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 《马基雅维里时刻》绕开后人归纳出的理论概念，返回历史语境的细节之中，揭示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这一复杂过程，表明“在现代早期，除了自由主义的历史之外，还贯穿着共和主义的历史，前者的主题是法律和权利，而后者则依据德行来思考人格”。
·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J.G.A.波考克最有名的巨著，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
· 著名翻译家、政治思想研究专家冯克利教授翻译。
《马基雅维里时刻》对于马基雅维里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国家观念在现代的延续性，进行了历史的、社会的经典研究。波考克提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重点在于共和国面对其自身在时间中的不稳定性的时刻——“马基雅维里时刻”，并转而论述共和思想在清教徒英国和独立革命时期美国复兴，认为美国革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行动。

《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就人类自由之性质的两种对立理论提供了一份精彩绝伦的比较性研究。其中第一种起源于古典时代，是古罗马公共生活所遵循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内核，此论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臻于鼎盛，而在当代政治理论家关于共和主义的大量近期讨论中，一直是个焦点议题。这一思维模式的最可畏敌手是托马斯•霍布斯，他对它的质疑之举，构成了英语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一次不折不扣的划时代事件。

本书为台湾政治学者萧高彦教授以共和主义思想家理论体系的阐述为主轴，并且辅之以思想史以及时代问题意识背景，力图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想提供全面性的观照以及系统的分析。本书最初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2013年出版，此次中文简体字版据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排印，为在中国大陆地区首发。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典范，渊源于古典时期希腊与罗马的政治思辨，并且在文艺复兴之后，与现代民主政治及宪政主义结合，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轨迹。在清末民初，也曾经对中国的政治意识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追溯西方共和主义的思想史，分析的对象包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亚维里、卢梭、孟德斯鸠、《联邦论》、西耶斯、康德、黑格尔，以及当代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施密特与史学家斯金纳。作者以“史论”的体例，详细地分析了每一位思想家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概念架构，以及论述精义。本书呈现了古典共和主义以权力平衡为核心的政治艺术，以及有现代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共和理念与宪政主义以及人民主权分别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宪政共和主义”与“民主共和主义”的对立与辩证发展。

在现代历史之初，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经验为古典政治观的重新流行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自1494年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的衰落至1530年最后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亡期间，共和主义思想得到了最热烈、深入的讨论。而这一时期，几乎正与马基雅维里担任公职、写作政治学著作的时间重合。可以说，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考从一开始就与他在共和国的角色和职责密不可分。
本书汇集了当今最著名的法学、哲学、历史学与政治思想史学者对马基雅维里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将其置于欧洲共和主义传统语境中，力图还原马基雅维里写作时期佛罗伦萨的历史语境，呈现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与罗马共和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为后世留下的共和主义遗产。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讲述了：共和主义关于政治秩序创建和政治制度构建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无疑具有某种示范和借鉴作用。作为“自由国度的尾随者”，中国的政制变革要健全有序有效地进行，就必须兼顾民主共和主义与宪政共和主义两个面相，并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这样一种认识下，在策略层面上援引阿克曼关于宪法政治和常规政治的区分，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制变革，是有一定启发的。共和主义关于政治秩序创建的论述昭示我们，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自我立法可以追溯到奠基者决心制定一部宪法之时；但是，不管这里的奠基者是“大人物”还是“人民”，都必须自我设限，以避免过分强烈的决断论倾向。在这一点上，既有马基雅弗利的教导:“君主的随心所欲乃系疯狂，人民的随心所欲实属愚蠢”；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中，对作为美国建国理据的政治哲学，迈克尔·扎科特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全面研究了辉格党或反对派传统在英格兰的发展情况，论证了事实上存在着三种反对派传统：新教徒的、格劳秀斯的和洛克的传统。在英国内战前，找到“一个真正的新教政治”的努力激发出了第一种反对派，他们的努力在王位空缺期行将结束之际被认为是失败之举。复辟期间出现的辉格党找到了一种为政治提供理论基础的方式，脱离了先前阶段的宗派神学冲突。辉格党特别受到荷兰的自然法哲学家格劳秀斯的影响。然而，正如扎科特所指出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洛克已经取代格劳秀斯成为辉格党的哲学家。扎科特的分析以对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两人合用“加图”为笔名）的敏锐考察而结尾。据他辩称，加图将洛克的政治哲学与先前的辉格党政治学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全新有力的合成体，正是这种“新共和主义”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离开欧洲大陆的哲学依据。

希腊化罗马时代是各种“新哲学”纷纷兴起并威胁古典哲学基本框架的时代。公元一世纪的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45年-120年）如中流砥柱奋起捍卫古典共和的高贵理想：他的《道德论集》和《希腊罗马名人合传》机智、深刻、典雅，富于激情和风趣，魅力无穷，不仅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而且在近现代的西方世界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普鲁塔克”这个名字在西方已经远远超出学院的门墙。它几乎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时代精神的代表，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

The Twilight of the Republic
要厘清共和主义复兴的意义和限度，我们必须从政治思想的历史叙事和美国宪法的个案研究进展到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在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的层次上阐明和澄清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
自由主义是一种自我颠覆的学说；基于这个理由，它的确需要一种来自社群主义的周期性的矫正。
——Michael Walzer
共和主义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Jean-Fabien Spitz
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George W. F. Hegel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冲突支配了1980年代的政治论争，特别是在此前被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讨论所支配的英语世界。超越这种对立的替代性运动的建议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乎意料的方式提出来的：所谓出乎意料首先也是就英语世界而言的；而这种超越则是通过回到从古代特别是从罗马共和时代继承下来的一种虽然无可指摘但却“被人遗忘的”共和传统而实现的。
——Alain Boyer
“共和译丛” 应奇 主编
《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 应奇、刘训练 编
《自治的踪迹》 [美]弗兰克•米歇尔曼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 [美]迈克尔•扎科特
《人同此心》 [澳]菲利普•佩迪特
《心同此理》 [澳]菲利普•佩迪特

共和主义理论传统的复兴是近年来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在本书中，作者关注政治秩序的创建和政治制度的构建，对共和主义的理论主张进行了系统梳理，围绕现当代政治发展，深入探讨了与社会正义相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扩展而成，吸收了作者近年来的思考与研究成果。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通过分析古典共和主义的概念、议题与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梳理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兴衰历程与理论特点，及其对西方政治发展、政治想象、政治话语的贡献。下编展现在现代政治语境下共和主义复兴的图景，着重分析共和主义与其它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及其独特的自由观念、民主观念及公民身份理论，并分析共和主义当代复兴的意义与困境。

Bruce Ackerman shows how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have transforme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into a potential platform for political extremism and lawlessness. Watergate, Iran-Contra, and the War on Terror are only symptoms of deeper pathologies. Ackerman points to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that have previously been treated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 from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primaries, to the role of pollsters and media gurus, to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White House czars, to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military, to the manipu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octrine to justify presidential power-grabs. He shows how these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s can interact to generate profound constitutional cris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and then proposes a series of reforms that will minimize, if not eliminate, the risks going forward. The book aims to begin a new constitutional debate. Americans should not suppose that Barack Obama's centr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will typify the presidenc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 should seize the present opportunity to confront deeper institutional pathologies before it is too 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