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市东郊的青莲寺与玉皇庙之间相距有十多公里，都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历史的烟云中，他们与这座城市、这块土地，共同经历了沧桑迭变、兴废交替，然而不变的是寺庙的顽强存在和百姓对它的绵长记忆。在这段记忆里，最久远、留存物质和精神最多的是唐朝华贵的佛、宋代精致的神。千百年来，青莲寺里释迦牟尼与他的弟子们，玉皇庙里玉皇大帝和他的各位神将，不动声色地征服了众多的香客和艺术家。在人神共处的默契中，像一篇叙事性的小说或激情飞扬的散文，叙述着创建寺庙的一个个隐隐约约的故事。人们崇拜着、困惑着，无论是佛还是道，都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思考和想像的空间。
本书以影像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完美的呈现了晋城国宝青莲寺和玉皇庙在神像塑造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作者认为本书“可能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书籍”。
本书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⑴“近代”之始；⑵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⑶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⑷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全书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最终要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书中不仅讨论晚清时期华南沿海的变化，即晚清对于华南沿海的意义；也将华南沿海在长时段的海洋史中加以定位；同时通过对华南沿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的讨论，对鸦片战争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赋予其新的内容。

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当时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经典民族志作品。作者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进行了共计27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收集统计数据、问卷调查、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大连市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对何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力量造就了独生子女一代及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体验，以及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渴盼、体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和深刻有趣的探讨。该书曾获2005年美国东亚人类学学会授予的许烺光图书奖。

本书以香港电影过去20年的发展轨迹为脉络，选择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佳片作为讨论对象，试图通过光影编织出一段香港电影的美好时光， 它们代表了香港电影，也代表了香港这座城市。
20年，世事如棋。香港电影又不知经历了几多人事流转、江河变迁，其中千言万语，欲说还休。本书正是借19 97年后的经典港片，对过去20年香港社会文化变迁做一次梳理。我们将电影置入时间的长河，去探索电影的另一重意义：历史书写。
何其有幸，一切对港片的痴情，化作这本给香港电影的情书——《别来无恙》。

我要做的是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关注他们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方式，以及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
文学让我们超越自己的视野，超越自身的常识，而认识更为阔大的世界。
——方方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对传统的每一次深情回望，都让我们心生敬意。这是一本可以让你很享受的关于中国传统木建筑的普及读物，然而又不只是讲中国传统木建筑，更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艺术。
作者赵广超先生从“家”开始，述说中国人将“家”与自然共处一室，把你带入中国传统木建筑的大门，接着是伐木、文字 、高台、标准、结构、斗栱……四合院 、风水、园林、装饰等篇章，没有教科书的刻板，有的是谐趣甚至诗意隽永的语言，借着建筑与中外文化甚至中国古典诗词之间的联系，将中国传统木建筑文化娓娓道来。

《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内容简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中国生育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从“晚稀少”到“一胎化”，再到“独女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这是怎样的演变历程，又付出了怎样代价？《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现行生育政策的演变、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并侧重就上个世纪80年代生育政策演变轨迹进行概要描述，并对这一政策实施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未来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行阐述。

根据13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居留元朝统治下之中国近二十年亲历撰述《马可波罗行记》（亦名《东方闻见录》或《马可波罗游纪》），在西方有“奇书”之誉，有关其人其书的研究，已经成为门国际性、综合性的显学。在中国，该书既中西交通史、多民族文化交流史和元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及必备经典，也因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及流畅可读、充满趣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自民初以来，该书有多种汉译版本传世，尤以著名史学家和翻译家冯承钧先生的这个译本备受推崇，特以版本选择审慎完备、翻译考订有机结合、译述风格文质相兼、附注文字丰富精确等多方面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史料、参考和阅读价值。兹编入“世纪文库”，嘉惠广大学人和读者。

现在，西安掀起了一阵考古热。曾作为世界最大都市的唐都长安，如今已不见昔日的繁华。但是，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带动了一批工程的建设，在施工的过程中，不断地发掘出有关长安的构造遗迹，让人们见识到了梦幻之都长安，曾拥有的国际性与文化包容性。其中，有盗墓者发掘出了皇后“石槨”这极尽奢华的宫廷之物。如此重要的国宝，是否能够回归祖国的怀抱呢？

“红魔鬼”麦林的儿子麦当在地球上长大，他步入父亲后尘，决心找到被视为谎言的“彩虹海”，他依靠神奇力量突破邪恶组织“银河眼”设置的禁区，还邂逅了小星球国王咕咚。臣民因慑于炼丹师的阴谋，把咕咚变成兔子形状，可是他还是落入了炼丹师早已设置的圈套。麦当神勇地击败炼丹师，与咕咚驾飞船飞往彩虹海，可航线被星际联盟关闭，他们只好穿越死亡航线“魔鬼脚印”。历经艰险后，他们在天王星土著帮助下穿越冰雪迷宫，击败了强大的敌人，进入航行者遇难的雪流星。正当胜利在望之机，更大的危险出现了，太空海盗掳走了咕咚，海盗中还有功夫超群的英武少年米龙，麦当还能继续前进吗......

近代日绘鸟瞰地图，是指近代以来在日本形成的一种新式鸟瞰地图画法，此种鸟瞰地图多为日人绘师在习得西洋透视法鸟瞰地图的基础上，糅合日本浮世绘等传统绘印技艺所创制的独具特色的绘图。此类鸟瞰地图绘制准确、立体感强，且印刷精美，因此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实用功能，故在当时常被作为旅游指南地图而得以流传。
本书收集了60余幅中国都市鸟瞰地图，均由日本绘师绘于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全书按地域分为四部分，展示了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同、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武汉、重庆、广州、香港等二十四个城市在那个年代的面貌。这些鸟瞰图大都作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大陆侵略政策实施时期，其所描绘的我国东北、华北、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的都市鸟瞰地图大多以沦陷的城市为题材，赤裸裸地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客观上也为我们研究、还原日据时代沦陷都市的历史原貌提供了第一手的图像史料。从今日的近代地图收藏、近代史与城市史地研究乃至史料保存等角度来看，皆具有很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

This work explores significant physical aspects of the printed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changing assumptions with which Chinese popular novels were originally read from the six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It focuses on the previously neglected areas of book format, varieties of illustratio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llustrated narratives.
The author first considers the physical book itself, as a vehicle for reading and as an object for visual enjoyment,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at commonly used for popular readi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 in sewn volumes with illustrations. He describe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at made book production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by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makes extensiv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s and books of more artistically refined content.
The focus of the study then shifts to the illustrations that accompanied virtually all printed material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popular fiction became common. They are found to consist of a range of conventional ele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images in more refined arts, such as the paintings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decorations produced by commercial artists. Close parallels in both content and pictorial motifs between these various levels of painting and book illustrations suggest a continuum of the arts on which the pictures in mass-produced fiction initially held a respectable position.
The final chapters asser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function of illustrations in narratives as a guide or a hindrance to reading.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correspondencebetween the later decline of fiction illustrations and the growth in reading audiences, explaining this connection as a function of flagging interest in pictures -- which often interfere with, rather than promote, the visualization so essential to reading for pleasure in other cultures as well.
Throughout, the author incorporates findings from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cultural objects, recent research on the commercial arts, and the latest theories of reading for pleasure to situate -- and explain -- the numerous changes in popular literary trends during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of imperial Chinese rule.

历百程孤独半生，40多岁的时候碰到石珍珠——她因为残障，在老家倍受虐待，两人从此开始一起生活；
他们住在北方某个城乡结合地带，历百程以替人算命维生。来找他算命的主顾常常是妓女，她们都各怀心事；
因为冬天太冷，又碰上扫黄打非，老两口回到老家青龙。在那里，他们去过石珍珠的娘家，又回到历百程的老宅。
春天的时候，他们重新上路，赶赴庙会，等待时来运转……
以长卷的篇幅，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形式，《算命》的场景随人物转徙，在不同的地域空间提供的社会背景中，让人看到小人物微不足道，颠沛流离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在这个过程中，它试图洞彻人性。《算命》对残障和社会边缘人物的呈现，从不同角度，但象《麦收》一样，充满了道德挑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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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概述 . . . . . .
第一回　厉百程算定孤单命　 唐小雁棒打无赖汉
第二回　厉百程且说结婚事　 小神仙画符财运红
第三回　小神仙进货大悲院　 尤小云问事行宫村
第四回　放生养生兄弟俩各有说道　 改名改命唐小雁泪流无成
第五回　避严冬厉百程返青龙县　 看哥嫂老两口奔白虎沟
第六回　回娘家石珍珠记忆尤在　 扒祖坟石大哥是为后人
第七回　找残联碰钉子冷脸官腔　 住旅店嫖暗娼吐露私情
第八回　四兄弟大难压身是凶宅　 一把牌江湖游戏只为财
第九回　三春归燕郊自有操练　 五更赶辛集直待运来
尾　声　混江湖厉百程善恶掺半　 度红尘石珍珠无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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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196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这是他《麦收》之后的第二部纪录长片。之前有摄影作品，也写过小说。

文秀（李小璐 饰）是城市里的孩子，自从踏上了知青下乡的路途，命运就此逆转。在荒凉的西藏牧区，文秀住在藏民老金（洛桑群培 饰）的营帐里。由于老金被阉割过，文秀觉得放心，二人感情逐渐深厚。怎料事情起了波折。文秀一直不能忍受荒漠生活，想争取到回城的指标。就因这个指标，她错信了供销员的承诺。将贞操献了出去之后，她才醒悟到这是一场骗局。然而，她却越走越远了——为了能获取回城机会，她放弃了自己的身体，成为了众人的玩弄对象。一次次的伤害，并不能让她回到城市。老金旁观者清，痛在心里，决心为这件事做一个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