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不管是政局抑或时代潮流，其变化都可说是翻天覆地。杜亚泉身历其中，个人命运随着这“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而沉浮，也在观察与思考着这过渡时代，同时构想着未来。正如蔡元培所描述的，杜亚泉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却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参见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杜氏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影响很大。但在很多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湮没无闻了”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读到杜亚泉的资料时感叹“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王元化集》，第8卷，《日记》，193页，1993年8月4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正是“失语”的最好诠释。。上世纪90年代后，思想界逐渐注意到杜氏之言行。不过，杜氏言行与时代风气互动互竞的一面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一
杜亚泉，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原名炜孙，字秋帆，自号亚泉，后以号行。他曾对蔡元培解释“亚泉”二字之含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杜亚泉自幼刻苦，青少年时曾勤于科举，治帖括、训诂。在有清一代，绍兴山阴县科举之风浓厚。杜姓为山阴望族，祖上屡有举人、进士出身者。杜亚泉的父亲杜锡三曾非常希望其科举入仕，光耀门楣。事实上，杜亚泉幼时对于举业也确实能“恒自奋勉”。我们不应因为后来杜氏不再参加科举，而忽略了他曾追随科举的读书脉络。
后来与杜亚泉共事的胡愈之便说杜“先生无意科名，幼年专攻数理化博物”（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杜亚泉之子杜其在也回忆说其父在变法图强热潮的影响下，“毅然抛弃科举学业，改学西方科学技术”（杜其在：《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42页）。
蔡元培后来这样记录杜亚泉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
光绪己丑，年十八，入旧山阴县泮，次年娶薛夫人。谓乡居见弇陋，晋郡城，从何君桐侯受业，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辛卯应乡试，报罢回乡，觉帖括非学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甲午春，肄业省垣崇文书院，秋试后仍回乡。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
当时读书人在考中秀才之前，一般都是学“制艺”，如长杜亚泉五岁的同乡蔡元培“十二岁而学为制艺，汩没者六七年”，在十七岁考中秀才后“乃迁于词章”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稍后，杜亚泉第一次乡试落榜，乃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秀才重文采，考举人除重文采之外，同时需讲求学问。此次乡试落榜，杜亚泉大概意识到自己学问不足，“以帖括为不足业”。于是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尤肆力于许氏之学，罗致群书”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从帖括到治训诂考据的转变，在参加完童生试成为秀才的读书人中普遍存在。如蔡元培中秀才后先“迁于词章”，两年后“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故训之学”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又如与杜亚泉同一年出生的梁启超，也是在考中秀才后先治帖括，治帖括一两年后“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我们可以看到，杜亚泉上述治学的转变，与同一时期的蔡、梁两人类似，读书、治学虽有变化，却仍在传统之内变。或可以说，在1895年之前，杜氏仍是一个科举制下传统的读书人。
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杜亚泉也是在次年秋听到战耗后，“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杜亚泉：《〈定性分析〉后记》。已收入本书。。至此，杜亚泉虽对考据词章、科举有所不满，但似乎也并未毅然决然放弃科举，而是再一次调整了治学方向，改治筹人术。
自阮元编撰《筹人传》之后，天文历算已为治考据者所关注。杜亚泉的业师杜山佳本治训诂，但此时也在“治中算，习天元”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另一位与杜山佳为同科举人的何寿章也“治筹人家言”，并著有《圆锥曲线论心》一卷
参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人物列传》，3165页，绍兴县修志委员会，1939。。两人都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举人，均为杜亚泉所熟识，并一同应举。他们当时同治中算，对杜亚泉治学方向的转变当有直接的影响。事实上，最先指导杜氏治筹人术的也确实是曾指导他治训诂的杜山佳。
另一方面，杜亚泉这次治学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甲午前后，时代风气已经大变，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与杜亚泉相识的钱塘士子叶瀚后来回忆，他在年轻时所读多为西学，重西文、数理化、地理等，在其二十二岁（1884年）时，“新会潘学使衍桐为浙江学使，命题云《〈海国图志〉纠谬》。阅生作，诧而奇才，拔置第一。于是杭人士始知新学讲求之有益，闻风而起者大有人矣”
叶瀚：《块余生自纪》上，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4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这种风气未必始于叶瀚，但学使命题的改变造成当时学风的改变，大致属实。几年之后（1889年），另一位浙江士子汪康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
参见罗志田：《科举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杜亚泉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改为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
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他在这两年间研习数学精进迅速，到1898年时，学使按临，考算学，他已是阖郡第一。精于数学后，又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并治哲学，通日语。他个人这一连串的治学转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始于追随科举而变，从训诂到筹人术，由筹人术到西方算学，再由西方算学进而接触到整个西方文化，直至放弃科举。杜亚泉后来也说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他才“知国难将作，绝意仕进”
杜亚泉：《智识阶级之团结》。已收入本书。。也正是在这时，他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以教书立身、用世。
二
甲午后两年，何寿章与徐树兰在绍兴办中西学堂，聘杜亚泉为算学教习。这很可能是何寿章与杜山佳、杜亚泉熟识，了解杜亚泉在这两年中算学精进。自此，他才开始以算学闻名于绍兴，并以算学谋生，在绍兴古城中，成了一个新人物。在学堂中，杜亚泉结识了后来影响其人生轨迹的蔡元培。
1898年冬，蔡元培受邀任中西学堂总理。杜亚泉始与蔡元培相识。蔡元培1884年十七岁时考取秀才，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1892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便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1898年九月受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返回绍兴，任职中西学堂。与杜亚泉相比，蔡元培显然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更能直接感受国家层面时局与时代风气的转变，且深受其影响。蔡元培回到绍兴，无疑影响了绍兴小环境的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杜亚泉。
在结识蔡元培后，杜亚泉与之来往密切，一起学日文、英文，共同编和韵记号。其中，中西学堂开设日语课程便是蔡元培的主张，并由他引进日语教师。因此杜氏才有机会学习日语。在他们学习日语后，同读“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的窥见世界新思潮”，都对传统学说“不免有所怀疑”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59～360页。，思想逐渐趋同。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通过中西学堂，将绍兴的精英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蔡元培曾说当时教员中马用锡、薛炳、马章、杜亚泉、寿孝天等，在当时的绍兴，“极一时之选”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94～195页。。这种群体氛围的存在，当对杜亚泉有不小触动。
在这样的交往与氛围中，杜亚泉的思想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到第二年，他曾向蔡元培提议“兴一蒙学会，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先于府城开一学堂，会中人为教习，并立师范生数人，教学生二十余人，即以所编之书授之，借以知其善否，随时改定，俟部类略备，风气渐开，乃推之乡镇”。对杜氏建议，徐树兰听后“愿任刻书之资”。当时设计的课程有：初学惟识字、故事、公理三门，附以体操之易者。第二界分读经、阅史、舆图、数学、格致，皆由浅入深，大约以三年为限。当时拟编初学书，计划由蔡元培任识字书、马用锡任故事书、杜亚泉任公理书编撰。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05页，1899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组学会，开学堂，特别是以蒙学为名，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趋新士人多从事于此。当时蔡元培、杜亚泉的旧交叶瀚曾在上海创办《蒙学报》，在蔡元培、杜亚泉等阅读的报刊中，《蒙学报》便是较为固定的一种。正因蔡元培已将这一群体结合在一起，故杜氏才会有“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的提议。也因他与蔡在这一时期关系密切，思想趋同，故同被认为是“新派”，在“旧派”的反对下，一起离校。后来蔡元培回忆当时学校中新旧之争的情形：
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莼、何阆仙诸君亦多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遭“旧派”反对固然使杜亚泉失去了这一教席，但在当时趋新尊西的时风之下，被看做“新派”一员，也是一种身份上升的渠道，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通过科举实现身份上升的方式。
可以说，从1898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几年中，蔡元培在杜亚泉事业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在这几年中，杜亚泉事业上每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向蔡元培咨询，甚至求助。比如，杜亚泉于1902年受邀主持南浔浔溪公学，杜在赴任之前向蔡咨询；在任上出现学潮时，也向蔡求援，蔡从上海“特往南浔调停”。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96页，1902年二月十四日；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杜亚泉要创办事业时，也往往首先邀请蔡元培加入。如在创办《普通学报》之前，事前先函商蔡元培，并“属元培任经学门”
《蔡元培日记》（上），80页，1901年七月二十九日。。
也正是通过蔡元培，杜亚泉得以结识活跃于上海文化界的张元济等人，并于1904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千1902年，由张元济推荐蔡元培兼任所长，仅数月，《苏报》案发生，蔡即避地离开上海。1903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又依蔡孑民的推荐，聘他的同乡人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07～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如果说，绍兴的算学教习仍是一个地方性人物，那加入商务印书馆负责理化数学部，特别是之后主政《东方杂志》，则显然已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人物。
三
清末数年，中国政治、社会变动极大，朝野空气也随之活泛。1905年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此后立宪的推进其实已相当快速，但仍未能赶上民间对宪政推行的期盼。当时民间士绅纷纷组社团，办杂志，进京请愿，要求加快立宪。
时局也牵动着杜亚泉。事实上，他进商务印书馆后，对时局非常关注，也热心于社会事务。1907年，他与张元济等创立浙江旅沪学会，被选为评议员；1908年参与江、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向英商出卖苏沪及沪杭两铁路修筑权的风潮，对于路事，极尽心力；在1909年浙江旅沪学会开会时，杜亚泉做题为“现值预备立宪时代当先研究宪政”的演说
参见《浙江旅沪学会开会纪事》，见《申报》，1909年3月29日第20版。。
这样的时代风气也影响到了商务印书馆。1908年，时在日本考察的张元济从报上看到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九年清单的报道，立刻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同人高凤谦、陶葆霖、杜亚泉，希望国内同志不要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着想，以为国民之向导”，并建议立刻着手编译政法书籍。
参见《张元济致高凤谦、陶葆霖、杜亚泉》，见《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133页，1908年八月初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对自己的出版事业做了重大的调整，同时，对《东方杂志》也进行相应改革。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1908年七月以前的编者为徐珂。
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11～112页。或正因时局的转变，选报不足以担当“国民之向导”的责任，故从七月开始，《东方杂志》改由更精通政法、热心时事的孟森主编。但孟森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不到一年，便因当选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无暇撰述，辞去主编。杜亚泉大致从这时起，开始参与杂志编辑。杜氏在数月前刚与孟森合作笺释《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由杜亚泉接替孟森主掌《东方杂志》合情合理。
杜亚泉于1909年初入主《东方杂志》。到1910年4月，《东方杂志》在第7卷第2期（1910年3月）刊出《改良序例》，重申“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而尽其忠告，悯斯民而代为呼吁”的办刊宗旨，并以各种新栏目配合“宪政方新，世变益亟”的现状。又一年后，更在第8卷第1期（1911年3月）宣示了“本社之大改良”，表示随着“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近，社会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进之观”。《东方杂志》也从内容到体例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以回应“随世运而俱进”的读者。或可以说，杜亚泉时代的《东方杂志》，就是与清末宪政偕行的。而他对清季新政的认知，却比很多时人更深刻。
关于杜亚泉在辛亥前后对时局的洞察，可参见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代序）》，见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在稍后，他又经历辛亥革命与随后的尝试共和。正因他要随时“为国民之向导”及“对政府而尽其忠告”，他的言论多有所为而发，有具体的针对，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对“当前一境”的即时观察及批评建议。
四
在杜亚泉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曾用“伧父”或“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或译著三百余篇。在杜氏主持之下，《东方杂志》成为当时国内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杂志。章锡琛评价：“《东方杂志》之有今日，君之力也。”胡愈之亦坦言：“《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的。”
章锡琛：《杜亚泉传略》，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6～17页；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2页。在这一时期，杜氏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杂志事，甚至在1917年时曾向张元济建议将编译所理化数学部委托其他人，自己专力主编杂志。
参见《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225页，1917年7月2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但当时新文化运动渐起，时代风气再次改变，杜亚泉渐渐因其不那么激进的主张，成为一个“不新不旧”的“落伍者”。
民初在对尝试共和挫败的反思中，时人的关注点有一从政治热到文化热的转向。但很快不满渐生，从1913年开始，有一迷茫徘徊时期。此时，杜亚泉已开始对此前国人所追慕的“西方”政治有所反思，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多称为“欧战”）爆发之后，此种反思进而扩大到东西方文明全体，并使他卷入东西文明论争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是步步深入模仿西洋，大致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西洋文化精神。正如杜亚泉所说：“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已收入本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使得很多时人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平佚：《中西文明之评判》，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81页。。如梁启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凡一切国家社会之组织，皆将大异乎其前”，此后“新时代行将发生”
梁启超：《欧战蠡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2页。。陈独秀认为受此次战争之洗礼，1916年以后欧洲的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
陈独秀：《一九一六》，见陈独秀著，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一），197、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他们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新潮流，不久后即会出现一更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文化、政治、经济等都是全新的。但对具体是怎样一个新世界并不清楚，言人人殊。正是在这样一个“新者之取舍犹有待于研求”的“混沌时期”
胡政之：《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8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杜亚泉有其自己的判断，对“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在杜氏看来，这比戊戌时代的“新”更新，是“现时代之新思想”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新旧思想之折衷》。已收入本书。。这种论调与时代流风格格不入，陈独秀批评其对新潮流的判断为“梦呓”，而罗家伦攻击《东方杂志》“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见陈独秀著，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一），434页。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623页。。其实，当时双方都自认为代表了“新”，顺应了时代潮流，仅是对“新”与潮流的判断不同。更可见当时的新旧远比我们一般认知中的复杂。但因为五四前后，《新青年》一派的激进主张成为时代潮流，使杜亚泉显得格格不入。这就急坏了商务印书馆当局，竭力劝说杜氏不要再反驳，并要他改变立场，避免违反时代潮流。杜亚泉迫于情势，只得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专管理化数学部事。
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13页。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杜寓所与商务印书馆俱被炮火焚毁，商务印书馆被迫停业并解雇职工。杜亚泉率全家回乡避难，变卖家产，举债为生。两年后，患肋膜炎，至12月6日去世。病笃时无钱医治，身后萧然，几于不克棺敛。
杜亚泉在民初时曾说，在当时新旧交替的社会，不规则的风潮常陡然而起，大多数人陷于漂泊沉沦之域，汩没于社会风潮之中，诸如“科举停罢，八股专家之老死牖下”，“法政速成，刑钱幕友之槁饿家园”。他曾忧虑，就算自己“澄其智虑，宁其神气”，临此大变，能否侥幸逃脱劫运，仍未可知。参见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已收入本书。当时尚是1913年，其个人事业正可谓如日中天。但一语成谶，仅仅五六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之风潮陡然而起，他自己也如之前的八股专家和刑钱幕友一般“汩没于社会风潮之中”。
五
杜亚泉知识广博，所撰文字，除数、理、化、动、植、矿外，自国际时事、经济、政治以至哲学、教育、科学、语言、考古，靡不具备。他的论著，除教科参考书外，多散见各杂志。单行者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东西文化批评》、《人生哲学》、《博史》诸书。本卷辑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论著一百五十余篇（部），涵盖杜氏对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考。
本书选取杜氏文稿，除记事与理、化文章不收外，尽可能多收、全收。以文章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亦不另行分类。所收文稿均以发表时的杂志（书）原件为底本，其中属明显错字，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之。虽多次校对，唯学识所限，自知错误仍多，尚祈读者正之。

This is a history of China for the 900-year time span of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A senior scholar of this epoch, F. W. Mote highlights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lers and dynasties and probes the cultural theme of Chinese adaptations to recurrent alien rule. No other work provides a similar synthesis: generational events, personalities, 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combine to yield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not isolated but shaped by its relation to outsiders. </p>
This vast panorama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largest society in human history reveals much about Chinese high and low culture, and the influential role of Confucian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ideals. Throughout the Liao Empire, the world of the Song, the Mongol rule, and the early Qing through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reigns, culture,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are richly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the political order and institutions. This is a monumental work that will stand among the classic accounts of the nature and vibranc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fore the modern period. </p>

集合台灣、中國大陸、美國、日本等地現代史學者
重新檢視中日戰爭裡的每一個關鍵時刻：
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源於帝國憲法的失衡、
1936年底的洛陽祕密軍事會議確定抗戰大戰略、
七七事變的本質是失控的賽局遊戲、
八一三淞滬大戰的目的是要扭轉日軍的作戰軸線、
花園口決堤作戰最初是德國參謀提出的大戰略之關鍵、
中日戰爭是中國走向真正統一的重要階段。
過去七十年，西方以傳統的地緣戰略觀來看中日戰爭，常把國民政府視為腐敗、無能、消極抗日、在國共內戰中耗費力量，對於太平洋戰爭無足輕重。
幸運的是，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史料（尤其是《蔣介石日記》）相繼開放，帶動一波民國史研究的熱潮，抗戰史尤受矚目，不少學者對抗戰史提出新的觀點。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在2012年推動「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跨國研究項目，由郭岱君研究員主持，結合台、美、中、日、英五國學者，廣泛使用各國檔案，重新探討抗日戰爭。若干新的發現、新觀點足以顛覆我們過去熟知的抗戰論述。
「重探抗戰史」研究計畫預計集結為三大冊出版，兼顧軍事史與政治史，內容涵蓋抗戰時期的戰事、政經社會、外交關係、領導人物的心路歷程與彼此間的互動等各個層面；既探索戰爭的真相，也兼顧戰爭中「人」的互動。
《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是這項研究計畫的第一步成果，論述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由來、九一八事件的背景因素及事變前後國民政府的因應之道、一二八淞滬戰役的真相、蔣介石及其幕僚如何在1931年到1936年之間逐步形成抗戰大戰略、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本質、八一三淞滬大戰的重大意義、國民政府如何一步步誘使日軍落入持久戰的陷阱之中。研究寫作團隊針對每一件重大事件均予以重新探討及評析，力求提供一套符合新時代需求的全面性抗戰史著。
※ 本書共同作者
李　玉：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
周　珞：獨立軍事史研究者
肖如平：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研究員、審編處處長
張玉萍：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講師
傅應川：前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加藤陽子：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深町英夫：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该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征引史料千余种，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新版修订历时数载，增补十五万字，几乎每章每节都有增订。
本书以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对清代学术史做了开创性的探讨。首先论述清代学人游幕的演变轨迹，勾画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进而以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标准，选择了徐乾学、李光地、张伯行、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等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从事个案研究，分析了这些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各自的特点、活动与学术成就等。最后探讨学人幕府与学术的交流传播、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和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指出幕府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幕府内宾主与宾僚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和学术争论，以及幕主主持、组织的大型学术工程等，对清代学术的兴盛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由学人游幕这一社会性活动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兴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所采用的文献资料，一般按较原始的文本和出处入录。关系比较重大的文献（如光绪密诏），有不同的流传文本，且这些文本本身与变法活动有室要关联，则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本分别予以收录。某些重要事件（如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康有为在香港与记者的谈话等），中外报刊报道时各有侧重，《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亦尽量兼容，以便研究者比较。

明末清初及清末。曾出现两次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浪潮川西学东传人物丛节》记载了为此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些中外学者。不书是其中之一。
英国人博兰雅于19世纪60年代来华后，曾长期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先后翻译丁100多种科技著作，他还参与创建上海格致书院并编辑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期刊，为西方科学输入中国做出巨大贡献。本书生动、全面地介绍他传播西学的絮迹和思想，适于中学以上文化的读者阅读。

Providing an analysis of Chinese divination as a means of organizing and interpreting "reality", Richard Smith examines a wide variety of mantic techniques - from the use of the hallowed "Yjing" to such popular practices as siting (geomancy), astrology, numerology, physiognomy, the analysis of written characters, meteorological divination, the use of mediums (including spirit-writing), and dream interpretation. As he explains the pervasiveness and tenacity of divin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explores not onl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various mantic techniques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nation and other facets of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philosophy, science and medicine. He discusses the symbolism of divination, its aesthetics, its ritual aspects, and its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pointing out that in traditional China divination helped to order the future, just as history helped to order the past, and rituals the present.

《梁巨川遗书》主要内容：此次校印《桂林梁先生遗书》，书名改题为《梁巨川遗书》，《遗笔汇存》因系先生手迹，故释文时于款式稍详，馀五种则施以句读，疏通文义。原书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编校时之按语附于当页。新辑附录四种：《梁巨川先生遗笔》后有林兆翰所撰《梁公事略》以及《梁文端公遗笔集资印书诸公姓字》两篇，商务本删去，今次为附录一。梁漱溟先生追忆巨川先生文字甚夥，今自《梁漱溟全集》中摘录，汇为一编，次为附录二。陈独秀诸氏评论文字以及现代学者林毓生所撰长文，今并采辑，次为附录三。《遗书》中《遗笔汇存》皆为先生临殁时手书遗言，志气素定，神思不乱，下笔之顷无一毫苟且，真所谓视死如归者，弥足珍贵，故仍予影印，附于全书之后，俾我中华神胄之民瞻遗书而兴起，忠于国家、忠于文化，以至于无穷焉。先生本不以书名，而忠义凛然之气节与光明俊伟之怀抱皆不可掩，虽距今九十栽，而凛凛焉有生气，凡披卷而观者，盖已觉浩然正气之充塞两间也。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买办史话》，本书包括：近代买办的产生、早期买势力的发展、买办活动的领域的扩展等内容。

《西山落日》是清朝末年（1889-1899）一名美国工程师在中国勘测粤
汉铁路时的见闻记录。《西山落日》作者柏生士考察了鄂、湘、粤三省的
地形、地质、铁路、房舍及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对当时中国的商业贸易
、财政状况、建筑、交通等都有所观察和描述，特别是对当时中国最封闭
的省份湖南有着重论述，并驳斥了“黄祸论”，预言20世纪的中国有光明
的前途，“一定能够再一次在世界大国之列占有一席之地”。

大学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一种新事物。它的诞生既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需要，也是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
本书以大学存在的空间场域——校园为研究对象和切入口，是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的一项个案研究新成果。全书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揭示了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从无到有、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的动态过程，还原了其间各方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建校先驱为新校园诞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该书又将珞珈山校园的诞生，置于近代中西建筑文化激荡交汇的历史进程中，探究了这一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所折射出的建筑文化意涵和时代思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研究及建筑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均有新的意义。

現代中国を深く理解する手掛かりは，近代の中国にある――中国の本質に迫る学習の手引として，備えるべき研究書・工具書・史料を紹介するとともに研究上の留意点について丁寧に解説する。中国研究のみならず，隣接分野の探究を志す学生・大学院生，一般読者に贈る必携の入門書。

这部荣获1995年度列文森图书奖的优秀史学著作，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同的活动，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了千百_万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本书主人公在种种激荡中的传奇经历和遇刺遭际，还有助于探究国民革命失败及此后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是一本关于近代日中关系研究的比较厚实的学术著作，通俗易懂、观点客观中允，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学者的著作。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采取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逐步生成的历史。《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并不是从学界已有的“人文主义”定义出发，追溯这个观念的发生和演变，而是以概念的词汇形式为主要关注点，力图回到近代中国的原初历史语境，探索晚清以来对“humanism”这一西方概念的翻译过程和多重理解。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将“人文主义”的涵义分为“史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两种，前者意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则表示与“人”有关的普遍的思想观念。作为史学概念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与中国西方史学中对“文艺复兴”的叙述密切相关，它本身生产的历史能体现汉语西史叙述的建构性。而作为哲学概念的“humanism”最初被译为“人道主义”。到了民国初年，“人道主义”的涵义逐渐转向“humanitarianism”。后来的学者创制出新的“人文主义”概念，正是基于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这一新概念也很快与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再诠释结合起来。

本书收入作者多篇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言说、族群身份、方言书写、香港在中英和华南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探讨历史研究如何从具体的地方出发，却能走出“地方”，检讨国家和民族框架下的历史叙述。“走出地方”的另一重意义，也体现在作者对新旧史料的利用和思考，多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歌册、字典、绘图、博物馆藏品等实物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阅读，并讨论时至20、21世纪之交，网络时代数字化的史料如何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作者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