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从唐后期到北宋，一群掌管宫廷事务的内职近侍、“陛下家臣”，因其“结构性孤立”，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逐渐成长壮大为一个新的官僚群体——武选官。边防军的统兵官、管理基层经济事务的监当官，二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是武选官最具代表性和最大宗的两类职位。武选官的存在，有效地分割了统兵权，而这个群体却被“隔离”在政府行政决策权力之外。宋代的官僚结构、官僚生态因而发生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本书所呈现的，是武选官的“前世”与“今生”，是成长过程与变化机缘，是皇帝、官僚群与制度互动的生动细节。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显示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本书以勾勒轮廓、阐释整体特征为限，又包含着对百年来“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情结”的特殊关注。在统合百家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全是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的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
本《通论》初版分前篇和后篇两部分。前篇从纵横交错的角度，围绕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脉络两大主题，通过若干专题，进行研讨。纵向的，对发展线索作讨论；横向的，多围绕中国历史的特点展开。后篇则重在回顾和反思《通史》的百年经历。增订本新加入的“续编”，收进了初版后十年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如〈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农耕文明新审视〉等等，大体沿袭原来的风格，仍然是“讲义”性质，亦即作者所理解的“中国通史”，反映其个人性思考的心迹。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是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论述精到，有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作者熊鸣琴认为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降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當中共接管城市，傳統的城市精英遇到農民出身的新統治者，他們如何看待彼此？
隨着1949年軍事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城市的接管。中共離開熟悉的農村根據地，進入城市陌生的政治文化生態，逐步鞏固政權、恢復經濟、改造機構。而由此啓動的文化轉型，與其政治變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分析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動。在此過程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城市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革命者這種新的文化認同，對其樹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持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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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將成為解釋共產黨接管中國城市的一個標本著作。」
─鮑德威（David D. Buck，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

作者从社会特质与统制体制之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出现及运作的，并力图说明，在那个“天地间之大变局”当中，某些不变或变动不那么剧烈的部分，却可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为根本的“底色”。

作者认为本书“可能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书籍”。
本书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⑴“近代”之始；⑵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⑶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⑷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全书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最终要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书中不仅讨论晚清时期华南沿海的变化，即晚清对于华南沿海的意义；也将华南沿海在长时段的海洋史中加以定位；同时通过对华南沿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的讨论，对鸦片战争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赋予其新的内容。

《日书》的性质类似于今日的农民历，举凡饮食、裁衣、建筑、出行等日常生活，及婚姻、丧葬等择日宜忌，都有详尽的说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埋没二千余年的《日书》重现于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以往不被关注的《日书》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一些系统研究《日书》的论著也开始出现，提供了人们认识战国秦汉民众文化的契机。
本书以《日书》“图像” 为研究中心，通过系统梳理、归纳迄今发掘出土的《日书》“图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图式、图画进行分类、排列，首次较为完整地整理出了一个有关《日书》图像发展演变的序列。
全书共分五章，除导论、结语外，分别讨论了《日书》表示时空的图式、《日书》表示时空的图画、楚帛书表示时空的图式等问题。通过本论著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对《日书》各种图像内涵与源流的认识，为今后进一步通过《日书》图像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战国秦汉时代的历史文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本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依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

《皇帝与皇权（第三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了皇帝制度的各个方面，如称呼服饰、仪仗禁卫、内宫制度、都城格局、临朝听政、继位分封、丧葬陵寝等等；下编就中国**主义皇权的发展、全面确立和腐化进行了梳理，并对皇权的基础、特点进行了总结。**终《皇帝与皇权（第三版）》得出中国**主义皇权史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圈的结论，发人深省。作者对中国历史功底深厚，史实史料烂熟于胸，故能旁征博古通今引，驾轻就熟。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又对一些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研究，提出了一些不道理的看法，对皇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也进行了分析批评。

《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内容简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中国生育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从“晚稀少”到“一胎化”，再到“独女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这是怎样的演变历程，又付出了怎样代价？《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现行生育政策的演变、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并侧重就上个世纪80年代生育政策演变轨迹进行概要描述，并对这一政策实施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未来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行阐述。

生动还原八百年前元朝两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一本多角度的历史大散文。
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这条路相连。
这条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 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这条路是元代的辇路，是皇帝往返两都之间的专属性道路，设有十八处纳钵。
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享受历史的丰富，探寻生命的意义，重新发现中国。
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大历史与个人小历史在书中错落交汇。
在这条路上，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一边是遥远的史书上的沧桑印迹，一边是近处几十年的悲喜人生。年少时不为人所知的暗恋，三十年前的半途而废的远足，二十年前暴风雪中被倒提双脚走出黑松林，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记忆里一朵牵牛花的摇曳，都因某一地点某一场景，在路上被恍然忆起。作者五十年的人生，也零星散落在这条徒步之旅上。
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本书汇集了许多的旅行家对于徒步的思考和意义。所引用的国外旅行家的段落，几乎都出自作者的优美译笔，且金句叠出：
“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
“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
本书配以精美手绘插图，以及手绘地图，生动表现沿途历史遗迹和人文风貌。

本书站在宏观的历史视角，以时局变迁下南宋官制异动为经，以宫廷画师的职官迁转、调度运作、画艺薪传为纬，剖析为何宋室南渡，朝廷无法复置如同北宋翰林图画院，省舍独立的实体画院。研究结果表明，南宋由“御前画师” “非御前画师”两大模式供职宫廷，为远绍唐代，汰换北宋，孕育元、明、清宫廷绘画机构运作机制的摇篮推动者。此一运作模式，在宋亡后不断转型，由御前画师蜕变为后世对南宋实体画院制度的想象。文字古典优美，视野宏阔而目光锐利，读之恍若置身南宋。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現存有數量眾多的書信，是研究朱熹生平、思想及其育人施教方法、成效的重要文獻資料。通過彙編朱熹往來書信，予以系年，將有利於朱熹及其思想研究、朱熹時代學者的學術交流互動與影響等研究的深入。
【編寫體例】
一、本《彙編》收錄迄今所見之朱熹與朝中公卿、師友故舊、 鄉親門人等往還書札，計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二千五百八十餘通，他人至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三百七十餘通。然不包括《晦庵文集》卷二○至卷二三所載之“申請”、“辭免”等文書。
二、本《彙編》所收載之書札全文，主要錄自朱熹《晦庵文集》、朱熹所交遊者之文集以及後人之輯佚著述等；其殘篇、斷句則主要錄自朱熹與時人之其他著述如記文、序跋、碑傳誌文等所收錄之文字，并有部分自元、明人著述中所輯錄者。
三、本《彙編》所收錄者，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之姓名漢語拼音為序。其姓名、身份皆無考者，則皆歸於“某人”條下；而題為朱熹佚札、然經考辨為偽者，則附見於相關條目之下，以祛疑惑。據考，自紹興十七年（1147）至慶元六年（1200），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達五百三十餘人。
四、本《彙編》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為條目，於其下收錄其與朱熹往還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以所考辨出之撰寫年月先後為序；并於該條目前簡述其生平事跡以及其與朱熹之交遊情況。又，古人著述中多有關於朱熹往還書札之本事、說明、評論等，為便於閱讀，故一般收錄於相關書札之下。
五、書札名以原書題名為定，如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朱熹《答吕伯恭問龜山中庸》、朱熹《與趙帥書》、朱熹《與章侍郎》、張栻《答朱元晦秘書》等。然自他書中所輯之佚書，則一概取其字為題，如程洵《與朱元晦書》、朱熹《與程允夫書》等。
六、因朱熹與某人之往還書札往往不至一通，為示區別，則於書札名下加以改書札之首句，加以括號，如朱熹此《與張欽夫》（前書所扣）、朱熹《答許順之》（此間窮陋）等。
七、《晦庵文集》中存在一書於不同收載於不同卷帙下、或一書收錄於不同人名下之現象。本《彙編》於前者即收錄一書，然注明其重載於不同卷帙之情況，於後者則分別取為條目，然後注明其於其他條目下之重復情況。
八、為便於查閱，書後附有《人名索引》和《徵引書目》，皆以漢語拼音為序編排。《人名索引》中以與朱熹有往還書札者為目，如“蔡元定”、“陳俊卿”等；然其書札中大多以其字、號、官爵等為題，故為其做參見條，如“蔡季通見 蔡元定”及“陳侍郎 見 陳俊卿”、“陳丞相 見 陳俊卿”、“陳公 見 陳俊卿”、“陳帥 見 陳俊卿”、“陳福公 見 陳俊卿”等。
九、前賢時彥對於朱熹書札之考訂研究成果甚多，尤以陳來先生《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為著。本《彙編》於此頗有借鑑、引用者，著見諸相關條目之下，在此一并致以謝意。

本书作者花费十余年时间对5～8世纪汉文化区域内主要石窟寺及石刻造像进行田野调查，并现场手绘佛像的着衣，通过与古代文献资料的比对研究，探讨了此时期佛衣的演变脉络和源流。同时，通过对佛衣中通肩式、袒右式、覆肩袒右式、搭肘式、露胸通肩式、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和中衣搭肘式等八种类型的分析，展示了当时佛教文化传播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概貌。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从下述三个层面揭示了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一层面“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层面“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 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观念——有时甚至与其思想信仰相抵触（例如有些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帮会）。第三层面“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的反应。《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他迄今尚未公开的数据。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

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七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刚萌芽，我虽然知道坐过牢的人参加这类活动相当危险，但我认为应当为台湾的民主尽力；同时也不愿意台湾继续做美国的附庸，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
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
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陈明忠
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怎样变成中国人
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
难得的精神履历∶暗夜行路 矢志不渝

《蹇蹇录》系日本前外相陆奥宗光所撰外交回忆录。陆奥宗光是日本明治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主导的日本19世纪末期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方式，被后人称为“陆奥式外交”。本书主体内容涉及甲午战争前后，即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到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这一时段内的日本外交活动。陆奥宗光本人作为当时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参与几乎所有的重大外交决策。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围绕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致入微地记述了日本与英、法、美、德、俄等国，以及与清国和朝鲜的外交往复，包括彼时外交文书的具体内容，驻外大使的密电和政府高层会议上的言语交锋等等机密内容，以及如何在中日（马关）谈判中运用各种手段，逼迫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日本攫取巨大利益的细节。书中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虚饰自矜的色彩，但总体而言，仍是研究那段历史绕不开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