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顾名思义，即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在目前出版界颇着意于“时效”的风气下，来谈这 本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以下简称“维院”），座落在伦敦西南的南肯盛顿区，占地79，373平方米。她的成立，与1851年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有密切关系。当时大不列颠国国强民富，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伯特亲王酷爱艺术，他在伦敦海德公园以大幅玻璃和铁枝盖了一幢临时展览厅，邀请全球各国将他们优良的产品送展。博览会在5月开幕，吸引了大批参观者。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或社会地位，不约而同地在展柜间流连忘返。到10月博览会闭幕时，参观人数已超过600万。入场费的收益，扣除一切开支后还有可观的盈余。大会主办人决定用那笔钱建一所博物馆。经过6年的筹划和建设，“南肯盛顿博物院”于1857年落成启用，1862-1897年间又扩建了数次，189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到今天已有146年历史。其藏品之丰富，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1860年，维院购入第一批中国外销画。“外销画”是1949年后美术史家开始使用的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间，虽然中国画工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卖给洋人的，但买家则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内销”的习惯。欧洲人买中国画，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术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事物的最佳媒介。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他们贸易的地方购买一些富有当地色彩的图画，不以中国为限，维院珍藏中就有不少印度水彩画和日本版画。中国外销画的历史不超过200年，到今天能自成一格，成为美术史家和历史家研究的对象，得归功于广州的一群优秀画工。他们技术精湛、头脑灵活，善于迎合顾客口味。中国外销画不独题材广泛，而且价格便宜，因而得以大量输往欧美各地。当年广州画工为“榲两餐”而绘制的图画，其中部分进了博物馆，成为今日研究晚清风貌的重要资料，这应是画工们万万料想不到的。

马可波罗是少数当今家喻户晓的13、14世纪的人物之一。然而，他的盛名却无法彰显其历史的重要性。如今，他的名字首先是东方-西方密切联系和高端旅行的代名词，于是，产生了诸多奇怪现象。

本书为西方汉学界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交流的代表作，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对基督教在明清鼎革之际传人中国後产生的撞击与回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展示出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在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殊同。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清朝派出“图理琛使团”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本书以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在辨析考评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对图理琛一生政绩做了详尽和全面的综述。二、对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汗国的始末做了补充，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图理琛使团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史料和新思维。三、对满文本《异域录》重新进行拉丁转写，并附汉文对照；对《异域录》所记俄国人名、地名加以考释，复原俄文原文。

《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汇集了作者关于中亚史的论文。在西域史地方面，作者比较注重新材料的考释和分析，比如穆格山粟特文文书、阿富汗出土的巴克特里亚文文书等，都是中国学者较少涉猎的。在摩尼教方面，《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能综合利用各国学者对于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回鹘文、希腊文、拉丁文和科普特文资料的释读，超出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侧重分析其义理。《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将摩尼教与基督教、拜火教、佛教进行比较，尤其对于其宗教符号的分析，时有新见。

中文及历史学系於2014年7月1日正式成立，是香港城市大学过去追求人文及创意文艺领域卓越表现的成果；学系的成立，不但为城市大学，同时也为香港高等教育界加强人文学科乃至跨学科教研贡献力量。为了更好地发展学系的潜能，新系建设之初即成立了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就学系如何面向国际 化发展的学术研究提供意见，其中成员均是现时“中国学”研究的顶尖专家，分别有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及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梅嘉乐教授（Barbara Mittler）、日本东京大学的大木康教授、台湾中研院的黄进兴院士、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与厦门大学文科特聘教授郑振满等等。他们为我们实施学系学术发展策略提供了专业意见，认为本系立足香港、面向中国和世界时，於未来须以“全球化下的中国沿岸城市”为重点发展的方向。
2015年7月前後，即学系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举办了两场围绕中国沿海城市及海上世界的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探讨近代中国和东南亚、日本、韩国、欧洲等地的文化交流、移民组织、商业网络、军事战略等课题。
第一场会议名为“传统中国的沿岸城市及其近代转型”国际研讨会，於2015年6月16至17日举行。会上邀请了来自大陆、港台及海外合共22名学者，提交了多篇以传统和近代中国沿海城市为研究中心的论文，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和东南亚、日本、欧洲等地的文化交流、移民、商业网络及传统节庆等课题，藉以深入分析沿海城市的居民五方杂处、文化复杂多元以及流动多变。在会议最後，多名学者达成一致共识：沿海城市并非静态概念，而是不断经历时代、历史变化的有机体；沿海城市需要置放在更加宏观的空间场景中进行考察；以及相较於沿海城市的海洋属性，其陆地属性表现出的丰富文化传统应得到更多重视。
第二场会议名为“16-19世纪东亚的海上世界”国际研讨会，於2015年7月7至8日举行，这场会议乃是香港城市大学和台北故宫合作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由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室策划和拨款资助，并交由中文及历史学系承办、台北故宫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协办办。我们在此特别感谢郭位校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大学杰出教授）与林群声副校长（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兼秘书长、生物学讲座教授）光临会议以及在筹备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为文化传播学研究专著。以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融合为主体，将读者带到一个绚丽而奇幻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帧高清图片为《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增加了高端的阅读享受。丰富的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奠定了《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的学术地位，提高的学术价值。

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殖；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斗等）。”[1] 作为一门学科，中西交通史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学者始以科学方法开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对中西交通史从古代到近代进行整体性研究，写成通史鸿篇的却是方豪，对这一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嚈哒最初是北亚一个弱小的游牧部族，本书虽然没有涉及嚈哒史上的所有问题，但由于有关嚈哒人活动的重要方面大体上都涉及到了，在内容安排方面也适当考虑了连贯性，在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更全面的嚈哒问题专著问世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一部嚈哒史来读。

宿白编著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按我国汉族历史的朝代顺序讲，，商周（一）、战国（二），各占一题，两汉魏晋原连在一题（三，分上下），现分为（三）、（四），东晋南北朝（五）占一题，隋唐五代（六）和宋元（七）各占一题。每个题目，先讲一点该时期的有关历史背景，然后据已知的情况列若干子目再讲具体的内容和问题。另外，前面说了要讲一点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汉文古文献，作为附录。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本书是作者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论集，分做五编，探讨汉唐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与某些区域或城镇的关系；研究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国与波斯、大食（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交往。作者利用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谙熟，致力于探讨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涵。另外，作者还利用考古、美术、文献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以及他们的传播者——粟特商人、于阗使者、景教徒，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外交通古地圖集》選録123幅（套）涉及中外交通的中國古地圖，包括各歷史時期的全國輿圖、航海圖、沿海圖及有代表性的其他古地圖。每一幅中國古地圖（或幾幅同題材的中國古地圖）撰有一篇題解，對其繪製過程、流傳情況、歷史意義以及其中涉及的地名等詳加注釋，同時配置相近年代的外國古地圖作比照。外國古地圖的内容與中國古地圖没有直接聯繫，僅顯示中外古地圖的不同形式、特點及其演變。
本書不僅從國内文獻典籍中爬梳整理出一批涉及中外交通的的古地圖，更从牛津大學、耶魯大學等海外收藏機構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地圖，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