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夏娃在拂晓》
（著名作家肉唐僧翻译！《纽约时报》畅销图书，美国亚马逊高分好评，出版七年持续雄踞热销榜！）
综合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灵长类动物学、解剖学等学科知识
检视两性关系漫长的演化历程
内容简介：本书综合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灵长类动物学、解剖学等学科知识，检视人类两性关系漫长的演化历程，从史前时代，到狩猎采集时代，到农耕定居时代，一直到当下。
书中对演化心理学理论的缺陷进行了矫正，对达尔文、德斯蒙德•莫利斯等人的学说进行了甄别，以从更深的层次来解释人类配偶制度，追根溯源。
作者以两性关系的探讨为核心，扩展细化到社群组织模式、饮食习惯、育儿模式等，并从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中追溯人类潜意识。落脚点则在于现代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内涵，以期为人际交往、伴侣相处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冲突、误解和病症找到根源，并为与此相关的心理问题与实际问题寻求科学解答。
名人推荐：
有趣、睿智且轻松……《亚当夏娃在拂晓》是一本当之无愧的振聋发聩之作。你会想要大声朗读其中的精彩段落，并且在看完此书后，你会重新审视关于人性基本冲动的既有认知。
——凯特•戴利，《新闻周刊》（NEWSWEEK）
今年读过的书中最喜欢的一本。很好的幽默感、犀利的叙述、精彩的延伸……它似不经意却有力地动摇了“所罗门的神庙”，传统智慧的价值——关于你以为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的东西：我们是谁。它让我们不禁怀疑，还有多少我们自以为知晓的东西其实是错的，并产生探索真相的渴望。
——彼得•萨加尔，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无论人们同不同意书中观点，都无法否认，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书，其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再探讨。
——弗朗斯•德瓦尔，著有《共情时代》《猿形毕露》等

因为华南地理位置特殊，海外华人又大多来自于这一地区，所以在很早就成为海外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在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海外对于中国的调查，只能集中在海外华人社会以及港台地区。华南汉族社会结构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会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果将其置于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和研究，讨论在当地文化脉络中，为适应居住地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汉族社会结构在其中的延续、变异和调适的动态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彝族颂毕祖经》属毕摩文献中的谱牒类，该书流传于云南小凉山地区，是一部叙述毕摩源流，颂扬毕摩先祖辉煌业绩的优秀文化典籍。
《彝族颂毕祖经》又称《毕补毕茨》，简称“毕补”，系彝语音译.“毕”有“毕摩”、“诵经”、“祭祀”之意；“补”有“歌颂”、“赞扬”、“祭颂”等含义；“茨”即“代”、“史”或“谱系”、“谱牒”。“毕补毕茨”直译就是“颂毕史”，即叙述和颂扬彝族毕摩作毕（祭祀）的光辉历史。
《彝族颂毕祖经》流传的手抄本既无作者姓名，也没有注明写作年代。但根据《彝族颂毕祖经》内容的详略、顺序的先后和篇幅的长短等来分析，本书出自丘尼系的沙马氏族是毫无疑问的。
《彝族颂毕祖经》共21篇，4900余行。
《彝族颂毕祖经》是一部叙述彝族毕摩作毕（祭祀）起源、发展过程的经史典籍。在彝语北部方言区内的毕徒学毕，是必须首先要学习的一部基础性经文。
该书由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所收集、整理和翻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文化进化理论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语言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
在本书中，作者凯特·迪斯汀提出了一种文化进化的理论，并表明了它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按照迪斯汀的观点，人类分享信息的渠道不仅有口语和手势语等自然语言，也有人工语言，即文字和乐谱等人类自身创造的媒介。所有这些语言均使人类能够接收和传递文化信息资源中的各种变异，并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机制。人类的这种元表征能力——对自身思维的思考——加速了文化的进化，因为它可以使文化信息从各种具体语言的概念约束中解脱出来。
迪斯汀运用了本书中所概述的文化进化理论，并将其与经济学、语言学和发展生物学等学科相结合，为我们展示了她对人类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独到的理解视角。
为何只有人类的文化是累积性的，依旧是个谜题。作者认为人类的大脑可以表征信息（即所谓的元表征能力）使人类独有的复杂文化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她认为，元表征首先在句法知识上得以表现，接着通过人工语言形成的信息的储存和传递得以扩张。作为信息的存储器，人工语言有很明显的长处——稳定、耐久，且可近乎无限扩展，这些特征也使文化信息的增长和多样发展成为可能。作者迪斯汀的方法给人类进化这个难题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和见解。
——Robert Aunger, 生物人类学家，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
作者将她的观点和证据在本书和她的上一部著作《自私的模因》中清晰地罗列出来。本书的章节分布清晰，很多引文都引自最近的语言学、模因论、生物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Rebecca Wells-Jopling,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

The question of ethnicity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in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digenous and nationalist claims to territory, often rely on re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es" from archaeological remains. However, many argue that such associations of remains with past ethnic groups is hopelessly inadequate. This study calls into question how such evidence is used and what conclusions can legitimately be drawn from it. Sian Jones responds to the need for a reassessment of the ways in which social groups are identifi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critical synthesis of recent theories of ethnic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doing so, she argues for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view of ethnicity, as a complex dynamic form of identification, requiring radical changes in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收录764种妖怪、112种神明，日本妖怪文化集大成之作
★较上一版增加46种妖怪，112种神明
★每一只妖怪的背后，都有一段被人遗忘的传说
★它们不只是邪恶的化身，还有可爱、善良的妖怪存在
★日本鬼怪漫画之父水木茂经典之作
★中文版绝版8年，复印版价格逼近200元
《妖怪大全》共收录764种妖怪、112种神明，讲述了19个在日本流传的与阴间有关的传说。水木茂笔下的妖怪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古代绘画作品之后，结合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从妖怪到神明，水木茂汇集日本各地传说、民俗和神话，配以奇幻又富有创意的插图，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妖怪世界。

以位于毛乌素沙地北部的B嘎查为例，本书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建国以来内蒙古草原牧区经历的环境和社会变迁。在长期的田野工作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脱嵌”的概念。笔者认为，传统时代自然与人处于互相嵌入的关系，融合渗透为一体。蒙古包是游牧生活流动性和整体性的一种表征。然而随着现代国家日益直接和深入的治理和主流话语影响，自然与人的关系变得分裂和对立起来，自然沦为人类作用于其上的客体。我们看到，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强调用集体力量“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以个体为单位“对自然的理性规划和利用”，抑或是新世纪以来环境保护语境下以国家项目的形式“对自然的拯救”，都是属于“自然的脱嵌”的不同形式，而这也正是造成草原沙漠化等生态悲剧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位于中美洲心脏地带的墨西哥山谷，是一个海拔1.5英里的天然盆地。早在公元前2万年左右，以渔猎为主的部落就已在此出现。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泰兹库湖的湖滨地区，半游牧的猎人们开始种植玉米、编织器物以及制作陶器。在公元前1500年时，农民们开始兴建以泥舍为主的村庄。自此文明开始飞速发展……
前赴后继而来的定居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美洲生活方式。到阿兹特克文明时，这种生活方式在艺术及社会方面均达到了宏伟的高峰。

在中国人类学学界里，这是第一部建立在长时间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有关香港社会的著作。全书用“权力的生成”这一理论框架组织民族志材料的叙述，系统地阐述了无权者之权力的前提和原则，无权者之权力生长的机遇与限制，权力生长的社会戏剧、组织机制、网络机制和有效的行动机制和途径，以及其与无须暴力的国家权力形成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政治生态。

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洛杉矶时报》评之为全年度最佳图书之一。《纽约时报》评之为杰出读物。
对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互助与信任所作的细致研究。如果真如达尔文所说，进化实行的是严格的适者生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相互协作，形成复杂的有机社会？本书对人类信任与美德进行了饶有趣味的研究，并向我们展示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个体私欲与互助并非绝不相容。实际上，人类的合作本能或许就是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行为的一部分进化发展来的。互助协作能让我们自己和他人都从中受益。《美德的起源》一书对来自遗传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心编排，重新审视了指导人类行动的诸多假设，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赡养父母？为什么要照顾兄弟姐妹？为什么要将生意伙伴的利益也考虑在内？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计算机程序、微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人类个体间关系所提供的独特研究视角。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社会之所以能够运作，并不是人类有意使然，而是因为它是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类秉性。确切地说，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是一艘“切罗基”级10炮双桅帆船，于1820年5月11日下水。这艘军舰在建成之初并没太大用武之地，后被改装为三桅考察帆船。1831年，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先生登船参加了它的第二次考察之旅，之后他出版的这部《“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使得这艘船蜚声全球，名垂青史。
“小猎犬”号的成名，只是从侧面说明了这次考察的重要性。对于达尔文先生本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通过这次旅行，达尔文远离固步自封的“文明”社会，投入到一个真实的新世界；他一边仔细地收集事实，一边对这些事实进行理论讨论——当时真正能做到这一步的人是不多的。所以说，“小猎犬”号之旅使达尔文完成了一次卓越的蜕变，他变成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富有冒险精神的科学家，一个敢于接受物种演变“异端思想”的科学伟人。
“　　小猎犬”号这次著名旅程的点点滴滴被达尔文先生细致而有条理地记录在了这本《“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里，达尔文先生的诸多著名发现和重要证据被收录进了本书后的《“小猎犬”号科学考察动物志》。就请广大读者随这部意义非凡的科学名著，重温达尔文先生的那次改变人类文明的发现之旅吧！

本书系统梳理了族群关系、人口迁移两大领域的研究文献，介绍了研究理论框架、分析模型和方法设计以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人口迁移史，并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检验了分析模型，对蒙汉居民的经济活动、迁移经历、收入与消费、语言使用、居住格局、社会交往、族际通婚等分专题进行讨论。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开展的这次大规模抽样户访问卷调查，是社会学者对我国族群关系开展实证性研究的一次尝试。

作者不仅全面、详细、具体地记录了调查地区的大量埃文克人的各种宗教信念、传说、宗教仪式活动等情况，还引证了前人在当地和其他地区记录的以及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所以十分丰富。他还对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论证。特别是他收集的38张埃文克图画，生动地展现出埃文克人原始宗教信念和活动的真切形象和情景。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刘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张爱玲
自1961年初版以来，《桑切斯的孩子们》被公认为深情而直白地讲述了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玛格丽特•米德说它“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路易斯•布努埃尔说，制作出如此忠实于这部原著的电影将是他职业的“顶峰”；菲尔德•卡斯特罗说它“具有革命性”，“价值超过五万份政治传单”。它不但被《时代周刊》评为“近十年最佳图书”，也引发了“墨西哥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共辩论”。
《桑切斯的孩子们》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奥斯卡•刘易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一个普通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查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并同时为读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因为人类学家在直接和受访对象接触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满足和理解，可在充斥了专业术语的人类学专著中却很少传递出来。

这本书是比较全面的人类演化史著作，属于古人类学，包括的其他学科内容也颇广泛。它以时间线的形式表明人类演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历程。人类起源时期，还遭遇其他直立行走并且使用火的早期“智人”，以及善于使用工具的“能人”。随后，物种的变化使得后来的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本书用最新的研究探索了人类区别于自然界的身体特性和认知能力，并阐述了人类祖先如何获得高级技能以及异于其他物种的“禀赋”。 书中涉及社会性行为的演化及其对大脑的影响等内容。它的基本取向是所谓的象征主义，即强调符号性的东西。

This volume brings together Bourdieu's highly original writings on language and on the relations among language, power, and politics. Bourdieu develops a forceful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including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of Saussure and Chomsky and the theory of speech-acts elaborated by Austin and others. He argues that language should he viewed not only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s a medium of power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display their practical competence. Drawing on the concepts that are part of his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Bourdieu maintains that linguistic utterances or express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produc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 linguistic market" and it "linguistic habitus." When individuals use language in particular ways, they deploy their accumulated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implicitly adapt their wor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social held or market that is their audience. Hence every linguistic interaction, however personal or insignificant it may seem, hears the trac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at it both expresses and helps to reproduce. Bourdieu's account sheds fresh light on the ways in which linguistic usage varies according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class and gender. It also opens up a new approach to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in the domain of politics. For politics i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rena in which words are deeds and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power is at stake. This volume, by one of the leading social thinkers in the world today, represent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power. It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specially in sociology, politics,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This work is a milestone in Zhuang studies. It has a wide potential readership, and is set to make an impact across the fields of anthropology, religious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nguistics, and history. It will begin to redress the near total lack of Western-language sources dealing with the Zhuang people. It focues on the ancient practice of buffalo sacrifice, and also provides a wealth of background material on Zhuang cultural history. --Anthony Dill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author has done a magnificent job of making an important cultural artefact accessible. Historians, East and West, will find in it arguments for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non-Han peoples of the southern reaches of China made to Ha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is is an important work,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brought to it are a model of the highest caliber. --John Hartman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fessor,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4世纪马来世界的一部著名的经典诗史
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一部重要文本
210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在马来群岛历史的相关研究中，《爪哇史颂》占有独特的地位。这部作品产生于爪哇，是对14—15世纪时统治着爪哇及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的满者伯夷帝国最伟大的国王哈奄·武禄（公元1350年—1389年）的诗颂。《爪哇史颂》与《马来纪年》一道，为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爪哇史颂》最早版本存放于印度尼西亚龙目岛马塔兰皇宫，书写于棕榈叶上。1894年荷兰军队入侵时被带回荷兰，由荷兰学者J.L.A.布兰德斯翻译研究。最初存放于莱顿大学图书馆，后1973年朱莉安娜女王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归还印尼，现存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2013年，《爪哇史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爪哇史颂》是印度尼西亚满者伯夷王朝的一位宫廷诗人普腊班扎所写的赞美诗。全诗共98个诗章，译成中文只有3万余字。但这部诗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这部诗作对满者伯夷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几乎涵盖整个马来半岛的政治势力版图，印度教与佛教相安相融的和谐景象，经济和商贸的繁荣盛况，独具民族特色的盛大皇家宗教礼仪和民间习俗，清晰可信的皇家族谱关系，以及哈奄·武禄国王出访、巡游、拜祖、朝圣和狩猎等活动的生动场面，为读者再现了一个丰满的、跃动的、立体的帝国形象，为各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