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上起新石器时期，下至清代数千年中国染织纹样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并就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工艺技术、织物品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综合论述，着重对各时代纹样从造型、色彩方面进行剖析，并联系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深入阐述染织纹样的形成风格和美学特色。
染织纹样史研究的内容是以纹样为核心的，涉及纺织原料、染织工艺、织物品种以及社会制度、时代风尚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本书按历史时期分为八章，每章的第一节是对织物的原料与品种及纹饰的表现工艺的研究；第二节论述本时期典型时代纹样的结构特点、纹样的流变等；第三节是纹样的文物示例与阐释，以图片为主，加少量文字阐释。

这是一本带你穿梭另一个宇宙的“旅游指南”！
•《山海经》明明是怪物志，为什么写得像食物志一样？
•昆仑、浑沌、葫芦……这些发音相似的词语里，藏着宇宙的源头？
•《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真的存在吗？
•猪八戒怎样经历了从黑猪变白猪的漂白之旅？
地理、文学、建筑、盆栽、金鱼、食品、 怪物传说……
种种乍看不合常理的故事和图像背后，
隐藏着中国人世代累积的世界观与时空思维。
对中国人来说，内藏无限大宇宙的葫芦，也是通往异界的传送装置。
一座庭园、一幅画、一头犀牛、一张地图……都是一道任意门，
炼丹术、壶中天、宇宙文、永动机……中式奇谈怪论，可真惊人！
翻开书页，且让我们穿过月洞门，进入充满奇思异想的桃源乡，
看看中国人的葫芦里，到底藏着怎样的宇宙？
这趟旅程没有目的地；重要的是，沿途景致迷人。
这本书所涉及的学问，从地理学、天文学、妖怪学、神话学，一直到植物学、历史学、文学……无所不至。看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乃让人不得不好奇：这样古灵精怪的学者，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台湾作家、出版人 傅月庵
本书延续了武田雅哉对怪物的一贯热情，对古往今来的中国奇异幻想如数家珍：从猪八戒惊人的食量到传说中的“昆仑”，从桃源乡的不死药到脑电，从地生羊到江青、彼得大帝对永动机的迷恋……经他的友情提示，我们中国读者也许会惊叹：我们原来是这样一个可以若无其事地讲述种种不可思议故事的有趣民族啊！
——书评人 飞氘

With the move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ternal migration has created new for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By 2010, 260 million citizens were living outside of their permanent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ocation,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constrictive Mao-era system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planning and the rigid intuitional division of rural and urban China. Jason Young shows how these new forces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e state through analysis of major hukou reforms. He document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xplains the ongoing importance of China's enduring hukou system to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善会及善堂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由地方士绅商人等集资、管理慈善机构。这些慈善组织兴于16世纪末期的明代，盛行于清代，甚至民初仍有不少传统善堂仍在运作，本书研究重点则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它们遍布全国，是清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重要性及社会意义不容忽视，其中渗透了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因素。本书既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去探索善堂的成因，也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去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从而深入解读了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作者透过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并与海外汉学对话，回应了中国有无“福利国家”传统之问，为明清社会描绘出一幅活泼的历史场景，丰富了世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

《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分三个单元——即国家建设与治理模式、国家建设与资源配置、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对中国的近现代的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进行了探讨。全书的十一篇专题论文均在经验资料分析、理论思路开拓、概念工具形成方面做出努力，试图在积累学术知识方面做出贡献。每个单元还邀请了在学术上颇有见地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的研究对关注中国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者来说，将有所助益。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一个伟大的历程过程，也是复杂的探索过程。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是摆在学者和决策者面前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训练有素并独具眼光的政治学者，作者从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思考安邦之道的基本理论和对策，时有创新之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遴选作者十多年来对于相关主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从民主、公平与公民社会三方面完整地分析中国转型的道路和未来方向，理论研究和经验考察并举，对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序论：政府行为与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财政包干的效应和后果、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等。

In t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economic breakthroughs in the Deng era, Jean C. Oi shows how and why Chinese rural-based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c sector not just in China but in the world. Oi argues that decollectiviza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d party officials of the localities—counties, townships, and villages—with the incentives to act as entrepreneurs and to promot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many areas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s a result, the corporatism practiced by local officials has become effective enough to challenge the centrality of the national state.
Dealing not only with the political setting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i's original and strongly argued study also makes a broader contribution to conceptualizations of corporatism in political theory. Oi writes provocatively about property rights and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and shows the complex financial incentives that underpin and strengthen the growth in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and shape its evolution. This book will be essential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Chines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ystems.

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铁路史研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受学者重视的一个领域，其研究对当今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近来，有关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有可喜的成绩，主要涉及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可以说，著述丰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需要提高的地方也有很多。作者对中国近代铁路体制演变的探讨，对进一步开展该学术领域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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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毛诗郑笺平议》作者于此著中详细对比毛传与郑笺，综合前人诸意见，辨是非，阐述《诗经》之本义，多有新见和发现。"毛传"、"郑笺"是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黄焯先生认为"《诗》之本义，皆见之于《序》"，"平笺义，仍主毛传，而以三家为辅"。

《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内容为：人口引起学者系统地论述和关注，实际上始于工业革命之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轰动一时的《人口论》便是明证。人口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关注，则应该始于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马尔萨斯时代开始，人口就成为挥之不去、充满争论的议题。进入21世纪，人口还将继续强烈吸引学者和世人的目光，还将继续为我们所关注。21世纪之交的1999年是人口学界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世界迎来了60亿人口日，这一年也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老年人年。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口现象——世界人口的空前规模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迅速展开的巧合，却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及21世纪人口变化的特点与趋势。日本人口学界著名学者黑田俊夫高度概括和前瞻了20世纪50年代起的人口变化及趋势的特点，把1950～2050年这100年称为“人口世纪”，他认为人口这一百年是人类人口史上的分水岭。（黑田俊夫，1999）。前50年即1950～2000年是世界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50年；后50年即2000～2050年则是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50年。

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伦，在20世纪中国遭遇了激烈批判；但常被忽略的是，此时西方学界也出现了对人伦的反省，创造了三个“学术神话”：母系社会、乱伦禁忌、弑父弑君，其中第一个还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本书考察了这三个命题在西方古今形质论哲学传统中的根源，尝试探索在中国文质论传统中反思人伦问题的可能。
本书的写作缘于作者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迁的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以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学科框架，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聚焦西方形质论（形式/质料）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人伦问题及其现代处境，尤其从现代人伦思考中的几个比较极端且充满论争的理论与命题，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入手，细密梳理和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与思考，并追问了人伦问题背后的形质论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西方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都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国的虚无与焦虑；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质论”传统或许为我们重建人伦与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From about 1600 to 1800, the Qing empire of China expanded to unprecedented size. Through astute diplomacy,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a series of ambitious military campaigns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Manchu rulers defeated the Zunghar Mongols, and brought all of modern Xinjiang and Mongolia under their control, while gaining dominant influence in Tibet. The China we know is a product of these vast conquests.<br /><br /><br /><br />Peter C. Perdue chronicles this little-known story of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Unlike previous Chinese dynasties, the Qing achieved lasting domination over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Rulers used forcible repression when faced with resistance, but also aimed to win over subject peoples by peaceful means. They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promoted trade networks, and adapted ceremonies to the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es.<br /><br /><br /><br />Perdue thus illuminates how China came to rule Central Eurasia and how it justifies that control, what holds the Chinese nation together, and how it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d Mongolia developed. He offers valuable comparisons to other colonial empires and discusses the legacy left by China's frontier expansio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oday faces unrest on its frontiers from peoples who reject its autocratic rul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launched an ambitious development program in its interior that in many ways echoes the old Qing policies.<br /><br /><br /><br />China Marches West is a tour de force that will fundamentally alter the way we understand Central Eurasia.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距离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本书汇集了1939年围绕着一议题的重要论文以及对这一争论的回顾文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这场大讨论的原貌并思考应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讲述改革开放后，民族优惠政策实施中依靠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不存在，无论城乡青年还是大学毕业生都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才能就业和获得发展空间，这使民族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农村青年在就业市场上遇到极大困难。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中，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央国企和沿海大企业的互动中居于劣势。随着“西部开发”的项目投入，大量东部汉族人口涌进西部民族地区，这些新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必须对我国民族关系和矛盾协调机制进行反思和调整。努力探讨在21世纪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思考我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我们必须努力探讨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以实践为标准，进一步探讨中国在民族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