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旨在辨明《仪礼》经、传、记的区别，阐发郑玄《仪礼注》的疏失。《集说》征引多人的笺释成果，断以己意。敖氏按照《仪礼》各卷的主旨分段规章，每一章均拟一简短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敖继公不迷信郑注，敢于质疑经文及郑玄注的讹误疏失，明代以后，其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钱大昕、王鸣盛、曹元弼等人都对其有较为激烈的批评，期间差别，只是治学风气和取向不同而已。
此次整理，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元刻明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为校本。偶有四种底本经注皆误者，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改正。

本書以唐代禮學家賈公彥所著《儀禮疏》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解經內容和方法。全書共分八章，從賈公彥學術淵源說起，繼而論其解析《儀禮》和鄭注之思路以及全書核心思維，再比較同時期兩部主要禮疏《周禮疏》及《禮記正義》之釋經方法，以期全面地突顯《儀禮疏》之方法與特點，反思賈疏之地位和價值。

宾礼所体现的“中国世界秩序”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实用功利主义为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改变、调整其对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因此，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册封体制论”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而是从“多节点（多元）”的视角出发，充分注意中、小国家之间以及与大国的互动；把它们之间时而相互依赖，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多元、形态不断演变的“国际网络”，以期从“多元开放网络”的理论视角，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
本书由六章组成，分别是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去政治化”嬗变、宾礼的主要环节、唐廷外交礼仪的特质、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宾礼“去政治化”与亚洲国际政治新格局、从宾礼“去政治化”看“册封/朝贡体制论”。从微观、宏观，狭义、广义，中外比较的不同角度对唐代宾礼加以考察。认为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相关各方权力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