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台湾知名民国研究专家蔡登山先生的最新作品，作者在翻阅海内外大量日记、书信、报刊、回忆录的基础上，通过排比史料、稽古钩沉，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名人翘楚，或发掘文献，或重新解读。这些文章一方面独立成篇，各有纵深；另一方面又草蛇灰线，浑然一体。作者站在百年之后的台湾，对张爱玲、苏青、胡适、林语堂、许寿裳、张大千、杜月笙等名人的生前身后重新审视，展现了他们在赴台之后或在大陆时期也少为人知的一面。

本书深度专访十六位曾与杨德昌共事的电影人——小野、吴念真、柯一正、余为彦、舒国治、杜笃之、廖庆松、陈博文、张惠恭、鸿鸿、陈以文、王维明、陈骏霖、金燕玲、张震、柯宇纶。他们涵盖了制片、导演、编剧、录音师、剪辑师、摄影师、演员等多重身份。他们或是以友人的立场发声，或是从师徒的关系出发，抑或循着个人的专业提出见解，情理交织，全面回顾了杨德昌的创作生涯，多侧面、立体式地还原了这位电影哲人及其作品。藉由这些所网罗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藉由这些走过台湾新电影的资深电影人对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时光的追忆、缅怀与思索，揭开了台湾电影史上异常动人的一页，为热爱台湾电影的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也为读者亲近杨德昌电影作品独辟了一条非凡的蹊径。
书中附有“杨式电影”台北场景地图、大量私人珍贵照片、杨导原创手绘手稿及杨德昌作品年表，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杨德昌电影乃至台湾电影的重要参考资料。

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剧烈的社会、文化、阶层的变动之中，却有一些传承百年的文化世家依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出身于这些世家的后人们在不同时代、各自领域做出各自的贡献，展示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如出了帝师陈宝琛的螺洲陈家，出了晚清名臣周馥、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近代著名藏书家及实业家周叔弢的建德周家，出了晚清名臣赵尔巽、赵尔丰的襄平赵家，出了现代文博事业开创者吴瀛、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宜兴吴家，以及出了近代著名学者冒鹤亭的如皋冒家、出了文物鉴定大家朱家溍的萧山朱家等。
《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通过对这些世家后人的访谈，藉由鲜活的个人、家族等历史细节回顾了那段百多年来影响深远的时代变迁，展现了家族血脉、文化传承怎样在历史的变动、罅隙里流动、演进，还原出一幅细节生动的百年历史人文图景，带给当代读者丰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文化体验。

本书是台湾文化名人蔡登山对张爱玲和其小说《色•戒》的历史背景的考证和评价。作者通过对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史料钩沉，层层剥离出小说虚构的原型，认为张爱玲写易先生和王佳芝，其实是了断自己与胡兰成之间一段失败的情缘。作者掘隐发微，如侦探断案，探究了张爱玲的隐秘心曲，有助于更好了解张爱玲和她笔下的作品《色• 戒》。

此书系李银河一项性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得到成果鉴定和较高评价。全书的资料全部来自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实际上是一个用科学的研究框架对这份报纸上所有涉性话语的一个文本研究。内容涵盖了对60年间主流话语在性氛围、涉性表达规范、淫秽品管理、卖淫管理、性病管理、人口管理、性罪错管理、婚外性管理、婚前性管理、同性恋管理诸方面的深刻分析和研究。

《零年》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纵观全球，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饿殍遍野，人口大幅衰减，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开展了大范围的无情报复。与此同时，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以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1945年的一系列事件孕育了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战胜者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再教育”强加给战败者，力度之大，几乎史无前例。这种做法多半未经过深思熟虑，但正如伊恩•布鲁玛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些举措实际上还是较为开明、人道和有效的。
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本书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性审判案件为引导，向读者展现了整个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同时亦清晰地呈现了西方法律的发展轨迹。
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审判结果，实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人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反映着西方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真实社会形态和人民生活现状，甚至对当今牵涉到性案件的审判，都起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
爱尔兰记者奥克莱里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在本书中，他以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为框架，围绕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将苏联最后六年的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心向背，用细致可靠的描写，表现得清晰而传神。
苏联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身上。每个人都看着他们，“就像狼群等着最强壮的两头狼对峙”，看谁会成为领导者。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从最初的联手合作，到后来的冲突不断，终于变得势同水火，各不相让。最终，戈尔巴乔夫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认识上更加糟糕，而叶利钦则在动物般的直觉下，听到了远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今天的日本虽说是夕阳国家，就整体生活的水准而言，却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但是东京夕阳无限好，日本真正的没落是现在才开始的。”
没有了鲔鱼，没有了奶油……还有秋刀鱼；
没有了御宅族，没有了梦中企业……还有最爱的咖哩饭；
没有了小室哲哉，没有了贵族首相……但还有不谈恋爱的年轻人。
你是否曾经想过，现在的日本就是我们的未来？
在日本，小室哲哉曾经是排名第四大有钱人，后来却像乞丐一样到处骗钱，
九百万人的大阪城，搞笑艺人成为政治领袖，让人傻眼相对还是拍手称奇？
在日本，三分之一的上班族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五十个小时以上，
二分之一的大学招生人数不足，恐怕面临倒闭的危机，
过去年轻人谈恋爱比什么都重要，但在今天工作比约会重要……
在日本，新流感戒备比谁都紧张，少子化对策比任何一国都提早设想，
食物风波惹得满城风雨，企业谢罪不断上演，
这样的日本很难想象，富足成熟的社会，另一方面却残酷冷淡……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作者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并无意于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而是想通过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

日本文坛巨匠、芥川龙之介奖得主——井上靖代表作之一，荣获每日艺术大奖，令无数人拿着这本书从世界各地奔赴敦煌。宋仁宗天圣年间，书生赵行德进京赶考，却因瞌睡错过了考试，前往刀兵四起、黄沙漫天的敦煌，命运由此发生了剧烈的转折……

本书书按性质归类分为十二组，大致是：一、在故宫工作与碑版书画等的鉴定，二、珐琅、牙角、雕漆、书籍等器物的研究，三、先世遗泽，四、书序，五、清宫礼俗，六、有关宫廷生活的作品(包括影片)正误，七、宫庭和贵胃演戏情况，八、四时府邸园林，九、记先贤，十、有关故宫博物院诸事，十一、京剧及一些名演员，十二、方言及饮食。内容多，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宝库。记琐闻于备掌故之外，还多有风趣，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书中涉及的门类很多：书法、名画、碑帖、法琅、瓷器、掐丝法琅、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园治、明清历史、戏曲史、饮食等等，篇篇开卷有益，非常耐读。

《厕所女神》讲述的是植村花菜和外婆在一起的感人故事。童年的植村讨厌打扫厕所，外婆就告诉她厕所里有一个女神，好好打扫厕所就会像“厕所女神”一样美丽。 然而进入青春期后植村花菜开始叛逆，成年后又在外忙碌，回家也越来越少了。外婆去世，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亲情，是植村花菜创作和进步的动力，为了外婆，为了家人，植村花菜一直在努力！《厕所女神》是她写给外婆的歌，发行后红遍亚洲，有人评论说“每听必哭”。这本书是植村花菜献给外婆的回忆之书，芦田爱菜主演同名电影。无论漂泊到哪里，不忘初心，因为她相信，歌曲会把每一个人的心联接在一起！

编辑推荐
◆ “文人原本是怪胎”——“公知”为何坍塌？“斯文”如何扫地？易中天系列文章，厘清中国文人的品格和品类，清算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红”与“黑”……杯具啊杯具，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说就说。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反对票不该是奇迹，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谈教育、论时事、辩儒学，针针见血。
◆ “那时我们唱红歌”——畅谈红色年代离奇荒诞的红歌往事，以及黄歌、蓝歌、白歌、黑歌、灰歌、绿歌……睡觉还早，一起聊聊。
本书为易中天教授谈文化嘴脸的诸文结集。
“文化人的分野”系列文章，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穿透皮相，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烛照中国文人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角色。在人格光谱的比对中，分明映现出中国古今文人的红与黑。
另有长篇访谈《那时我们唱红歌》，畅谈红色年代的“红歌”往事，透视“红歌”岁月的荒诞和离奇。此外，又有系列专文，就儒家的遗产，与秋风论道；从药家鑫的悲剧，反观中国教育的缺失及教育官僚的职责与担当，伸张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以“方韩之争”，辨析公民的权利与言论的自由。
在《我的父亲易庭源》一文中，易中天深情追忆父亲那样一位老派共产党员的点滴往事。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 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那天夜里，直到那场较量开始前，少林寺还是很平静的。
一家法国杂志来少林寺拍些僧人的照片，我便安排我的朋友兼武艺指导德清和尚、成浩和尚还有严师父给他们摆了几个姿势。拍照非常成功，于是对方邀请我们所有人共进晚餐。
我们刚刚开始吃饭，另一桌的女服务员就走了过来，在德清和严师父耳边低语了些什么。
“他真的说想切磋一下？”德清问道，手中紧紧握着酒杯，看样子随时都可能把酒杯捏碎似的，“就是要挑战我们喽。”
“哪个人？”严师父问。
“他姓吴，”服务员说，“说是从天津来的武术大师，那些是他的弟子。”
“那就让我和他过过招，”德清继续说道，“我一定要打死他！”
严师父按住德清的手，“让我想想。”
严师父为人谨慎，深谋远虑；德清则天真率直，大大咧咧。严师父二十五岁了，比十九岁的德清和他师兄都要年长，于是德清不说话了。严师父的脸是功夫片里标准的恶棍脸，极其丑陋，让人过目难忘。我挺喜欢他的。
至少那晚之前一直如此。
我扭头发现严师父正看着我，脸上微微露出笑意。
“包默思，”严师父叫着我的中文名，“你先和他打。”
德清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不能让他先打，要是输了怎么办？这可事关少林的声誉和脸面啊。”
严师父端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包默思，我已经决定了，”严师父眼里闪烁着期许，脸上又有些幸灾乐祸的笑意,“一刻钟之后，你和吴大师在训练大厅较量。”
“一刻钟之后？”我傻眼了。
“咱们去吧。”严师父说。

本辑《读库》是改版之后的第一期，共有八篇文章。既有北漂青年的回乡记录，也有秦岭别墅区的摄影记录；既把目光投向动荡的叙利亚，也回顾了晚清学人郑珍的道德文章，还深入到沙盒游戏、“邦妮风”电影等的背后制作过程。
2014年春节，邓安庆回到湖北老家，九天里，他看到岁月在父母身上的痕迹，陷入朋辈乡亲之间的纠葛，以及经历了一场被安排的相亲。在日记体散文《回乡》中，他用细腻周致的笔调，记录了一个离乡青年的温情与无奈。
赵利文是摄影师，存款不多的他十几年前阴差阳错地在秦岭脚下买了一栋别墅。乐于与人交往的性格，让他与别墅区的一些住户成为朋友，也让老赵的镜头拍摄到一种的别样生活，这些人情世态都以文字和图片呈现在《住别墅的人》里。
《死去的是我的人民》中记录了美国作家、记者查尔斯•格拉斯对叙利亚战争的亲身见闻。这场混战中，冲突各方都以损害叙利亚人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汉学家施吉瑞在《晚清诗人郑珍》里梳理了一位诗人和学者的一生，从少年得志、科考起落，到潜心学术研究。郑珍并非力挽狂澜的经世大儒，但依然在家国变乱中创作出许多传世的诗文著作。
1967年的美国电影《雌雄大盗》女主角邦妮，短发，头戴贝雷帽，身着紧身窄裙，马上掀起一股“邦妮风”（Bonnie Look）。这股风潮将1930年代的时尚精髓与1960年代的叛逆精神相与为一，影响至今，Archie M的《“邦妮风”》讲述其台前幕后的故事。
洪韵《一盒散沙》聚焦的是“沙盒游戏”。它的开放设定，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现实世界和真实历史，让开发者隐形的同时，使玩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世界中。
“文革”中的大型音乐套曲成为当时意识形态宣泄的重要形式，而有一些甚至传播至今。杨浪笔下“激情爆棚的歌”还包括多幕话剧、舞蹈史诗，以及“歌剧”风格的作品等多种类型。
《声音》是每年《读库》的保留栏目，本篇是对2015年的表达与记录。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 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百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