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先生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
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张国刚《20世纪学术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

文化是传承的，只有传承才可能使数千年文化积淀而形成传统。天文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对中华文明诸核心内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本书旨在通过天文考古学研究揭示传统的宇宙观体系，重建上古文明乃至前文字时代的知识、制度与思想，从本质上阐释中国文化的特点及核心价值。全书将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古天文学相结合，以对己身文明的理论探索为基础，完成上古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典章制度、哲学观及科学观的研究，辨析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是一部从天文学角度，运用天文考古学研究方法全面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著作。

In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Guolong Lai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mortuary religio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By examining burial structure, grave goods, and religious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groups of well-preserved tombs in southern China, Lai shows that new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d, resulting from the trauma of violent political struggle and warfare, permanently altered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s of this world and the afterlife. The book grounds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ritual practices firmly in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ca. 453-221 BCE) to the early empires (3rd century-1st century BCE).
A method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synthesis of archaeological, art historical, and textual sources,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rt historians, archaeologists, and textual scholars of China, as well as to students of comparative religions.

《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内容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学术史研究。本书对早期社会学前辈陶孟和、陈达、费孝通、史国衡、苏汝江、邓中夏等人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和著述进行了重访，揭示了劳工社会学研究如何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并对其演变的脉络和逻辑进行了考察，指出劳工治理与劳工革命构成了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两个主要问题域。

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第一组凡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纳入最后一组的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本书收录了作者发表过的10多篇学术论文，探讨了唐宋以来封建王朝对中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施设羁縻府州、土官土司等行政建置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对边疆民族史地文献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来源与迁徙过程也作了考察，从一个侧面为作者提出的历史政治地理“圈层结构”理论提供了部分实证。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翠家。

【本书看点】
★暴虐、弑父、篡位、烝母、亡国，炀帝是古来少有的暴君。
★修长城、凿运河、建东都、巡西域，炀帝的功过该如何评估？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熊存瑞，以史、佛、道、文等文献为基础，集中、西、日多家之言，旨在抛开偏见，置个人传记于历史长河之中，用西方性格研究法来重新探讨隋炀帝及其统治。
★作者学术积淀深厚、才思敏捷，译者翻译准确、专业，文笔流畅生动，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装帧精美，收藏阅读两相宜。知名书法家、历史学家厦门大学侯真平教授书名题签，潇洒大气；高阶映画封面，质朴舒适；深沉黑星雨内封，精致低调；象牙白内文纸，复古护眼；裸背锁线，可实现180度平摊。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杂糅式的手法，既研究炀帝本身，又讨论其所生活的时代。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了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
【推荐】
历史学家将从本书丰富的史料中受益，熊存瑞很好地解释了早期日本和古老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宗教研究评论》（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通常谴责隋炀帝，但作者却更胜一筹，他超越了谩骂，进而揭示隋炀帝的个人经历、政策和功绩。本书作为这一研究的成果，将改变中西方历史学家对隋朝和隋朝对中国历史重要性的认识。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对中国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熊存瑞的研究对于研究隋朝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丁爱博（Albert E. Dien，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书荟萃了西方著名汉学家杜希德、姜士彬、伊沛霞、葛涤风、陈美丽、霍姆格伦等先生研究中国中古时期高门大族和统治精英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门阀士族作为中古时期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其本质究竟如何认识？是贵族政治，皇权政治，抑或官僚政治的变态？西方学者综合利用传统文献和新出资料，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社会流动、大族人名、地方基础、政治权力、姻亲关系、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尤其对于门阀士族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权力构成进行讨论，各申己说，交互辩难，展开极为有益的探索和争论，构成中古士族研究百年学术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书既是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总结和反思，也期望借此推动中古士族社会和中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书采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心态史等多种分支结合的方法综合性地研究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动态关系。从追溯西北哥老会的形成历史开始，叙述西北哥老会如何与同盟会合作，为辛亥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又进一步探讨西北哥老会为何未能有效自我改造，难以融入民国政治体制之内。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分为《日本汉学史第1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日本汉学史第2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日本汉学史第3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日本汉学史第4部·新的繁盛(1972-1988)》、《日本汉学史第5部·变迁和展望(1989-)》共5册。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内容简介：李庆教授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一至第三卷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该书全帙五卷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这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因为，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影响已几乎消歇，但实际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又大为增长。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可惜的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尚无日本汉学史一类的著作。所以，李庆教授的这部大著在当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
日本汉学在当时之产生上述重大影响，首先是由于从乾隆皇帝开始，清朝统治者的唯“天朝”独尊的思想就已浃肌沦髓，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屑一顾，一味致力于对内的钳制，而对中国的程朱理学等传统则尊奉得无以复加，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才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土大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之类，根本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制度。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书中发表“猗卢之碑”残石版资料，亦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作者执着于历史新知的获取需要学界长远积累的愿望，修订本对原书有较多改动，订正了一些使用和认知史料的不足，也有若干见解上的变动。仍然意在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奉献给同好读者，共做进一步的考索。

宋史专家虞云国 细描南宋帝国政治生态，把脉帝制中国专制痼疾
---------------------
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
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
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
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 宋宁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刘基事迹考》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逻辑推理，对明代以来民间及学术界对刘基的评价进行质疑，判定前人评价刘基的主要依据《故伯刘公行状》内容多假，其作者姓名与撰写时间也属伪托；依据史料对刘基的一生事迹重新评价，以还历史原貌。

本书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媒介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并通过此种变迁来审视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信仰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的观念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本书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与文明发生巨大变革的因素，除了既往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国家外患和政治变革等显著的“历史事件”外，尚有隐现在这些“事件”的历史深处，引发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想结构变革的媒介。

本书接续了国内外学界十几年来对于“大分流”问题的关切和比较史学的研究路径，深潜入“大分流”发生前的几个世纪，探讨促成“大分流”现象的深层逻辑。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经典著作不同，本书主要从政治视角观察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进程，由此发现：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是促成“大分流”*根本的原因，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经深埋在中国和欧洲的政治架构之中了。本书以宏大的视野、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重新审视欧洲大陆两端近千年的历史进程，对诸如近代经济转型问题、中西历史比较问题、中国历史重新评估问题、制度史研究的视野与路径问题，都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的两位作者此前分别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欧洲经济史研究，他们的合作也说明：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中国史学家与欧洲史学家并肩作战，能够写出一部坚实且耐看的经济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