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八年抗战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导致此项蜕变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立即和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1937-1941年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这些都是本书着力要探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With the Qing Dynasty reform efforts (1901–1911), abol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1905), and the end of the monarchy (1912),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rought important changes to the elite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book examines the social backgrounds, public activities, careers, and decision-making of local and provincial elites—that is, nonprofessional men who had taken on public duties when the multiplying problems of government had resulted in a general breakdown of public functions.
While elit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ave often been caricatured as militarists, corrupt bureaucrats, evil landlords, and ineffectual reformers, they have not been clearly understood or closely analyze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lites had been assuming increasing responsibility for funding and managing public projects, an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d expanded their activities still further.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century, they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personal and communitarian development; it was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developed by these elites that subsequent regimes—Guomindang, Japanese, or Communist—had to build upon and adapt.
Keith Schoppa divides the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to four zones according to leve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rupulously analyzes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remolding society at the loc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By delving beneath the heroic figures and large movements of Chinese political life in this century, he reveals the common factors that make China a part of the worldwide story of re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提及「白话文运动」总是言必称「五四」，而对清末白话文（学）潮流则轻描淡写，贬多褒少。时至今日，尽管白话文运动并非五四之特产已渐为学界所认知，然而，人们对清末白话文运动之整体形态及流变轨迹仍然缺乏明晰的认识。《清末白话文运动》基于近代原始报刊史料，从清末白话文运动之理论自觉、主要阵地与中心位移、民间力量与官方资源、白话文体探索、语言特征与流变、拟想读者与实际受众、白话报人与白话文作家，及其与启蒙救亡思潮、语文改革思潮、白话文学思潮、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历史关联等方面，对清末白话文运动展开多角度的系统考察与立体研究，初步还原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历史面貌。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于治戊戌变法史，这使作者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科学委员会聘为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实作者的说法，及免读者复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作者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異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推翻清朝统治。
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 民主政治。
四、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精装)全书分上中下三册。1987年，为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五十周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研究室和《民国档案》杂志编辑部合作编辑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题档案资料。其主要内容有：（一）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画部署；（二）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役的战况；（三）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役的战况。但因当时时间紧迫，只辑录了正面战场中中国陆军抗战的有关史料，对中国海军和空军参加抗战的作战史料，未予收录。有鉴于此，在纪念抗战全面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补充了中国军队海军抗战史料，其主要内容有：海军抗战部分，包括封锁江阴要塞、粤海军抗战纪实、长江布雷作战、中国海军抗战纪实等及空军抗战部分，包括空军抗战概要，中苏、中美空军联合抗日经过，空军常德、中原、长沙、衡阳、桂柳、湘西等会战经过等。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oses a challenge to many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prosperity also was vitally important to the longev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roughout the preindustrial era. Befo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s economy shared some of the features, such as highly productive agriculture and sophisticated markets, found in the most advanced regions of Europe. But in many respects, from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irrigated rice farming to family structure, property rights, the status of merchants, the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imperial state's fis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China's preindustrial economy diverged from the Western path of development. In this comprehensive but accessible study, Richard von Glahn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ree millenn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本书侧重于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相关性研究。既着眼于历史变迁的纵向展开，力求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前期制度性变迁所引致的乡村社会演变的基本轨迹和发展脉络，又着力于区域角度的横向展开，以揭示不同社会、文化要素在乡村变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时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力求透过社会、经济、文化的地域差异揭示隐含其后的共趋性和普遍性特征，并通过区域演进的不平衡性呈现整体历史进程的同质性意义。

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本书采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心态史等多种分支结合的方法综合性地研究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动态关系。从追溯西北哥老会的形成历史开始，叙述西北哥老会如何与同盟会合作，为辛亥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又进一步探讨西北哥老会为何未能有效自我改造，难以融入民国政治体制之内。

In this path-breaking book, Tong Lam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the “culture of fact” in modern China, showing how elites and intellectuals sought to transform the dynastic empire into a nation-state, thereby ensuring its survival. Lam argues that an epistemological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al modes of understanding the observable world began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cing the Neo-Confucian school of evidentiary research and the modern departure from it, Lam shows how, through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urvey, “the fact” became a basic conceptual medium and source of truth. In focusing on China’s social survey movement, A Passion for Facts analyzes how information generated by a range of research practices—censu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thnography—was mobilized by competing political factions to imagine, manage, and remake the nation.

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本书撷取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几个片段，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以及崩解后的传统碎片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催生、转化与突破作用。在其中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自省逻辑如何将社会进化论改造成为强大的行动机制、历史观的改变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方式、声音文化的兴起如何引发知识变革中的“声音转向”、“道”的意识怎样参与现代学术理念和制度的型塑、科学概念怎样刷新传统宗教的形象、新旧文学怎样直接间接地对新史学的科研实践提供支援。这番回顾表明，激活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既依赖于对我们自身传统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肯定，又依赖于对这些素质的强化和提升。

《通胀螺旋》一书是作者张嘉璈先生以其自身经历，全貌地记录了中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间的通货膨胀发展过程。
因历史和社会政治原因，战前的中国国力羸弱，维持抗战并非易事。作者以当事者的身份，从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农业发展、外国援助及中日货币战等诸多方面，详细记录了抗日战争及国共对抗时期战场之外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抗战和社会动荡时期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
书中关于政府治理、币制改革变迁、中国新式（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财政弊端、城乡／东西部“二元”结构、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等问题的讲述，被西方官学界视为了解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状况的借鉴，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本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书信、日记、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档案文牍等为据，详述这一留学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和课程及组织、活动，并专章讨论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等各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次以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版的中译本为底本修订，纠正了谬误，并增加了有关作者学术成就的述评文字，以飨读者。

本书稿是著名的合肥十姐弟的“大弟”张宗和先生写于1931-1938年的日记，由其女儿亲自整理，书中涉及个人隐秘的部分，已做删改。日记内容主要是对张家姐弟在苏州的家庭生活、张宗和个人情感经历以及作者在苏州、上海、北平求学时的校园生活的记录。读者从中既可以看到张家知书重教的家风的养成，也可以真实感受到张家姐弟们父母恩宠、姐弟和乐的天伦之乐，还可以真实具体地感受民国时期青年学生的学习、情感、校园生活。当然，日记中也侧面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出版价值。

本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书稿以潘祖荫为纽带的金石文化群体为分析对象，揭示独具特色的晚清金石文化，梳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支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概述部分阐明金石文化的内涵与历史沿革，介绍晚清京师、山左、南中、岭南、西南等几个主要的金石文化群体以及潘祖荫、陈介祺、王懿荣、鲍康、吴云、吴大澂等代表人物，分析晚清金石文化的主要特征与成因。
论文的主题分为四部分：
鉴藏部分主要围绕藏品*富的潘祖荫，分析其富藏彝器的原因与特点，分析其收藏碑石的理念，通过大盂鼎的收藏以及访碑拓碑的事例，分析金石群体的重要作用，并对晚清出现的异域石刻收藏进行梳理，体现晚清金石学家开放的视野。陶器、埙、古泉属于晚清后期所特有或日益丰富的收藏种类，对它们的收藏展示出收藏领域不断扩大的趋势。
传承部分主要分析金石传拓的经验，包括方法的探讨、拓工及用材的影响，以及对照相术的尝试。分析金石著述的出版、刊刻以及不同的出版观念，以好大王碑、华山庙碑为例说明拓本流转的过程，反映金石文化传播的情况。
考辨部分主要从辨伪存真促进收藏、群体考证模式探索、辨文与稽史结合等方面，以沙南侯获刻石、郘钟、姜遐碑为例，分析金石考辨方法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态度，体现晚清金石研究的主要做法。
影响部分主要论述晚清金石文化对于书法篆刻艺术的影响，对书法的影响主要是从书法观和书法实践角度分析，对篆刻的影响主要对取法的变化进行论述。
创新之处：
一是研究资料方面。直接材料有与所述金石文化群体相关的书信、日记、著述、序跋、诗文等，间接材料有方志、传记、年谱、丛刊等，这些资料有的已经出版，有的散落在各大图书馆，无人问津，如潘祖荫的手札尚未有人进行系统整理，本文还就涉及到的人物及事件，尽可能发掘各方面资料，以资利用。
二是研究范围方面。过去的研究以个案居多，本文围绕以潘祖荫为纽带的金石文化群体进行分析，侧重展示主要成员间的交流活动，力求呈现群体的风貌。通过研究金石文化，反映官僚体制、个人爱好与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网的构建与作用、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东西方文化交流等多个层面。
三是研究方法方面。本文研究涉及文献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艺术学，还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主要运用实物例证、分析归纳、历史比较等方法，注重史论结合。
四是研究成果方面。本文通过潘祖荫和交游群体反映出文人士子的交流活动在晚清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他们不仅大量收藏、研究金石，同时非常重视修书、刻书等图书出版事业，因此他们的成就包括文献、校勘、目录、考古、出版等很多方面。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12年（民国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止到1927年，已经出至六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一百年来，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这部书在学术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为治中国秘密社会史者所必读。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书中以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史角度，讲述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秘密社会组织及其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政治动乱和社会变革中扮演的角色。

作者认为本书“可能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书籍”。
本书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⑴“近代”之始；⑵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⑶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⑷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全书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最终要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书中不仅讨论晚清时期华南沿海的变化，即晚清对于华南沿海的意义；也将华南沿海在长时段的海洋史中加以定位；同时通过对华南沿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的讨论，对鸦片战争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赋予其新的内容。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是刘正、黄鸣两位作者在长期查找、搜集、考辨陈寅恪先生往来书信的基础上，首次向学术界公开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真实、准确的陈寅恪先生书信总集。作者在核对陈寅恪先生的原始信件、复印件和传抄件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隶定文字、区分段落、增加标点、断定写作具体时间、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并加以详细分析和考证，订正了以往对陈寅恪书信研究中出现的断代错误、收信人姓名错误、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错误、书信文字隶定错误等一系列在学术上和技术上出现的诸多错误。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实和学术思想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总集和入门工具书。
两位作者历经二十几年艰苦地搜集、整理、考证和研究，不是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和汇编，而是以严谨的考证学治学方法，以古代注释经书的方式和方法，对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加以研究和诠释。
由于尚有三十几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限于收信人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尚不能公布，因此，本书只公布了不存在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的422 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