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分争是清代学术的结穴，也制约着民国学术的流变。本书以重新梳理清代汉宋关系为主旨，在尽量占据文献的基础上转变研究思路，将清季以来尤其是民国学人名著中广为流传的观点作为前贤见识，而非清学的本事；进而在整体的观照下，选取汉宋叙述形成的关键环节，即阮元——学海堂——陈澧的大事因缘，抛开成见，使条理人事关系与解读文献本意相辅相成，揭示史事、观念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重现清中叶所谓汉宋分争的本相，寓解构于重构之中。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主要论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越出传统运行轨迹而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全书共20章，作者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和全新的史学视角，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近代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历史图景。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研究了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从经济、政治结构，到城乡基层组织的变化。探讨了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及其外部因素影响下导致的社会习尚的改变。考察分析了深刻影响社会上层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作者的宽阔视野还关注到社会的其他各个层面，如宗族、行会、会党、人口、移民、社会心理、文学、电影、戏曲等等。书中极富思辨的论述，准确而深广地再现出百年中国的急剧变革。
在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中享有盛誉的这部历史读物，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也是其一大特色。史诗般的语言贯穿全书，遣词典雅，文采焕然，情感自然流露，富有韵律和乐感。新版增加精选《浮想录》摘编，读者可以从中领悟和探知作者建构新陈代谢史学思想的初衷和基本脉络，以及他对近代中国的深入思考。

“龙的子孙”、“龙的传人”……类似的说法耳熟能详。可这些说法究竟是怎么来的？中国何时和“龙”牵扯上的关系？在近三百年间，西方人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中国龙”的？这些看起来是常识、但又说不清的问题，将会在这本《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中找到非常详尽有趣的解答。

本书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蜕变，人民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书中所配的百余幅图片和照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这些出自西方国家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和收藏价值。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塑造和转变。纸烟从晚清传入中国以后，就迅速成为流行，到了抗战前夕，已经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直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了纸烟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然而，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几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作者从报纸、档案、回忆录等材料中辑录出史料，重构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来龙去脉，并详述了这三次运动的言论、组织和开展过程，将其与更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以小见大，从局部考察整体，最后着眼于近代中国精英和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定义和塑造。本书虽然从不吸纸烟运动出发，却没有被这一主题限制住，而是以此为线索，将政治动员、国民教育、日常生活规训、卫生观念的演进、烟草业经济发展、政府税收管理、中央地方关系、民族主义思潮等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以往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论述的商品流通渠道、货币汇兑渠道、香港在亚洲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和日本传统经济中的某些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对近代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的影响等问题都颇有新意。该书还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书中采用了大量宝贵的外文资料，如英国议会文书等，对国内的研究者是不可多得的。

全书分三卷，中心问题是回答：中国十七、十八世纪就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没有以工业化为背景的西文化的入侵，中国也能实现以科学理性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作者通过对儒教与中国文化精神，例如对绘画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答案，并以著名的博物馆的比喻，说明儒学传统的死亡。作者视野宽阔、慧思独运，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关联，回应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了解之同情”能否全面反映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如何理解胡适提出的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陈寅恪所说 “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傅斯年如何看待西学？这一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何在？傅斯年、陈寅恪对宋代和清代学术有何看法？傅斯年与陈寅恪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傅斯年留学后学术观念的突变与陈寅恪有何关系？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人对新儒学产生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4． 探讨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的重要议题，把握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从教会学校切入，探讨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后发展国家民族的普遍难题：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全盘西化还是中西汇通融合？在西学与中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争夺中，教会学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探源》梳理“中国哲学”概念的发生及入华过程，探讨跨文化传通与权力渗透的深层关系。《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在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重估白话文的成败得失……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理清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及流风遗泽。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本书通过藏汉佛教徒的经历探索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形成及其与西藏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试图将西藏合并入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在清王朝于一九一一年崩溃后，中国政治家在失去满清皇帝传统宗教权威的情况下，求助于共同的佛教传统以赢得藏人支持。另一方面，宣传共同的佛教传统也使中国佛教徒和西藏政教领袖追求各自的目标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极受欢迎。在汉藏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削弱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依然密切。共产党取得控制权后，在五十年代继续利用这种联系加强对西藏的管治。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继续存在的西藏问题和寻找佛教徒与藏族喇嘛间关系之根源。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内容简介：“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对这部自传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作者用平实的语言，描绘着身处的那个时代中极不平实的事件。整个自传分为“西潮”与“新潮”两部分，作者通过他的“亲闻”“亲历”，记录了1842—1941年中国的百年历史。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作者缬缬厚充分吸取亨廷顿、珀尔马特、芬诺、马科松等西方学者的政军关系理论，并在三宅正树有关政军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时代为顺序，选取了从1912年日本军部要求增编两个师团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大正、昭和时期的政军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军事介入政治的详细经过及其背景，剖析了军事介入政治的真实原因。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作者缬缬厚对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研究，是基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推动了新时期日本学界对于近代军国主义形成体制的关注，为日本政治、军事体制的变革和政军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是作者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涵过于宽泛而提出的一个专门史的学科构架，它是指在朝贡制度主导下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收集了作者近十五年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十八篇论文。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要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倾向不同，作者尤其强调对中国封建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而且从国家利益角度探析了朝贡制度的边防安全功能，从内外差异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本质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针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对话。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本书选录的原则：(一)尽量以原始资料为主，少量有参考价值的当事人的传述，杂记和后人的专著、论文亦择要选录。(二)各种观点的资料均予以选录，文字上不作改动，请读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引用。(三)所有资料按内容分编、分节，加上标题，依年代先后，文体异同排列。(四)力求详备，突出重点，顾及一般。除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教育意见和教育措施的谕折、法令、章程外，更侧重选取反映当时学校实际情况的资料。

《校邠庐抗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著作和历史文献，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书中提倡向西方学习，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其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根据，对清末政治的影响甚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此书作为重要的近代史文献，历来受到不同学者的重视，但成书过程却鲜为人知。此次汇校现存各版本，不仅梳理了该书文本的演变历史，全面收录了冯桂芬本人对该书的增删补录，且通过各版本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出晚清那段动荡的历史。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从党际交往层面，叙述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历史经纬；下篇侧重从外交层面，将中越关系置于二战后期及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背景下，通过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政策的演变，来透视作为战时大国的中国在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与地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重要文件。本书以丰富的史料，系统记述了邓小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亲自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对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进行了深入介绍，包括毛泽东逝世前后的中国政坛情况、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庆３０周年讲话等。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全过程及对该决议的评价等内容。书中指出，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历史决议起草的宗旨，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建国３０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独特智慧和宽阔胸襟。

▼内容简介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性译作。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运动期间，主持了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根据当时的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不仅利用《澳门新闻纸》制定禁烟抗英策略，而且抄送广东同僚及他省督抚官员参阅，还将部分内容附奏折呈道光皇帝御览。本书以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底本为凭据，经过细密考证，还原了这部译著完整的英文原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印，内容涵盖当时的军情夷务与时事百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媒体推荐
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
——周振鹤，复旦大学教授
林则徐系统了解西方国际法规则，既获益于他主持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和《洋事杂录》，也与他阅读摘译《广州记事报》等报刊、询问荣林、史济泰等华侨及外国人分不开。译文中不仅涉及西方人如何以国际法规则评判中国事务，还述及关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外国商船的国籍”、“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自由贸易原则”、“领事裁判权”、“诉诸战争权”等近代国际法的知识。
——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
林则徐虽然“看世界”的深度、广度与后辈相比不够完备，但却敢于率先突破固有文化思维，探索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后来者无法比拟和想象的。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转折时期，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被永久载入史册为后世敬仰和发扬的。
——澎湃新闻2015年12月7日
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开启了当时中国了解世界的第一扇窗口，这在整个迂腐不化、闭目塞听的大清帝国显得尤为可贵。……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古老的译报仍然在向我们述说着那日渐久远的往事，时刻提醒我们记住：要想强大自己，就要“开眼看世界”，以居安思危的眼光审视自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入世界，多多吸取各方、各国的长处。这在过去、在现今、在未来都是智慧之法、强国之道。
——窦虹《开眼看世界——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