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民主与市场，研究的就是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迈向民主与市场的途中，会遇着什么样的结局？普沃斯基教授并 没有给出一个定论，相反，他以学者的认真与严谨，探讨的是向民主过渡的策略与条件。读者翻开这本书，您首先选择看的应当是普沃斯基教授自己所作的序言，他已经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这远甚于译者所能做的一切了。作者所强调的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相互依赖性，在分析中所引用的广泛的各方数据，运用的源于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一些模型，都将会给大家留下畅快淋漓的感觉。在东欧与拉丁美洲，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崩溃，整个政治经济体系都处于转型之中。
这些大胆迈向民主与市场的国家，这样的过渡是会导致民主还是一种新的独裁？将会形成的经济体系是全新的或者本质依旧？本书重点分析了东欧和拉美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和市场经济化和改革。作者运用源于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一些模型，特别强调了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相互依赖性。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国“红灯区”实地调查笔记，深刻展现“性工作者”群体真实的生存状况）
时间跨度十余载的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记录其中的曲折经历，也记录刻骨铭心的感悟与反思。他们从田野归来，跨过社会鸿沟而来，带我们与边缘群体近距离相见，进而相知。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本书的内容涉及了品质培养、气质修养、人性、处世技巧，交际技巧、说话技巧、宣传和广告的技巧。它的目的是想使你人生更快乐，事业更成功。本书作者在深圳、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数十期成人培训，学员数千人，其中有打工仔、业务员，还有厂长、经理、企业老板，许多人在以后的生活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个基础上，作者精心思虑，耗时近六年完成了本书，取得了巨大的反响。

1990年面世的《性别麻烦》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的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即引来赞誉和争议无数，并被奉为开创“酷儿理论”的经典文本。巴特勒因此书而一举成为当代思想界最闪耀的学术明星之一。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开篇，首先对“女性”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她对波伏瓦、克利斯特娃、维蒂格、伊里格瑞等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分别进行了梳理，并追溯到她们各自所依据或所反对的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理论源头。她借用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福柯的管控性生产、拉康的原初禁制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抑郁的解读，从哲学本体论层面重新追问语言、主体、性别身份等关键性概念，深刻阐述了异性恋框架下的性别身份和欲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从而颠覆了霸权话语对性、性别、性欲的强制性规定。
巴特勒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已成为她的个人标记的“性别操演”理论，为性与性别开启了一个具有多种文化可能性的未来。
女性主义理论的必读书。
Hypatia
《性别麻烦》对性别的“自然性”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质疑。这是一部富有创见的精彩论著。
Aandra Lee Bartky
巴特勒的作品改变了我们思考性、性别、性欲和语言的方式。她对性别身份的探问已对当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启发了在多个层面上对“主体”的批判性反思。
萨拉·萨莉
十年前我完成《性别麻烦》的稿子......我不知道这本书会有这么广大的读者，也不知道它会对女性主义理论构成具有挑衅意味的“介入”，并被引为开创酷儿理论的文本之一。这本书的生命超出了我的意图。
朱迪斯·巴特勒在1999年此书再版时附加了长篇序言，回应并澄清了针对此书的一些问题。

《福柯与性:解读福柯 》内容简介：刚一接触福柯的世界，我的心就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福柯人格与思想的魅力诱惑我冒昧地接受了这项我明知自己力有不逮的工作：解读福柯。 即使“解读”不出它真正的深度，也可以作为一种“代读”——代替那些想了解福柯又没有精力读他的书的人来读一读福柯，使他们通过我的阅读来了解福柯。或许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感受到福柯思想的吸引。到那时，他们就会自己去阅读。这正是《福柯与性:解读福柯 》的目的之一。

本书收入王尔德两部著名的童话集：《快乐王子集》和《石榴之家》，是唯美主义童话的代表作。作家除遵循一般童话中应有的惩恶扬善、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以及褒美贬丑等主题外，还以他的唯美主义观点，探讨“幸福”、“心之美”、“灵魂、肉体与心灵”等重大命题，而且在童话写作形式和内容表达两方面都取得突破，取得实绩，创作出“世上最美的童话”。

她生于贫穷之家，因世俗虚荣的压力，嫁给一个半残废的富家少爷，虽有锦衣玉食，精神上确实茫然无依。
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女主角的愤懑与刻薄，被张爱玲描写的几近变态，却又凄凉无比。——根据《金锁记》改写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也许不是时下“正确”定义里的女性主义者，但在《怨女》中，她从未停止对女性命运的严肃思考。——王德威

奥威尔：英国小说家。1903年1月23日生于印度。1917年入伊顿公学学习。1921年毕业，1922―1927年在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任职。由于信仰原因，他在1927年离职回到欧洲，先后在巴黎和伦敦居住，穷困潦倒，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政府的反法西斯战斗，身负重伤。以后思想开始右倾，转而鼓吹社会民主主义。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为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农庄》（1945）、《一九八四》（1949）。前者以寓言的形式嘲笑苏联的社会制度，后者幻想人在未来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中的命运。而《奥威尔随笔》则以风格明晰简练著称。

媲美《偷影子的人》的奇思妙想，超越《返老还童》的情节构思
奥普拉鼎力推荐，畅销全球28个国家，2013英美第一畅销小说
英国科斯塔奖年度最佳长篇，Goodreads读者票选2013年度最佳小说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亚马逊，邦诺书店，BookPage, Goodreads,《西雅图时报》等20多家媒体“2013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100本人生必读书”之一
《暮光之城》制作方购下电影版权，影片改编进行中……
要是能够不断重复人生，直到对生命满意为止，你敢这么做吗？
厄苏拉出生在1910年的英格兰，一个暴风雪之夜，因为医生没能及时赶到，她一出生便窒息而死。然而，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厄苏拉再次出生并活了下来。之后便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是第无数次的机会。每当犯错，她的生命便会戛然而止，然后陷入新的轮回。她一次次经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残酷的时刻，也一遍遍承受失去至亲的悲苦。直到她意识到，只有做正确的事，才能结束这可怕的轮回，她会怎么做呢？

人类蜗居在银河系的一个小角落——太阳系，在围绕太阳旋转的第三颗 行星上，生 活了十多万年之久。
人类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他们称之为“地球”）上，建立了两百多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他们称之为“国家”），直到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个会思考的机器人。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人类迅速掌握了改造外星球的技术，开启了恢弘的星际殖民运动；人类在银河系如蝗虫般繁衍扩张，带着他们永不磨灭的愚昧与智慧、贪婪与良知，登上了一个个荒凉的星球，并将银河系卷入漫长的星际战国时代，直至整个银河被统一，一个统治超过2500万个住人行星、疆域横跨十万光年、总计数兆亿人口的庞大帝国崛起——银河帝国。
一个微妙的转折发生在银河帝国建国后的12020年。哈里·谢顿，这个刚满32岁的年轻数学家，开创了“心理史学”，这门学科能用数学公式准确推演全人类的未来——“预言”从此成为一门可以信任的科学，人类由此可以看见未来。
谢顿的第一个预言是：虽然毫无征兆，但已存在一万两千年之久的银河帝国即将灭亡。
一时间，银河震动，帝国飘摇；皇帝、宰相、夺权者、反叛星球，各方势力立刻剑拔弩张，人类银河时代最伟大的传奇就此开启……

尼采对格言艺术下了千锤百炼的功夫。有些格言诗，短短两行，构思之巧妙，语言之质朴，意味之深长，堪称精品。
尼采的抒情诗节奏跳跃，韵律自由，如同在崎岖山中自由舞蹈；情感也恣肆放纵，无拘无束，嬉笑怒骂，皆成诗句。
提起尼采，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大有争议的哲学家，荣辱毁誉，莫衷一是。似乎是，人们关于他的哲学的意见把他的哲学掩盖了，而他的哲学又把他的诗掩盖了。
德国近代是哲学家和诗人辈出的时代，而且，许多大诗人，如歌德、席勒、威廉·施莱格尔、诺瓦里斯、海涅，也都兼事哲学。不过，大哲学家写诗而有成就的，当数尼采，他的诗独树一帜，或凝练机智，或恣肆放纵，自德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少年时代，初平阳和小伙伴们在运河边一座摇摇欲坠的斜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初平阳一直以为是这个词的汉语发音足够动听和神秘，才让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直到博士毕业前夕，在一个从以色列来的犹太教授的追问下，他才发现，自己对耶路撒冷的想往，不仅源于汉语发音的诱惑，更是内心里隐秘多年的忏悔和赎罪之结……

《逃之书》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让－马•居•勒克莱齐奥的一部关于逃离、冒险的富有诗意的作品。正如他所说：“我来自一个在全世界游荡的家庭，身上时刻有着要出发的基因。”主人公，年轻人奥冈仿若他的化身，在全世界游荡、却又不断逃离全世界。从柬埔寨到日本，从纽约到蒙特利尔、多伦多，南美，乃至香港、澳门，他冷眼观察这个世界：魔幻的都市，网络般的高速公路，沙漠，群山，港口，在肮脏的土地上死于饥馑的苦难人们。“我逃跑是为了找回世界。我狂奔是为了弥补行动的时间。但我看出世界比我逃得更快。”
二十九岁的越南青年奥冈展开环球旅行，这旅行越来越成为对生活的永久逃离。从柬埔寨到日本，从纽约到蒙特利尔、多伦多，他看遍了光怪陆离的都市、沙漠、高山、海岸，贫穷，饥馑，死亡。“必须走得更远，更远。我逃跑，为了不再知道关于未来的任何事。即将到来的岁月，盲目的岁月，该当受到诅咒！我不愿再看见门被打开。必须离开疑似现实而不过是谎言的一切。”

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上师，一生行迹奇特，卓然不群。多年以后，人们忘记了他的活佛身份。他的传奇、他的故事让无数人为之着迷，他的诗歌犹如青藏高原的明珠，照亮了无数人的心房。
仓央嘉措，虽是布达拉宫的活佛，但内心狂放不羁，对爱情充满渴望，一旦动情，义无反顾。西藏民歌唱道：“莫怪活佛仓央嘉措，风流浪荡；他想要的，和凡人没什么两样。”
本书通过对仓央嘉措诗歌的解读，让读者领略到诗人的传奇身世和诗歌之美，了解这位神奇活佛的诗与情。

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也不例外。读者面对品种繁多、应接不暇的图书信息，同样面临如何选择的窘境。即便是面对数百部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经典名著，选择也一样无法回避。
2006年，美国《读者文摘》和《纽约时报》组织欧、亚、美、澳、非五大洲的十万读者进行投票，评选出了世界十部文学经典。2007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美和澳洲的125位作家应邀从五百多部最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中评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值得阅读
的十部经典。另外，《泰晤士报》还通过读者问卷调查，让英国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十大经典名著。在这些经典名著榜单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赫然在列。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代表了欧美国家最具世界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经典。
为了方便我国读者选择自己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我社决定推出上海文艺版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在参照上述种种“十大文学经典”榜单的基础上，我们征求了国内众多实力派作家和著名文学翻译家的意见，选择了十部真正称得上“经典中的经典”的世界文学精品。同时，我们坚持“名著配名译”的原则，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致贻害读者与后人。

如今，我们身处喧哗浮躁的现代社会，或许你已经遗失了生命里那份曾经纯净的初心，或许你依然在紧张忙乱的节奏中寻找自我。
这本书从李叔同“初到世间的慨叹”出发，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遇到精神出生地时的兴奋和在艺海畅游的乐趣，惊讶于他在南闽十年间精神世 界的脱胎换骨，同时从李叔同与丰子恺的诗信交流中，体会师徒情深。
走近弘一法师李叔同，让他用佛思禅语解读现实人生，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困惑与苦恼，学会“不迷于心，不乱于神，不困于情”，做到“从容淡定”，懂得“看透，看开，看淡”，如此便可静坐水流处，笑看风云起，享受自己“小确幸”的人生。

本书是大学生必读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为依据，收录了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先生的话剧《哈姆莱特》。
本书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及学术性，该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供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阅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