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金文集成》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担纲编纂，经过10年努力完成的一部青铜器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巨作。李学勤、裘锡圭先生担任顾问。该书是对出土于陕西的数万件汉代及其以前青铜器中的1970余件有铭青铜器的全面全新整理。书中除了详列每件青铜器的出土及存藏情况、流转信息、尺码重量、形制纹饰、著录情况等之外，还对每一件青铜器提供清晰的器物照片、铭文局部照片，以及与铭文原字等大的清晰拓片，并对铭文内容作了释文，是迄今最全的陕西金文汇编整理（包括了欧美、日本收藏的陕西出土有铭青铜器以及当下最新发现出土的金文资料）成果，而且这种整理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既借鉴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学术文化传统，又推陈出新，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笔者完成这部著作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军事历史的由衷热爱。古今士子对于议论兵戎之事多有浓厚的兴趣，正如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曾听过宁可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的地理环境》一课，老师纵论古今形势之演进，屡出妙语灼见，满堂学子为之倾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毕业任教以后，有幸分配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接受宁可先生的专业指导，后又在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耳提面命，获益良多。先生曾推荐阅读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和南北对峙局面来研究军事枢纽问题。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拟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遂奠定了探讨此项课题的决心。由于《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一题目所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夏商以来至明清垂垂四千余年，所涉及的军事重镇不可胜数，以个人渺渺之身来对它们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另外，现代学者亦对于历代兵家要地多有论述，如何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取得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在动手写作之前曾对这项课题的研究范围和切入角度做了一番详细的思索，特向读者说明。

本书为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以首都平城为中心逐步展开，依时间顺序分四章作纵向探索，准确清晰地勾勒出它的变迁轨迹。作者的考察自始至终围绕着拓跋部落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对其产生的曲折作用这两个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被考察的虽然是北魏平城政权封建化的历程，但其意义却已超越了论题本身，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汉族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规律的重要一例。在考证中，作者既不回避种种重大矛盾现象，又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细微之处详加辨察，因而所得结论新颖而令人信服。

编辑推荐：方法的明快考究和内容的丰富多彩，应是本书的特点。作者首先用详尽的考证，建立起立论的基础；又用精当的分析、洞察历史的幽隐；再用归纳抽象，建立新说新论。十四年前，作者曾经自创包含基层，中层、高层的史学层次模式理论。时至今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乃是实践该理论的结果。

本书是以一个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形式，将我从1958年到1969年发表的有关五胡北朝史的一系列论文加以编修而成的。在整个编修过程中，论文题目以及内容较之原文都作了一些修订，其中几篇还进行了大幅度缩减。此外，为了使各编各章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又重新增加了一些章节。不过这些修改工作尽量限定在技术上，而不致使其影响全书的主旨。 通过一定的排列来看这十年间写成的文章，就会发现内容涉及五部北朝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关注的问题大都集中于政治史，书名或许叫五胡北朝政治史更为妥帖。但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推动上述研究的我自己的学问志趣与隋唐帝国的形成问题密切相连接之故。

本書的研究主旨，是以西陲出土寫本爲基礎探討中國中古時代的“學與術”和信仰、社會之間的關係，選擇的切入點爲構成中國文化本源的兩個互摄的“異相”：方術與博物之學。
上編“寫本時代的學與術”，試圖解明寫本時代的知識與技藝如何被製造、傳播和使用的問題。藉由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出土文獻，討論了“漢書學”、易學以及各種方術：物怪易占、人形解除、風角鳥情、擇吉推步等，將其重置於文本的成立與流通的歷史語境之中加以考察，探究經典知識、方伎雜術、政教禮俗、宗教觀念，如何進入士庶的生活場域和信仰實踐，成爲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並揭示不同文明間接觸、滲透、交融與再創新的史跡。
下編“中古博物的林中路”，是作者東亞博物學整體構築的部分結晶。從藥物、菜茹到寺院珍寶、沙州土貢、異域奇玩的這一組考證文字，不是僅僅關於物自身的研究，而是希望以此爲綫索，將它們在日常生活、宗教儀軌和東西文化交涉中的瑰麗景致，用寫實的手法重繪再現，致力於從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重新思考博物學作爲一種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在社會、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義。
本書尤爲注重出土文獻與傳統史志、域外典籍和考古文物的互相印證，並力圖溝通文字材料、圖像資料和相關學科工具，進行會通式的研究，建立起方術－博物－宗教－禮俗知識社會史－中外關係史相融合的研究範式。

《续资治通鉴长编(共20册)(竖排版)》是记载北宋历史的编年体史籍，保留了大量原始史料，价值极高。《续资治通鉴长编(共20册)(竖排版)》现存抄本刻本谬误甚多，现经校勘，标点，分段等系统整理，形成了这部崭新的较为完善的版本，为宋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续资治通鉴长编(共20册)(竖排版)》记载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960年），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1127年），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李焘遍取正史、实录、政书，“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真是，破巧说、伪辨之纷纭”，体例仿司马光《资治通鉴》，本于“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有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据载，李焘在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因卷秩庞大，前后分四次上进。加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1063卷。南宋学者叶适说：“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四库总目提要》说：“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原本已亡佚，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但缺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部份，宋徽宗、宋钦宗两朝全缺。今存五百二十卷。

《明代粮长制度》中所讲的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明代的里甲制度有密切联系。《明代粮长制度》系统论述了这个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并分析了粮长的职务、特权和经济掠夺方式，阐明了粮长制度和里甲制度的关系及对人民的祸害。

《宋代官制辞典》是一部多功能而又别开生面的宋代官制辞典。内容包括官司名、官吏名及其职源、沿革、职掌、官品、编制、简称与别名、职官术语、典故，以及俸禄、勋、爵、阶等附表。本辞典所收官司、官吏名一万一千条，职官术语与典故六百余条。凡两宋时期前后设置过的职官名称，尽量予以收录；蕃官之类虚授或遥授官，及因史料不足难以明确阐释之官吏名目，不在收录之列。
辞典分“序论——宋代官制总论”、“正文”、“附录”及“索引”四部分。正文又分职官条目与职官术语两大类。职官条目排列顺序，不采用通常按字头笔划排列的方法，而是按职官制度内在联系的顺序排列，即自皇帝制度、中央机构到地方机构分类排列的方法。读者在查阅某一官司或官名时，不仅可以按索引迅速查到该词条的正确释文；同时，又能一目了然地明白该官所属的官司及地位、或该官司之上下隶属关系，无形中扩大了所索取知识的层面与外延，从而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每一职官词条所含义项的排列顺序为：①官司或官、吏名；②职源与沿革；⑧职掌（或职能）；④官品（或品位）；⑤编制；⑥简称与别名。
职源与沿革内容的选择，为避免繁琐考证与文字过长，确定了二个原则：其一，如难以确定始置朝代，即用“宋始置于……”解决；若能确定始置时间，不论宋以前或两宋，尽量追溯到年、月、日。其二，设置沿革，主要指宋代设置沿革。某些官司、官名废复频繁，只能择要列举，不一一胪列。
职掌、官品、编制等义项，根据宋代官制有明显阶段性的特点，释文一般以神宗元丰五年（1082）颁行新官制为分界线，分“北宋前期”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倘元丰改制后有明显变革者，也予以阐释。
释文一律注明出处，做到言必有据。如原著有言简意赅足以说明问题的文字，则转录。简称与别名一律用
例释。采用引文或例释，尽量避免使用省略号。
辞典配有59幅官制表格，包括中央、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品、阶、勋、爵以及俸禄表，或放置在“宋代官制总论”内，或附录于正文之后，备读者随时查照。
所使用的书证，以宋人著述为主，后人著述非不得已不用，以保持释文严谨的历史真实性。职官术语之释文，吸收了今人新的研究成果。引书注明卷数或篇目名称，《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体史书，除列注卷数之外，增加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复注出纪年与月份。如“《长编》卷：333、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条，本辞典只注明：“《长编》卷333丁未”。

日本汉学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名作。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曾出版了龚泽铣的汉译本。此次修订新版，除对原译本作了修订外，还收入了一九八四年版未能收入的大量录文，提高了本书的利用价值。

萧启庆治元史的多篇论文在台湾先后不重复地结集收入三本著作中，即《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论》。此次将其中有价值的文章重新编排，汇为《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等。

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记载的天文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利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对于诸史本纪、表和天文志的相关天象记录，一一进行查验，主要涉及日食、月食、月五星列宿掩犯等天象。时间上起《史记》，下讫《清史稿》，涵盖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各个时期。
通过运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查验，发现诸史中的错误记录，其中超过半数可以考出其原来面貌，本书即这些“可考”的记录及考证结果。由于日食在古代受到特别的重视，因此某些年代错误而无考，甚至正确的日食记录（如春秋时期），也收入本书。此外，本书还包括少量注释条目。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還對東亞、中亞，甚至歐洲的歷史均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因此，中外學者均十分重視對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為國際學界研究的熱點或專門學科，如所謂的匈奴學、鮮卑學、突厥學、西夏學等。中國傳統史學對周邊的民族，特別是北方民族的記述和研究歷來十分重視，有浩如煙海的文獻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成果。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从清代档案中搜集了数万个18世纪的广东米价数据，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广东米粮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米价的不规则变动和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从而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联结广东、广西两省和湘、赣、闽三省部分地区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曾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本书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作者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明清时期的里甲制由以人丁事产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衍变为以田地赋税为核心的户籍系统，建立在一条鞭法下财政白银化和赋税定额化基础上的这一深刻转变，同地方基层社会发生的变迁过程互动，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体制。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先生的第一部专著。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明末农民战争史》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
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明末农民战争史》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明末农民战争史》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

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来说，本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的途径。举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它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更新。更进一步的学术论文写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取巧。学术素养就是在这样持之以恒的训练中养成的。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的重心是讨论秦汉时的官僚等级制度。作者把官阶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两点；基于“品位一职位”视角，提出了“品位结构”概念，用以观察各种位阶的组合、搭配和链接样式；对品秩的构成要素、品位结构变迁的主要线索、官阶研究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建构性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对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变迁，提出了一个“爵本位”，“爵一秩体制”，“官本位”的变迁模式，并从分等分类角度对之进行了系统论证。书中还利用新出史料，对秦汉官阶史的若干要点进行了考证，使一些前所不详的暧昧史实，如“宦皇帝者”问题、“比秩”问题等，得以浮出水面，并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

本书作者通过对二十等爵制的研究,论述了秦汉政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探考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奥秘,开拓了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国际影响。作者根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汉简,对二十等爵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对它在秦汉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做了全面、深入、严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阐明二十等爵制是封建大一统帝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盘和框架,是中央皇帝与广大庶民间的政治维系与精神纽带,是当时中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特色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