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先生说：速写本就是画家的笔记本，它为画家准备了创作素材，其次，它本身又是一种绘画艺术，它的任务是捉住描写对象的一刹那，它必须练出心灵手快的本领；第三，速写是线条的艺术，对于线条技巧的锻炼，画速写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速写不独可以独立为一门艺术，为绘画创作立功张本，速写也是可以出如叶浅予这样光彩夺目的速写大家的。

伍嘉恩作为新一辈传统家具专家，她的木趣居，代表了明式家具工艺和艺术的巅峰。木趣居藏明式家具十一类、一百多件套，以黄花梨、紫檀为主，不仅造型美丽、设计卓越、状况良好，而且多为稀有罕见的传世珍品、孤品。收藏明式家具的黄金时代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殊的时代机遇成就了木趣居，此后再组织这样一套品类完整、精美珍罕的明式家具，已经不再可能。
本书是木趣居家具的研究性图录，严谨地著录了每件（套）家具的规格、造型特点、艺术特色、收藏来源、出版状况，并附明清版画作为参照。全书为中英双语，提供了精美细致、极富价值的摄影图片。《木趣居》从策划、撰写、摄影、设计到成书，历时多年，同木趣居一样，本书也将传承明式家具的永恒之美，给后代。

《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增订本)》主要内容：中国传统语言学，历来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大分支，基本上没有语法的地位。汉语语法学的建立，通常认为应该以1898年《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百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从一棵幼苗到成长为参天大树，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现在，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现代汉语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中，语法研究的队伍最壮大，思想最活跃，成果最显著。进入了21世纪，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史，按照语法专题的框架，作一番认真的科学的梳理，以便总结成绩，找出不足，看清发展的趋势，为今后的研一究提供新的思路。

《杜亚泉文存》主要内容：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本书讲述了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近一百年间,那座金碧辉煌的傣王宫内,庭院森森,黑幕重重。四位先后即位的傣王为夺取王位明争暗斗,直至血染王冠。

《我们播种爱情》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作者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依托广阔的社会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典型，真实地展现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历史风貌，准确地预示出西藏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质。不可讳言，西藏地区在祖国大家庭中具有复杂的社会制度、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在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社会改革，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极为特殊的棘手的问题。碰这个题村，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要求作家具有对政策的理解和对人的良知。在此诸因素的基础上，作者采取了一个最佳创作视角，即对藏族同胞真挚宽厚、百折不回的爱心。这就是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所在。当然，小说也多处描写过男女情爱，但这并非小说的主旨。整部小说所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他们将爱情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藏胞的心田。他们在播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情过程中，培养了互相之间纯洁美好的情爱。正是这种崭新的崇高的爱情，使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之歌。体现这种崇高之爱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书记苏易。他在复杂多变的情况面前，既忠实又灵活地落实党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执行政策的时候竟让人感觉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触角，而只感到他对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爱！作为“这一个”似乎他“怎么做”都是他爱心的幻化。对待许多不寻常的问题，他的做法也是不寻常的。郎加因“抢福”而砍伤农业站站长陈子璜，他却把郎加送来农业站工作；郎加不相信伤人而不办罪，私自逃回山里，他并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领共产党的工资，他并不批评责怪，每次都妥善将工资保管好，每月照样派人按时送去；山民偷占农业站开好的荒地，他劝陈子璜不必计较，决定把地让给他们，只要他们试种冬麦就行……苏易的这些做法，都是经过对藏胞的特殊情况的周密分析而决定的，但它的出发点无一不是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远景着想。苏易的形象，一扫此前某些文学作品中党的领导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瘪面孔，打破了那种常见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学画廊里一个富有个性的党的领导者的新式典型。叶圣陶老先生曾为此感慨系之。他说：“有人说，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们常常说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说爱是一种理想的结果，那么，这种爱的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帮助藏胞提高生产力水平，根除落后贫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之，这部小说的整体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涟漪，涟漪中心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由此拓展开去，波及到西藏地区各社会阶层和历史渊源，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向前跃动的社会画卷。作者摒弃了那种政治化、口号化的贴标签式的人物，而让他的人物都在画卷中占据恰到好处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个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聪、林媛、朱文才等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富有忘我精神，满怀革命激情，但他们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是个性化的新型的群体。在这方面，作者充分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以及结构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审视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典型共鸣，不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直至今天，这些年轻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

本书所呈现的是有关1949—1994年间中国城市社会分层过程的系统研究。根据中国20个城市的居民样本的生活史，本书讨论了两个主题：（1）在国家社会主义下，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社会分层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家及国家政策在教育获得、劳动就业、组织中的晋升、明显的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分布等领域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2）对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起源和程度的评估。作者在诠释国家社会主义中国45年历史的变化和持续性时，融合了社会学分析和对于历史背景的感受。迄今为止，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最全面和最严谨的研究。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之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提出了一个在时的、开放的历史观，以期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的轨迹。

1930至40年代偽軍的興滅，與抗日戰爭、國共的武裝衝突、以及戰後蘇聯在東北與內蒙的活動等因素息息相關，偽軍交織在民族情感與個人利益的兩難，除必須面對「漢奸」的罵名外，也面臨國共藉著拉攏他們來發展淪陷區勢力的爭奪戰。偽軍如何游移於國府、中共、日本之間，獲取利益？戰後的偽軍在國共兩強的競逐及蘇軍壓力下，其生存環境如何？為何瓦解？
透過本書，將分析偽軍產生的原因，偽軍從抗戰至戰後與國、共、日、蘇等政權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外族入侵與統治時偽軍的民族意識及偽軍扮演的角色，在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高漲的情況下，二者與偽軍自身利益之關係為何？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本书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德国占领并统治青岛的殖民历史和社会。这是一部观点突出的著作，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阐述这样的观点：在殖民历史中，历史的主体由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以及两者的交合构成，任何单方面的考察和研究都不能公正地叙述殖民时期的中德关系。据此，作者认为，德国在中国的胶澳租界是殖民统治与抵抗侵略、文化使命与民族自强等等彼此对抗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中国方面的抗争和顺应、丧失和建设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一点在以往的德国汉学、史学研究中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另外，这部著作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使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研究界基本定型的有关观念、方法及学科领域的划分等等进行了新的“解构”式探讨，通过分析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统治措施，分析中国政府和人民直接的或迂回的抵抗方式，进而有理有据地论述了1897—1914年中德两国之间围绕胶州湾问题在军事、政治、宗教及文化等方面所展开的相互接触、相互认识和相互作用。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全 12 卷，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 主编，收入 1945 年至 1991 年俄罗斯解密档案共计 2625 件，有些文件是世界上仅存的孤本，及上世纪曾被俄国某些档案馆解密开放，旋即又被深藏的档案。
内容涵盖中国各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美苏国共关系问题、朝鲜战争，甚至还有中苏关系变冷双方领导人写信骂战等，将中苏关系档案一网打尽，还附有主编所做的研究性导论和编选者的考据、诠释，为学术界和想了解二战以后至苏联解体期间中苏关系内幕的人士提供一套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
16 开平装，730 余万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定价 1800 元！
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崔海智 等一批中国学者编著。
本书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内容包括中苏两党两国高层会谈的俄方记录，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信电、报告，苏方高层领导就对华问题的讲话和内部指示、批示，苏方各有关部门向上级提交的情报、汇报及对策建议，中层和基层党政机关有关对华问题的情况反映 等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说“没有档案就不能做历史研究”，想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要从了解中国周边国家入手。该书为学者研究中苏关系提供了基本史料，同时对于推动我国多学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大江东去》是著名财经作家阿耐创作的一部全景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历史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变化、政治领域的变革 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等方方面面；生动而真实地刻画了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代表人物，如国营企业的领导、农民企业家、个体户、政府官员、海归派、知识分子等等。人物典型深刻，故事跌宕磅礴。
从表现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在表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这一题材里，这部作品具有很重的分量和特殊意义，被誉为“描写改革开放30年的第一小说”，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主要内容：自从数万年前人类踏上青藏高原，一部高原拓殖史就此展开。历经新石器、金属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吐蕃王朝时期以降，历史在这里波澜壮阔地进行着。从高原到内地，共同书写了古代中国大历史中的恢宏篇章。

《诗经新注》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全部作品的注释本。《诗经》至秦汉之际，有六义四始之说。六义者，据《毛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又称六诗，《周礼·春官·太师》云：“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义实际上可分两类，即风、雅、颂为一类，是指诗的写作体裁；赋、比、兴为另一类，是指诗的表现手法。对风、雅、颂的解释，已见前文，不赘述。这里专谈赋、比、兴。

棄置不用的無 人教室，被灰塵層層掩蓋在角落的雜物，集市裡被廢置的日常家私……逸出人們意識之外的物件與細節，卻不曾被時間遺忘。
曾獲得多項華文文學殊榮的青年作家費瀅，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在中國文壇展露頭角，並以〈東課樓經變〉囊取台積電文學賞正賞，標示著一顆文學新星的降臨。
《東課樓經變》除了輯錄同名中篇小說，同時收入〈naga〉、〈朝天宮〉兩個短篇。〈東課樓經變〉敘述一個喜歡在校園中閒晃的中學生小費，漫遊在即將被拆除的民國初期建築群之間，漫無目的遊走其中的同時也讓自己從人群前消隱，和那些被人遺忘的廢墟一起，在自外於時間的世界裡兀自窺視著人間的種種。〈naga〉透過一對病友的互動描繪了被疾病侵襲，身體機能不再完整之後，作為疾病／身體主體的個人如何面對「剩餘」生命的依存與延續。〈朝天宮〉則聚焦在古廟朝天宮周圍的一群失意文人、古玩販子，圍繞著文物古玩各種如過眼雲煙般的流風軼事。
三個題材迥異的故事，內裡卻都暗暗指向生命中被忘卻、遺留下來的殘餘之人或物，帶引人們窺見在時光的意義被消解之後，事物本質安靜而純粹的存在。

《谢赫“六法”义证》内容简介：照佛理，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谢赫“六法”义证》能够脱稿与出版，得力于太多的因缘聚合，至于我个人的努力，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然，近1500年以前的谢赫与他建构的“万古不移”之“六法精论”是最重要的一缘。依我看来，只要有人类，只要人类还有艺术活动的需求，谢赫“六法”都是历久弥新的经常之理。当然，谢赫以后历代对“六法”进行阐释者，特别是现当代追寻“六法”原义的学者的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缘。虽然在我的叙述中对他们所持理据多所辩驳，但如果没有这些前贤思考的启迪，我探求“六法”原义的努力很可能会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