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士唐望的教诲》记录了作者在1960到1965年间师从印第安亚基族巫士唐望·马图斯学习巫术的过程。根据卡斯塔尼达在书中的说法，1960年，他经朋友介绍，在亚利桑那州某个公共汽车站认识了唐望·马图斯。他的朋友声称唐望是印第安亚基族的巫士，对药草十分了解。卡斯塔尼达随后努力说服唐望把有关药草的知识传授给他，唐望起初并不愿意，但在卡斯塔尼达的坚持之下，终于将其收为门徒，逐步教他服食仙人掌科乌羽玉属植物（Peyote，即“培药特”，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下同）和白花曼陀罗（Jimson Weed，即“魔鬼草”）。
在服用这些草药之后，作者得到了各种奇怪的经验，例如，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乌鸦，而且能够飞翔。他认为这些经验是幻觉，但唐望则说它们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相同，是真实的。印第安巫士和他的门徒之间这两种相左的看法构成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卡斯塔尼达服用草药之后经验到的世界是客观实在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世界是终极的实在吗，抑或只是终极实在的表现方式之一？
新时代思潮的开山力作，摇滚巨星约翰·列侬、垮掉派代表作家威廉·巴罗兹、电影艺术大师费德里柯·费里尼、天才诗人吉姆·莫里森的最爱之作！

本书是一本具有宏观视野的大作，把语言的演化与利他主义、互利共生等文化社会层面相联系，对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界而言，都是开创性的新见解。
本书先从动物的沟通开始，概述一般生物的声音沟通及灵长类的手势沟通，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然后分别以个体演化和群体演化，来探讨语言的发展与成形。
作者认为：当某个社群发展了具备请求功能的句法后，随着人类产生了不同的沟通需求，为了因应告知、分享这两种新的沟通功能，就会渐渐再发展出更复杂的句法来。作者不仅研究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也观察儿童的语言学习，并论及家庭手语(home sign)如何像一般的口说语言，经历约定俗成的过程。作者根据实证发现，推论人类今日的语言沟通，始于手势沟通。

《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进化史》作者通过基因图谱从遗传学、生物学、历史及社会科学等视角，追述人类在史前五万年中的演化，其中关于语言、基因和种族进化的阐述，突破了传统专业叙述方法，通过跨学科领域的思考，阐述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内在根源。内容横跨多学科，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社科人文科普书。

本书建立在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惊人的新数据之上，仔细探讨了种族的遗传基础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
作者认为没有什么观点比认为一个种族优越于另一个种族更为危险和有害了。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种族之间生物差别的讨论一直被拒之于学术研究的大门外。流行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进化在史前已经止步。不论如何令人不安，这一流行的观点是不对的。作为一位长期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基因学新进展的资深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列举了丰富的资料来证明人类的进化延续至今。因为各类人群几千年都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却又相互隔绝，在每个大陆上独立进化，于是产生了人类的不同种族。

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是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事。由于我国缺乏研究古代印欧语的学术传统，所以尽管吐火罗语的材料对中国民族史、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尚不具备进入这个领域的条件；直到季羡林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留德期间致力于此，经数十年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吐火罗语的定名涉及到一系列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我国史学家亦多注意及此，取得不少成绩。但对于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原始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徒问题，国内却一直没有人进行系统研究。本书作者关注“吐火罗问题”近40年，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新疆考古的新发现中得到启发，逐步认识到新疆出土的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古尸和人骨所代表的的该地区古代居民，应与吐火罗人有某种渊源关系。虽然近世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年代相对较晚，但吐火罗语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它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欧亚大陆的各支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发生了接触。中国古代史籍所载的“月氏”，可能亦与吐火罗人有关。吐火罗人的史前时期已到达南西伯利亚，其物质文化遗存是为阿凡纳羡沃文化；进入后世，其分布范围愈益广泛，从黄河流域至中亚、南亚，皆可见斯踪迹。作者认为：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说研究现在正帮助我们建立关于人类过去的一个较完整的三维图像，所以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最终揭开吐火罗问题这个千古疑谜的谜底。书的最后附有相关文献目录，可供参考。本书与国内已出版的关于吐火罗问题的著译不同，是以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以至印欧人的起源及迁徙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并且尽可能吸取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考古学、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新成果，体现了在学术前沿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特点。

This case study examines an isolated tribe in Indonesia, West New Guinea, when tribe members were still using stone axes, bows, arrows and spears, up to more present times spanning 34 years (1961-1995). The author's long engagement with the Dani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engaging topics as well as coverage of the ethical dilemma he faced as an anthropologist. One immediately acquires a sense of the limitations and strengths of the anthropologist's role in the field. Heider's 1995 visit to the Dugnm Dani left him les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Dani than his 1988 visit.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Day was celebrated during Heider's stay. The Dani presence was barely acknowledged, while the Indonesian presence was colorfully represented. The past mistakes of foreign occupation of indigenous territory, committed mostly by Western powers, now seem repeated by the Indonesian authorities.

A study of primitive people which, for beauty of...style and concept, would be hard to match." --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In the 1950s 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Westerners to live with the Bushmen of the Kalahari desert in Botswana and South-West Africa. Her account of these nomadic hunter-gatherers, whose way of life had remained unchang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s a ground-breaking work of anthropology, remarkable not only for its scholarship but for its novelistic grasp of character. On the basis of field trips in the 1980s, Thomas has now updated her book to show what happened to the Bushmen as the tid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 with its flotsam of property rights, wage labor, and alcohol -- swept over them. The result is a powerful, elegiac look at an endangered culture as well as a provocative critique of our own. "The charm of this book is that the author can so truly convey the strangeness of the desert life in which we perceive human traits as familiar as our own....The Harmless People is a model of exposition: the style very simple and precise, perfectly suited to the neat, even fastidious activities of a people who must make their world out of next to nothing." -- The Atlantic

近几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而众所周知，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
为此，三位具有丰富田野实践和教学经验的人类学家，给出了一系列实用而又指导性的建议。本书通过大量的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田野笔记实例，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讨论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以及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关键步骤。
本书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以帮助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以上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社会福利及公共卫生等学科，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也可以作为次一级的辅助研究方法。
《如何做田野笔记》系美国当代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等撰写的一部有关人类学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作田野笔记。此书结集的数位人类学家的经验谈，对此项工作作了详尽、清晰的阐述，也是该学科基础方法的指导之作。

《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为“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两本概论书《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的中文合译本。其中《民间传承论》是柳田国男系统阐述民俗学理论方法的著作，书中对民俗学的意义、特色、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民俗资料的分类、内容等作了详尽的说明，体系严整。《乡土生活研究法》，同样以方法论为主要内容，但面向一般读者的概论性性质更为突出，对“救世助人”这一民俗学的社会使命的强调也更为明确。

人们通常把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相割裂，而“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彼得·伯克却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伯克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欧洲1500至1800年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形成后来的那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在独享精英文化的同时也分享着大众文化：“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可能会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仆人。她将唱着民谣将你送入梦乡。因此，大众文化是每个人的文化，对所有的人开放的文化。精英同样有另一种文化，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成年男人开放的文化。……尽管存在两种文化，但不是一边是大众文化，另一边是精英文化，而是一边是所有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部分人的文化。”
本书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把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涵盖的空间西起爱尔兰的戈尔韦城，东到乌拉尔山脉，北及挪威，南达西西里；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读者将会看到一个流浪艺人的世界：游吟诗人、小丑、变戏法者、江湖郎中、流浪演员和故事歌手；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故事、戏剧以及节庆的仪式。从大众文化中英雄、恶棍和傻瓜的形象中，读者可以看见不善言辞的群体（工匠、农民、牧羊人、矿工、水手、仆佣、乞丐、窃贼以及他们的妻子与儿女）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如何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塑造。
当上层阶级终于发现大众文化对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本质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退出大众文化并用精英文化来压制和改革大众文化。本书以拟人化的“狂欢节”和“大斋节”之间的战斗形象地浓缩了大众文化被扑灭的过程。作者的结论是饶有兴味的：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正是在它被扑灭之后又被精英文人和学者当作了“重新发现”的主题。

本书是我社推出的大型系列丛书——《亲历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叙述作者自1928至1931年在内蒙古和北满洲度过的三年中的一年的经历。在这一年中，作者看到了一般考察之旅看不到的东西：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平淡无奇、灰色单调的日常生活后面，一个宗教的衰亡和一个曾经横行天下的强悍民族的沉沦。

据介绍，1999年~2003年，群言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费老亲自审定了全部文稿，并在文集的前10卷出版时撰写《文集前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受费老家人委托，在《费孝通文集》的基础上，增收书信、诗词和部分散失的文章，并校正原文集中个别纰漏之处，推出20卷《费孝通全集》。
《全集》收录了费孝通从1924年至2004年80年间能收集到的全部著作。前十七卷为学术论文，第十八、十九卷为译著，第二十卷为书信、诗词。所收作品除对个别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旧。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Evolution, sixty leading scholars present critical accounts of every aspect of the field. The Volume's five parts are devoted to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imal behaviour; the bi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anatomy, genetics, and neurology); the prehistory of language (when and why did language evolve?); the development of a linguistic species; and languag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change. Research on language evolution has burgeoned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nterdisciplinary activity has produced fundamental adva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evolution and in human and primate evolution more generally. This book presents a wide-ranging summation of work in all the disciplines involved. It highlights the links in different lines of research, shows what has been achieved to date, and considers the most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work.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Evolution will be valued by everyone interested in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fascinating fields in natural and cognitive science.

范笔德著的《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是以印度与中国现代性中的灵性、世俗、宗教及巫术之间的关系为主旨。印度与中国社会展现的形态表明，这些关系正在塑造现代民族。社会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助于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治理的民主形态概念化为世俗的，它的形成依赖于替代共同体的宗教态度，而现在的研究并不想给民族主义与宗教假定一种既定的关系。与此相似，在现代化社会学理论和西方现代性之本质的意识形态观念中的关于世俗化与世俗主义的假设，是无法根据其表面价值来进行判断的。

一曲由不同的乐器分别奏出不同的音符合成的学术的奏鸣曲。
……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及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华南研究展开，意在使华南研究的群体成果可以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
……在思想史研究中对如何透过文献的词汇概念触摸它背后的历史脉动的摸索和知识感觉。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区别动态历史与静态历史，如何推进关于普遍性论述的再思考，在特殊性之中而不是个别性之上建立“形而下之理”。

本书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作者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明清时期的里甲制由以人丁事产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衍变为以田地赋税为核心的户籍系统，建立在一条鞭法下财政白银化和赋税定额化基础上的这一深刻转变，同地方基层社会发生的变迁过程互动，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体制。

《时间理解论》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带有相当创新度的时间哲学专著。能如此大跨度地综合探讨时间本质、属性以及融合生活时间、社会时间等问题，确实难得一见。其综合性体现在涵盖古今中外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学科方面涉及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领域。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宗教思想史》，作者是美国的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晏可佳等翻译。该书是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综合反映了20世纪西方宗教的研究成果。
《宗教思想史》讲述了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年3月9日出生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特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格奥尔基·伊利亚德（Gheorghe Eliade）是一名上尉军官，是摩尔达维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生性忧郁、充满诗意、喜好玄想；母亲是奥尔特尼亚人，奥尔特尼亚人热爱冒险、精力充沛、性喜骑马。父母亲不同的性格给了伊利亚德双重的影响，伊利亚德好胜心强、敏感、诗意盎然，但有时却陷入绝望、忧郁。 中学时代的伊利亚德热衷于科普创作，梦想着“用文学形式来处理科学问题”，同时对于宗教、东方学和神秘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1925年高中毕业，就读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和哲学系。1928年到1931年在印度学习印度瑜伽和奥义书，同时刻苦学习梵文，印度的三年经历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极其后重的一笔。伊利亚德在文学创作方面数量颇丰，作为学院派小说家，其学术重心始终在宗教研究上。
二战结束后到1955年，伊利亚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这一期间他的宗教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以法文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宗教著作：《比较宗教的范型》、《宇宙和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瑜伽:不死与自由以及《萨满教》。这几本著作几乎涵盖了20世纪所有宗教已经的重要领域，使他迅速崛起成为一名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宗教史家。1956年伊利亚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应邀到美国芝加哥主持哈斯科尔讲座，次年任芝加哥大学宗教系主任和教授等职，与同事将芝加哥神学院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宗教史研究中心，从此伊利亚德与美国宗教史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1961年主编出版了《宗教史》创刊，成为美洲大陆宗教研究的一份重要刊物。80年代，伊利亚德的学术声名日盛，担任《宗教百科全书》的主编，不幸于1986年4月22日逝世。就在他去世一年之后，16卷本的《宗教百科全书》正式出版。这部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数以百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参与的著作的出版，为伊利亚德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宗教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描绘历史上各种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更应该在空间上揭示宗教的结构以及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伊利亚德强调宗教学家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 现象学家。伊利亚德还特别重视“宗教史”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本书全方面地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伊利亚德特别注重了那些对人类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宗教思想的创新，突出了人民在遭遇深层危机之际是如何通过宗教的创新来解释、摆脱和化解这写危机的。但是伊利亚德强调任何宗教思想的创新都不是凭空而起的，都以一定的传统宗教思想为基础。伊利亚德在书中大量吸收和融合了20世纪在专门宗教领域中其他大师级宗教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还特别关注了一些被以往宗教史家所忽视的宗教思想，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宗教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本书分为3卷，第1卷勾勒了旧石器时代、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以及伊朗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宗教观念；第二卷叙述了中国宗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发展历程；第三卷讲叙了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基督教宗教改革时期的思想激荡、中世纪犹太教神学思想的演进、中国西藏宗教的基本发展等。每一卷附有一个长篇“研究现状：问题与进展。评论性书目”，罗列了相关宗教专题的已经书目和原始材料，并且做了精辟扼要的评论，既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参考之用，又可以对西方20世纪宗教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在他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人论》一书正是他晚年到美国后，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但其中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观点。。《人论》上篇着力于人的特点的研究，指出人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并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下篇从这一定义出发，对各种文化现象，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进行全面的探索。书中探幽析微，旁征博引，充分体现了一位哲学大师的睿智与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