苏联解体20年群像”， 著名摄影师苏里于苏联解体20年之际，走访了8位涵盖各阶层的典型人物，从他们的面庞和思考里窥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冲击与重塑。
此外，本辑还收入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谈论全球化语境下不平等的加剧侵蚀自由民主制度赖以栖身的中产阶级基础、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回顾第三帝国形成等的文章；书评栏目重点推介了《帝国的精神生活：一段18世纪的家庭史》、《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等几本近期比较受关注的书。

本书为台湾政治学者萧高彦教授以共和主义思想家理论体系的阐述为主轴，并且辅之以思想史以及时代问题意识背景，力图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想提供全面性的观照以及系统的分析。本书最初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2013年出版，此次中文简体字版据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排印，为在中国大陆地区首发。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典范，渊源于古典时期希腊与罗马的政治思辨，并且在文艺复兴之后，与现代民主政治及宪政主义结合，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轨迹。在清末民初，也曾经对中国的政治意识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追溯西方共和主义的思想史，分析的对象包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亚维里、卢梭、孟德斯鸠、《联邦论》、西耶斯、康德、黑格尔，以及当代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施密特与史学家斯金纳。作者以“史论”的体例，详细地分析了每一位思想家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概念架构，以及论述精义。本书呈现了古典共和主义以权力平衡为核心的政治艺术，以及有现代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共和理念与宪政主义以及人民主权分别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宪政共和主义”与“民主共和主义”的对立与辩证发展。

在现代历史之初，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经验为古典政治观的重新流行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自1494年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的衰落至1530年最后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亡期间，共和主义思想得到了最热烈、深入的讨论。而这一时期，几乎正与马基雅维里担任公职、写作政治学著作的时间重合。可以说，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考从一开始就与他在共和国的角色和职责密不可分。
本书汇集了当今最著名的法学、哲学、历史学与政治思想史学者对马基雅维里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将其置于欧洲共和主义传统语境中，力图还原马基雅维里写作时期佛罗伦萨的历史语境，呈现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与罗马共和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为后世留下的共和主义遗产。

《夏村社会》一书，沿着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理论脉络，通过对江南“夏村”精致的民族志描写，提出了“差序场”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深刻认识当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村庄社会的特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
作者认为，当下的中国东部沿海村庄已经由横向的社会整合，转变为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相结合的格局，由此，作者发展出“差序场”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并以此为核心，在村庄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位一体的层面，以行动和结构互动为特征，以村庄日常生活的意义构建为内容，形成了与汉学人类学传统经典理论的对话，将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作者学理的积淀比较深厚，语言细腻，哲理性较强，故虽是“故事”，读来也十分耐人寻味，并富于理论启发，是目前国内村庄民族志研究中出现的比较优秀的田野实验民族志文本。文本理论性强，与相关理论进行了有深度的对话，达到一定的高度，又较具可读性，而且，作者在故事的铺陈中融叙事与理论分析为一体，将社会学分析融入到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呈现之中，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易中天：“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美国《联邦宪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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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风云》初版于2004年，如今却毫无陈旧之感，反而越来越适合在“此刻”阅读。
所谓历史，由一系列选择所造就；所谓政治，其实是做出选择的智慧。
在1787年的费城会议上，美国人做出了一系列艰难的选择，起草了《联邦宪法》。然而美国人做选择时的底线很简单，只不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几个字。即便展开来，也不过这样一些内容——
•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
•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伸冤的权利。
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而不是一个国家；直到现在，把美国各州统一起来的，是《联邦宪法》，规范着联邦政府、美国总统和全体国民的，也是联邦宪法。可以说，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这样一部宪法的诞生过程，怎能不让身处地球另一面的我们深深反思。
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者理念，而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据此，美国人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在二百多年前由一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创造出来，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费城风云》再现了美国《联邦宪法》诞生的过程，在本书里可以看到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惊心动魄，领略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等风云人物的智慧与胸襟，以及各州代表在坚守共同底线的前提下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最终伟大的妥协。第二部分《隔岸观火》收入易中天论美国政治的四篇文章。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讲述了：共和主义关于政治秩序创建和政治制度构建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无疑具有某种示范和借鉴作用。作为“自由国度的尾随者”，中国的政制变革要健全有序有效地进行，就必须兼顾民主共和主义与宪政共和主义两个面相，并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这样一种认识下，在策略层面上援引阿克曼关于宪法政治和常规政治的区分，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制变革，是有一定启发的。共和主义关于政治秩序创建的论述昭示我们，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自我立法可以追溯到奠基者决心制定一部宪法之时；但是，不管这里的奠基者是“大人物”还是“人民”，都必须自我设限，以避免过分强烈的决断论倾向。在这一点上，既有马基雅弗利的教导:“君主的随心所欲乃系疯狂，人民的随心所欲实属愚蠢”；

本书收入近年来部分重要论文，冠名以“从革命到共和”，乃取自张灏先生“转型时代”的概念，即自清末到民国，知识群体互争雄长，推动思想潮流，建构公共空间，而报刊杂志等传媒则起了关键作用。本书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例，探讨晚清“革命”话语的理论与实践，而关于拿破仑一文说明其英雄传奇在中国的传播轨迹，到“新小说”中却被描画成“英雄末路”，意味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对于“革命”价值的接受出现某种转折。
本书主要论述民国时期的都市通俗文学、电影与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关系，描绘文学与文化多元竞争的盛况。重点之一是针对现下学界的流行看法，强调“通俗”（即“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在大众启蒙及打造时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切入都市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共和”宪政的自由与民主理念。

刘小枫教授的《百年共和之义》从古典政治哲学视角出发，力图彰显关键人物和事件的思想史意义。对于毛泽东和“文革”，作者以为，“文革”的精神遗产是激进启蒙观念导致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战。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已走过百年共和之路。刘小枫就百年共和之义，以敏锐的眼光从思想史角度选取关键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和事件（如抗美援朝），考察中国百年的民主共和思想在古今之争背景下的跌宕历程。
《百年共和之义》所收录的这些文章，不仅仅要为将来的历史思考留下备查的文献，更重要的是，作者从古典政治哲学视角出发，力图使百年共和的关键人物和事件越出单纯的现代范畴，在最为广泛纵深的思想史层面彰显其意义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中，对作为美国建国理据的政治哲学，迈克尔·扎科特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全面研究了辉格党或反对派传统在英格兰的发展情况，论证了事实上存在着三种反对派传统：新教徒的、格劳秀斯的和洛克的传统。在英国内战前，找到“一个真正的新教政治”的努力激发出了第一种反对派，他们的努力在王位空缺期行将结束之际被认为是失败之举。复辟期间出现的辉格党找到了一种为政治提供理论基础的方式，脱离了先前阶段的宗派神学冲突。辉格党特别受到荷兰的自然法哲学家格劳秀斯的影响。然而，正如扎科特所指出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洛克已经取代格劳秀斯成为辉格党的哲学家。扎科特的分析以对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两人合用“加图”为笔名）的敏锐考察而结尾。据他辩称，加图将洛克的政治哲学与先前的辉格党政治学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全新有力的合成体，正是这种“新共和主义”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离开欧洲大陆的哲学依据。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研究结果显示，近40年来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等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认为，阶级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挑战，包括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产生一些两难选择；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避免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要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还回答了围绕着阶级阶层的一些热点议题。例如，怎样理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前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社会阶层真的“固化”了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有多大规模？中同农民怎样才能普遍富裕起来？现阶段的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为何没有引起社会震荡？为什么当前很多民生问题表现为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什么是新集群行为或非直接利益冲突？为什么说要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指出要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关系，必须充分认识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任务；解决阶级阶层矛盾需要全面贯彻民主法冶，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要引导社会舆论和把握社会心态。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因此要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做好在这方面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谋篇布局。

“人人生而平等”——
我们相信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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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精炼而又权威的美国革命史。1776年至1787年间，这场发生在西方世界边陲的革命，是如今世界第一强 国的发端。18世纪中后期，北美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经济暴政的反抗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一场集军事、政治、社会和精神变革于一体的大革命。 美国革命因为它特有的戏剧性和开创性，吸引了当时全世界的目光。临时组建的革命军，将领没有经验，士兵衣不蔽体，却击败了当时世界上*强大的英国军队。美利坚人急切要摆脱专制与压迫，而在广袤如北美的大地上建立共和国，当时鲜有历史先例或思想先哲为他们背书。但美国的国父们却成功了，为后世建国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政治理念。
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没有贵族封号，没有世袭统治，权力来自人民——绝大多数人类成员此前从未想象过的图景，却被美国革命实现了。美国革命创造的奇迹，让美国人逐步摆脱了身居西方世界边陲荒野的自卑感。他们感到，自己的祖国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北美大陆的广阔天地，是人们享受天赋权利、实现政治梦想、发扬实干精神的天命之地。

希腊化罗马时代是各种“新哲学”纷纷兴起并威胁古典哲学基本框架的时代。公元一世纪的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45年-120年）如中流砥柱奋起捍卫古典共和的高贵理想：他的《道德论集》和《希腊罗马名人合传》机智、深刻、典雅，富于激情和风趣，魅力无穷，不仅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而且在近现代的西方世界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普鲁塔克”这个名字在西方已经远远超出学院的门墙。它几乎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时代精神的代表，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

The Twilight of the Republic
要厘清共和主义复兴的意义和限度，我们必须从政治思想的历史叙事和美国宪法的个案研究进展到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在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的层次上阐明和澄清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
自由主义是一种自我颠覆的学说；基于这个理由，它的确需要一种来自社群主义的周期性的矫正。
——Michael Walzer
共和主义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Jean-Fabien Spitz
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George W. F. Hegel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冲突支配了1980年代的政治论争，特别是在此前被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讨论所支配的英语世界。超越这种对立的替代性运动的建议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乎意料的方式提出来的：所谓出乎意料首先也是就英语世界而言的；而这种超越则是通过回到从古代特别是从罗马共和时代继承下来的一种虽然无可指摘但却“被人遗忘的”共和传统而实现的。
——Alain Boyer
“共和译丛” 应奇 主编
《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 应奇、刘训练 编
《自治的踪迹》 [美]弗兰克•米歇尔曼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 [美]迈克尔•扎科特
《人同此心》 [澳]菲利普•佩迪特
《心同此理》 [澳]菲利普•佩迪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以新疆区情与历代屯垦戍边的思想源流为切入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头一次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的特殊体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对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运行模式进行了独立思考，并对新形势下新疆治理与兵团发展前景提出r作者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