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理学史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寻和叙述传统命理学的发展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通过传统命理学的历史研究，加深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认识。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买办史话》，本书包括：近代买办的产生、早期买势力的发展、买办活动的领域的扩展等内容。

《鲁迅》主要内容：鲁迅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医，后放弃医学救国思想，为改变国民精神转而志向文学。1918年5月，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1926年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8月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离京，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务委员，与瞿秋白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一起为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而斗争。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如《祝福》、《阿Q正传》、《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游刃集荃猷刻纸》包括：旧作；庆贺；乐舞；文物；花草；拾萃六部分内容。

1970年，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这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次中国之行主要往返于两大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京西行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此次行程约三千七百公里。第二阶段，自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与一支唐古特人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梦寐以求的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这是欧洲人首次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
对于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确定的任务是：“首先是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动物学研究；民族学的考察则尽可能地进行。”其实他的四次中国之行，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统一“体例”，而正是因为考察的“科学性”才使他扬名于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大致上重复了古伯察走过的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行程更富有科学成果，而这是建立在认真的勘测和记录的基础之上的。这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在当前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律动，需要积累更多的“在地”知识，需要更多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需要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

人类行为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对象和逻辑起点，《计算社会科学引论:从微观行为到宏观涌现》在深化社会经济行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人类社会复杂现象的行为成因、传导机理和演变过程等；用观点鲜明的大跨度交叉学科方法，将学术观点与研究内容紧密相联：既包括极具特色的异质交互主体多元行为属性内生化分析的原刨理论，又有基于主体行为的一体化建模（ABM）、社会科学仿真模型和软件、计算博弈论和计算模拟实验等方法介绍，还有在集体行动、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社会、历史、语言传播等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管理中行为建模计算的应用案例和经验，凸显用微观行为分析建模和计算实验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宏观复杂问题的“通宏洞微”特点，在行为基点上借助计算实验方法，促进各分支学科的整合，解决复杂情景决策，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

憨山大师注《庄子内篇》，创意于约万历十六年（1588年），最终克成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前后长达三十二年之久，堪称憨山后半生倾注心血的精心之作。大师自言：“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予尝谓老子之有庄，如孔之有孟。若悟彻老子之道，后观此书，全从彼中变化出来。”

本书荣膺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A logo on products ranging from chopsticks and toilet paper to cell phones and automobiles, the panda is one of the most ubiquitous images in China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Yet the panda holds little notabl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China. Although it has existed in the territory of present-day China since the Pliocene epoch, its widespread popularity there is not only recent, but almost sudden.
In Panda Nation, E. Elena Songster links the emergence of the giant panda as a national symbol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prote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nda's transformation into a national treasure exemplifies China's efforts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o distinguish itself as a nation through government-directed science and popular nationalism. The story of the panda's iconic rise offers a striking reflection of China's recent and dramatic ascent as a nation in global status.

二战结束以后，同盟国在日本东京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为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庭审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检方反驳立证、辩方再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过程。

“读书的料”在此指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并进入精英大学的中国农家子弟。借助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本书对他们通过教育向上流动过程中的文化生产进行了深描，揭示了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意义。通过展现这些中国农家子弟的文化自主性，剖析循规本身的创造性及其与文化生产的内在关联，本书突破了“底层缺乏文化资本”这一为学界默认的观念，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理论。本书也特别关注了这样一种文化生产的暗面，直面了“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对个体道德、情感和文化世界的冲击。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汉语离合词的专著，也是第一部研究汉语言单位的专著。其独创性如下：
一、汉语的语素、词和短语都不是形式单位，而是功能单位。本书的研究证明：汉语的语素、词和短语之间在功能上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
二、汉语的词不同于印欧语的词。汉语的语素、词和短语三级语言单位是寄生在汉语单字和字组身上的意义功能单位。
三、离合词在意义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结构上是由两个音节字连接而成的组合体。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越难，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虽然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也不能忘记：你离世界舞台越近，所承担的世界责任就越来越大。很多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贡献都名列前茅。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来衡量，要求中国做出世界第二的贡献，那就很不公平了。这不能从总量来看，不能脱离人均GDP。美国人均GDP5万多，中国1万都不到。如果在该项投入过多，怎么跟国民交代呢？如何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呢？所以不能过度地承担责任，影响到国内可持续的发展。一旦内部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外在影响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此，外部责任要与国内发展情况相适应。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制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然而，比较一下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制造”、80年代的“日本制造”，就会发现，“中国制造”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德国、日本整个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中国制造”很多产品是从西方和其他国家过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了组装，然后再出口。富士康很典型，那只是一个组装工厂，不是中国制造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组装”的概念比“中国制造”更科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成分在里面。
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笔者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的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依靠人家的梯子爬上来，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通过竞争才能做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必须靠自己的梯子爬上去，否则永远要跟在人家后面。

本书记述了张国宝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亲历的一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建设情况，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谋划和科学民主决策这些项目的过程。全书收录作者写给国务院的相关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建议和发表的相关文章共62篇，并配插了许多珍贵历史照片。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历程，这些文稿翔实记录和反映了这一时期辉煌的建设成就。收录的文稿全部为其自己撰写。这些文稿以历史真实为宗旨，生动展现了张国宝作为亲历者参与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及行业发展情况，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上海洋山深水港、首都机场扩建、杭州湾跨海大桥、中俄原油管道工程、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湛江钢铁工业基地、特高压输变电、金沙江水电开发等一大批世纪工程以及建设全国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事业、新能源、船舶、汽车、钢铁、装备制造业等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决策论证建设过程及思考。通过对这些世纪工程决策论证建设实施过程的回顾与梳理，作者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总结了这些重大工程项目从动议比选争论到决策实施运营的曲折历程、宝贵经验和深邃思考。这些经验和思考对中国未来重大工程项目和关键行业更好地科学规划与决策实施，具有启迪借鉴意义。同时，本书从决策实施者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关键重大工程项目进行纪实性回顾与总结，也具有历史文献价值。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采取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逐步生成的历史。《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并不是从学界已有的“人文主义”定义出发，追溯这个观念的发生和演变，而是以概念的词汇形式为主要关注点，力图回到近代中国的原初历史语境，探索晚清以来对“humanism”这一西方概念的翻译过程和多重理解。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将“人文主义”的涵义分为“史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两种，前者意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则表示与“人”有关的普遍的思想观念。作为史学概念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与中国西方史学中对“文艺复兴”的叙述密切相关，它本身生产的历史能体现汉语西史叙述的建构性。而作为哲学概念的“humanism”最初被译为“人道主义”。到了民国初年，“人道主义”的涵义逐渐转向“humanitarianism”。后来的学者创制出新的“人文主义”概念，正是基于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这一新概念也很快与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再诠释结合起来。

本书评述了20世纪50-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内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时期特征；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文学思潮的演化；各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的状况；对当代文学主要作品的评述等。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第一编“西学东渐再东渐”着眼于19世纪英华字典以及《博物新编》《万国公法》和江南制造局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影响；第二编“东学激起千层浪”则看20世纪日本是如何影响中国的，通过分析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政治小说《雪中梅》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认识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以及辞典是如何应对日语新词的；第三编“语词概念定尘埃”则具体描述“民主”“共和”“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金字塔”等概念形成的过程。

弁言
本書所收錄的是筆者一九七八年以來關於中古時期西域史地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蒙師友不棄，现又刊出獻給讀者。其他一些涉及中古于闐史地和近代中國邊疆與文化交流的篇章將另行结集出版。值此刊印之際，謹向讀者作兩點說明。
多年以來，筆者感到西域的歷史和文化内涵之豐富，值得人們像法國年鑑學派費爾南·勃勞戴爾《Fernan Braudel》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進行一番架構，進行綜合研究。當然，研究西域的困難遠在研究地中海區域之上。可是，西域具有的魅力舆地中海區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匯聚和交流方面。舉世對陸地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筆者久留意於此，所撰諸文雖然局限於一時、一地、一事，但心目中無時或忘西域的時空間架和文化匯聚的背景，力圖通過一時、一地、一事的叙述說明較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面貌，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棱面可供研究。
研究西域史地和文化交流，利用當地文字資料與考古文物和利用漢文文獻同樣重要。由於種種原因，當地出土文獻和考古文物資料大多近年始被人們利用，特别是許多西域古文字文獻晚近始經西方學者系统刊佈和解讀考释。在這方面，筆者不無遺憾地告知讀者，限於當時的條件，在寫作遇程中，某些敦煌和西域出土史料未抉出，個别海外發表的重要論文未寓目，阿拉伯等文獻的徵引不盡合乎學術標準，中文俄文的考古文物資料未利用充分。集中諸文，敬請讀者視為筆者努力利用多種史料的一種嘗試。
多年來，我深深感激恩師鄧廣銘先生、季羡林先生的栽培和提攜。我也非常感謝王小甫，榮新江兩位弟子，他們青出於藍勝於藍，實際是我的學友。他們對集中諸文多有所訂正補充，使我享受到了學友之間切磋琢磨之樂。當此學術出版困難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推動祖國學術的發展而作出許多可貴的努力，承蒙也將此集出版，謹在此深表謝忱並致崇高的敬意。
張廣達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巴黎
目錄
弁言 (1)
碎葉城今地考 (1)
唆里迷考 (31)
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於此書的圓形地圖 (57)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83)
唐減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势 (113)
吐蕃飛鳥使舆吐蕃驛傳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 (175)
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 (189)
有關西州回鵲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 (217)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249)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281)
九世紀初吐蕃的《勅頒翻譯名義集三種》――bkas bcad rnam pa gsum (311)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區的般次和使次 (335)
蒙元時期大汗的斡耳朵 (347)
古代歐亞的内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绿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373)
伊本·胡爾達兹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393)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繫的回顧 (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