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是康德的两部与教育有关的著作：前者是他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教育学的讲义，后者则是他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三篇论文的集合，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康德这里指广义的以理性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理论研究）与实用学科（以及知识界与政府）的关系。这两部作品是我们了解康德教育思想的基本材料。

本书中所讨论的是以下三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教育;教育的本质与现代;现代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应如何进行。

本书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所著，其主要目的是考察个人经验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既然经验不足以构成科学知识，那么科学在经验之外还需要什么必要的东西，这便是他在本书中要探讨的问题。这是罗素最后一部哲学专著，最为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后期哲学思想，因此也是罗素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道德论集》是奥古斯丁神学思想在伦理上的表达，是奥古斯丁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之一。本书收录了九篇文章，分别讨论自制、婚姻的益处，寡居和贞洁，说谎的伦理，灵性与肉体的高低互补关系，死者礼仪中真正展现的信心等。借着九篇不同主题的文章，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奥古斯丁的伦理思想和神学洞见。
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到基督教即使在获罗马帝国承认其合法性后，在信徒生活上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奥古斯丁的这些不同文章是对于种种问题的回应，包括说谎、自制、贞洁、如何料理死者等看似简单，但无一不关涉基督信仰的“大事”。

本文集收入有莱辛的绝对原创性论著《论人类的教育》，莱辛通过研究历史上几位重要思想家，思考启示与历史问题，重新思考人类的神圣教育计划，从根本上通过历史性的理解来沟通启示与理性。本书还收有莱辛的精彩对话《恩斯特与法尔克》等以及注疏。

《爱的艺术》作者 艾里希·弗洛姆
影响现代人精神生活最深远的社会心理学名著
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艾里希·弗洛姆
“极其重要且令人深思的著作！”
—《纽约先驱报》
“极为精彩地分析了当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官能性病征。”
—《国家周刊》
“弗洛姆的思想值得所有关切人类处境及其未来者的高度重视。”
—《华盛顿邮报》
弗洛姆语录
自由是所有成长的基本前提。
自由虽然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思想能成为……才能变为现实。
我们不能丧失现代民主所取得的任何基础成就，无论是最基本的代议制政府（即民选且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还是《权力法案》赋予每位公民的所有权利。我们也不应该伤害下述这些新的民主原则：任何人不得挨饿，社会必须对所有成员负责，任何人不得因害怕失业和饥饿而臣服于他人或失去尊严。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和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是艾里希·弗洛姆在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里程碑式著作《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逃避自由》即是弗洛姆对两次大战之后社会政治现状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的批判，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提出,如果民主的兴起让某些人自由，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个人感到孤立、无能为力的社会。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

《爱的艺术》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最著名的作品，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不衰，被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最著名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在这里，爱不仅仅是狭隘的男女爱情，也并非通过磨练增进技巧即可获得。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要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此版特别收录弗洛姆学术助手纪念文章《弗洛姆生命中的爱》。

《单行道》是一本很难归入某一类别的书。所收数十篇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文笔诡异，奇思异想中闪动着智慧的灵光。这种断片式的文风可追溯到尼采、施莱格尔、拉罗什福科，直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者。
《单行道》本身在思想表述上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向度，一个在人群纷扰中跑入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单行道的猛烈转向，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不久，对于希特勒时代之前的德国充满了敏锐的观察的克拉考尔随即将该书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革新”。 本雅明在写完为申请大学教授资格而作的《德意志悲剧的诞生》后，感到他的写作与正统的学院规范有距离，毅然收回了这篇论文。此后，他开始了另一种写作，《单行道》就是这种写作的第一部著作，这是散文的和格言的，这是最强烈和最直觉的思想在瞬间的喷发。这是思想的烟花开在求索者的夜空。烟火有其璀璨的明亮，而瞬间明亮在夜空中却又如同一段谜语。
阿多诺在评说《单行道》时这么说：“应该是通过智力活动的某种短路去点燃火焰的东西，这个火焰即便不把既存的东西烧尽，也会将它照得熔为灰烬。”下面就是我的一些被照亮的、熔为灰烬的思绪，它们等待被风迁徙，飘往单行道上……
本雅明藏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他的眼神不断射出逼人的光芒，而我知道一些事情他是不说的，因为没有对等的倾诉者，因为没有真正的天才的保护神的存在，因为藏匿才是天才真正的策略。藏匿才是不受审查和曲解的惟一选择，死亡是最终的藏匿，本雅明最终选择了死亡，而不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内心。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线上的他的结局，对于写《单行道》的他不算是遥远的未来时刻。
本雅明在《单行道》的开篇就发出不要出卖自己的警告。他借用民间说法，提醒人们不要在没有吃早饭前讲述昨夜之梦，不能在梦还没有彻底醒的时候讲述自己的梦。“依此看来，叙述梦的内容很可能带来灾难，因为与梦中世界依然处于若即若离状态的人通过叙说出卖了这个世界，他必然会遭到报复。用更现代的话说，他出卖了自己。”
《单行道》的题词，指明这本书献给阿西娅·拉西斯。这个女人难道是本雅明在梦犹未醒时的表白，是一次对于警惕的放弃，是一次情不自禁的表白，是爱情。
“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是她作为工程师/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了作者。”一个女人穿越了天才。本雅明讴歌了这位女性，这是一位天才对于激发自己灵感的女人的讴歌，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智者对于沉溺的恶补，这个恶补看起来就是一场要把自己交待出去的爱情，而在给这位女人的献辞中，他最大程度地回收了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骄傲。本雅明说：“伟大的作家们都毫不例外地对他们之后的世界进行了构想”，而我说，伟大的天才都毫不例外地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构想。
在梦彻底醒来之后，那些经过检视和修饰的梦，可以反复地言说，且可以记录在案，以供他人研读。本雅明的造访歌德宅邸之梦就是如此。当他梦见馆长请他到通道的尽头，在窗台上打开着的来访者登记簿上签名时，他说：“当我上前伸手翻开登记簿的时候发现，我的名字已经被狂放的儿童笔迹大大地写在上面了。”这样的意象，几乎构成了所有天才们的相似的故事集了，一位天才总是在自己童年时代就受到伟大的前人的眷顾，或者和伟大的前人有着一种冥冥中的灵魂交流。
这个梦还在继续：“在桌子一端的右首，我在歌德身边坐下。饭后，歌德费力地站起身，我用手势恭请允许扶他。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胳膊肘时，我激动得开始流泪。”在这种流传甚广的天才传说中，我依然被本雅明的深情打动。我只能用我的一次梦中的泪流满面作为对他的致敬。在看完安东尼奥尼的回顾展所有影片后的夜晚，我梦到了我们举行一次小的聚会来庆贺这次影展的成功。在一间仓库一样的影院中，放映着一部黑白的电影，故事和人物依稀是前苏联的，但这部电影在我的梦里的作者是安东尼奥尼。看完之后，大家来到庭院，有梧桐一样的树在落叶，三张长条木桌构成一个小的会场。一位同事将话筒递给我，让我说几句。我拿过话筒，发现是一截旧的、上了锈的自来水管。我说，“他终于来了！”然后就泪流满面，等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湿的。在不断阅读本雅明之后，我最为害怕的事情是他会走入我的梦境。
“笃信是不具有创生力的。”(“致男人们”篇)创生的力量如果不能来自笃信，那么只能在笃信的反面蕴育和生长，在这个方面是单行道一样的毅然决然，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如同本雅明对于巴黎街道的空间思考一样，单行道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孤独者的穿越，构成了一种一个向度的决不妥协的穿越行为。
本雅明熟知的波德莱尔在巴黎的清晨起来，在匆忙的上班人流中，他发现自己是惟一的逆行者。人流中的逆行者才真正构成了灵魂深处的单行道，这不是空寂的空间的单行道，这是喧哗中的单行道。一个逆行者擦过所有迎面走过的表情时，一定是孤独与狷介，一定也是逃亡和哀愁。
创生的思考在本雅明处只是写给男人们的话，给一位女人的话则是这部书的题词。天才在梦见歌德的时候是骄傲的，在工作的时候是艰辛的，所以本雅明在“标准时钟”片中说，“天才是勤奋”。男人在渴望女人的爱情时，把自己的才华献给女人，然后，让这种爱情穿越生命时，却只想证明男人的创生力。
我不得不抗拒这种通过对女人的命名的自我证明，这本书的那段题词，开始扭曲变形，它们成为这样：“这条路/阿西娅·拉西斯不是街的名称/不是这条街道的修筑者/她是一位路人。”在现实生活中，阿西娅·拉西斯没有中断和本雅明的交往，但是也没有答应本雅明的求婚。

关于本书的作者和内容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
奥氏于354年11月13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持城，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Souk Ahras)，当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版图，完全在罗马文化笼罩之下。父名巴特利西乌斯，是本城的一个普通市民，母名莫尼加，是信奉基督教的，奥氏自幼受母氏的熏陶，但没有正式领受洗礼。幼年在本城读书，以后先后至马都拉(即今阿尔及利亚的末达乌路赫(Mdaourouch)和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当时罗马教育分三级制，启蒙小学是识字和书算，十二至十六岁入文法学校，读文法、诗、文、历史，十六至二十岁入雄辩术学校，读修辞和哲学)。十九岁，开始爱好哲学，由于探索恶的来源问题，因而皈依了摩尼教。毕业后，先在本城执教，后至迦太基任雄辩术教授八年。因不满迦太基的学风，便渡海至罗马，任米兰城雄辩术教授。奥氏在迦太基时，对摩尼教教义已感觉不满，至米兰后，受该城基督教主教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的影响，正式脱离了摩尼教，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派的著作，对一切怀疑，但在思想上已逐渐和基督教接近。终于经过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于386年秋决定信奉基督教；便辞去教职，预备献身教会。次年在米兰领受了洗礼，启程回乡，至梯伯河口，母亲病逝。因此延迟一年回至非洲。391年，在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彭城 Bone)升为神甫。395年该城主教病卒，奥氏便受任为希波主教。从此开始他在教会中的一系列活动，与教内各宗派展开剧烈的论战，成为当时基督教学术界的中心人物。430年汪达人(Vandali)侵入北非，是年8月28日，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氏病逝。
奥氏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据奥氏本人提出《修订》的著作，至427年，已有93种，而书札和布道言论尚不在内。他著作中最被传诵的，便是这一本《忏悔录》。
《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忏悔录”，在欧洲则“忏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
本书共十三卷，以内容言，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是记述他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至卷十三，则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对于忏悔录的成书年代，据学者考证，应在400年左右，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即395或396年，至401年之间)。
第一部分：卷一，歌颂天主后，记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
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瞻仰天主六日创世的工程，在歌颂天主中结束全书。
奥氏在书中不仅流露出真挚的情感，而且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文笔细腻生动，别具风格，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
在中古时代，欧洲印刷术尚未发明，本书传抄极多，欧洲天主教本笃会隐修院中所藏旧抄本尤为繁夥。1506年始有奥氏全集出版，以后重要的版本有：1576—1577年出版的比利时罗文大学本，1679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本篤会本(后收入米涅辑的《拉丁教父集》Migne：Patrologia Latina)和1896年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教会拉丁作家丛书》本。至1926年法国拉布利奥勒(Labriolle)教授复据维也纳本，参考了十八种第七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和四种印本校订，出版了合校本，收入《法兰西大学丛书》，成为最完美的本子。现在此书即据此合校本迻译的。
译者
1962年8月28日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了奥古斯丁论述基督教“信、望、爱”三大神学德行的的重要论著。奥古斯丁在《论信望爱》中以既简明又全面的方式阐述了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罪、恩典、预定。奥古斯丁对这些教义的阐述对后世的基督教思想家，如马丁路德、加尔文、巴特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篇是了解奥古斯丁思想、古代基督教，乃至基督教思想史的一把钥匙。
本书目录：
一、论信望爱
二、论教义的教导
三、论信仰与信经
四、论信仰未见之事
五、论信仰的裨益
六、论信经

本书其实由卢梭回应第戎学院的一篇征文文章组成，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卢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科学和艺术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敦化风俗，保持淳朴的自然并不有利。文章的写作秉承了卢梭一贯的写作风格，饱含激情又不失理性，现在读来仍然非常有教益。译者译笔纯熟精到，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社会科学经典作品。
译者序言
前记
序言
论下列问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译名对照表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收入赫尔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所写的四篇辉煌的哲学论文。赫尔岑在这几篇论文中，尖锐地嘲笑了当时莫斯科知识分子在科学上只满足于一知半解，而不肯刻苦钻研的华而不实的作风，极其精辟地论述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丰义这两种思潮在两欧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并且严厉地批判了当时俄国哲学界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恶习。他热烈地鼓吹哲学要同革命斗争联系起来，要为改造社会而服务。《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这几篇论文对于促进俄罗斯思想中唯物主义传统的巩固和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因而博得了别林斯基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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