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斯宾格勒，这个现代德国心灵的重要表征，把歌德式的观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就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路程中，其先知般的声音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可唤起一种自省的激情。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的历史哲学著作。本书的第一卷于1918年出版，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
斯宾格勒青年时代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一所中学。本书就是他在中学教书时写成的。作者说他于１９１１年已构思此书，当时他已感觉到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大战的爆发和进展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憾，促使他深深地思考现时代人类的生活，尤其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命运。
在《西方的没落》的一书中，斯宾格勒大胆地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即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这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中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新哲学，从这一世界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可以很好地审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现时代的文化定位，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个性特征，这些基本物征作为文化的灵魂从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因而，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个性特征去把握其形态。把握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能靠自然科学的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觉去理解。
比较文化形态学认为，历史是有逻辑的，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贯穿于人类历史中。具体地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体，每种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生命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败四个阶段，就像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一样。各个文化中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只要属于文化形态学中的同一阶段，就是同时代的。
尽管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仍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他确实是比较早地、比较自学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著名学者。他例举了人类历史上的八大文化，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认为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并不比其它文化优越。他把“西欧中心论”问的世界史观视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它应该被他的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所代替。不过，在他看来，除了西方文化，其它文化都已经死亡，只是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还处于文明发展的“战国时期”，虽然他也讲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特别强调历史的宿命．他明确地说，《西方的没落》是他对历史和有关宿命的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由这种宿命的历史观所决定，虽然他也感叹西方的没落，却还是认为不论人类是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宿命．他的希望只是，这本书能打动他的读者，从而委身于技术、海洋、政治，而不是抒情诗、画笔、认识论，他认为人们只能适应这个技术的、物质的、政治的社会要求。
《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以来，其影响是很复杂的。它既对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又被纳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我们今天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读这本书，进行批判的思考。建议重点阅读导言部分。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古代历法计算法》旨在用现代天文和数学知识，解释正史《律历志》（或《历书》）中有关历法计算的文字。
解释做法是把历志中有关计算法的文字，按自然段顺序编号，逐条解释。包括：（1）用现代数学公式表达原文所述的计算法。（2）对算法依据的道理分说明白。一般只写序号，不录原文，个别需特加说明者除外。
三统历以后，一般分四、五个部分：一是解释各参数的意义。二是日月运行计算法。三是“五步”（五星运行规律的总述）。四是由五星运行规律进行的各种推算。五是有的带附表。
每章首加一段短短弁言（与“历志”计算原文无关），说明该历法的总体情形，如历法作者、颁行时间、历法特征等。内容会随历法的具体情形而定。
大致是按历分章，虽在同一编“历志”而分属不同历法，便各自立章。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思维的逻辑，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的解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说，或者说，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意义何在。在历史哲学的学术史上，沃尔什最早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划分，而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前者。可以说，沃尔什接续了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的研究传统，将英国学者对于历史思维的哲学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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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作者在本书中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 19世纪职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 ”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本书已被译成十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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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Transcending ethnic,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boundaries, early empires shap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world history. Yet despite the global prominence of empire, individual cases are often studied in isolation. This series seeks to change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by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and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prior to the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up to one-half of the human species was contained within two political systems,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asia (center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Han empire in eastern Eurasia (centered on the great North China Plain). Both empires were broadly comparable in terms of size and population, and even largely coextensive in chronological terms (221 BCE to 220 CE for the Qin/Han empire, c. 200 BCE to 395 CE for the unified Roman empire).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of resolu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creation are not very different. In the East,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created a shared cultural framework for the Warring States, with the gradual consolidation of numerous small polities into a handful of large kingdoms which were finally united by the westernmost marcher state of Qin. In the Mediterranean, we can observe comparabl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gradual expansion of a unifying civilization, Greek in this case, followed by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handful of major warring states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in the east, Rome-Italy, Syracuse and Carthage in the west), and likewise eventual unification by the westernmost marcher state, the Roman-led Italian confederation. Subsequent destabilization occurred again in strikingly similar both empires came to be divided into two halves, one that contained the original core but was more exposed to the main barbarian periphery (the west in the Roman case, the north in China), and a traditionalist half in the east (Rome) and south (China).

These processes of initial convergence and subsequent divergence in Eurasian state formation have never been the object of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volume, which brings together exper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nd early China, makes a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by presenting a series of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clearly defined aspect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initial developmental convergence. It includ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hat makes the case for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 broad sketch of the character of state forma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 during the final millennium of antiquity; and six thematically connected case studies of particularly salient aspects of this process.

先秦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本土文化剧烈变迁和最终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也是个体“自我”及个体文化史的个体形象迅速演变的历史时代。本书试图从这一时期个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表现形式、内在规律以及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书是研究中世纪庄园农民的经典之作，它以1150-1400年为单位，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乡村生活的模式，季节的影响，田间劳动的知识，地租和劳役，庄园管理、民间娱乐、宗教影响、法庭近作等，从而全方位地勾画了英国庄园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图景。
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他的这本著作不仅回答了英国封建社会的起因问题，同时也让读者认识到资本主义所脱胎的土壤。

《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等人就19和20世纪法国史学发展的情况所写的一部通论性的著作。作者在书中系统地讨论了年鉴学派的成长、兴盛，以及年鉴学派之后史学的新进展的情况。

《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为介绍近代基督教在华传行历史的编年体工具书。从公元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写起，至公元1949年停笔，涉及在华基督教相关人物和团体机构近19000个。所收内容包括：一、各国来华布道的差会——名称、国别、宗派、开教、立会设堂等；二、历年来华的传教士——姓名、身份、驻在地、调转及相关事工等；三、教会所办医院、学校、慈善机构、报纸杂志及社会文化团体；四、相关教案；五、编者认为应该收录的其他资料。书末附有人名及教会团体机构汉字音序索引、西文原文索引，方便检索。

《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对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史学作品及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学研究涉及许多在美国有重大争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从学界到政界，又从政界隐退回到学术界的经历在独具特色的美国知识分子议政、谋政、参政现象中也极具代表性。了解这样一位史学家的学术研究、思想路径和治学、从政的经历，有助于从多角度观察和理解美国史学史、政治思想史及当代社会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理解美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密切关系的根源、历史和现状，了解美国学者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不无裨益。

有人说上海史是历史学界的“宠儿”，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确实如此。魏斐德、李欧梵、叶文心等海外著名学者都有关于上海的、堪称经典的研究著述，国内学界，则有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本书特点表现在作者不是宏观叙事，而是从里弄、影院、报业、大学等社会文化微观层面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天翻地覆大转折的时候，其文化、观念、习俗也延续着某些惯性的东西。由此也提示我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都市远去，摩登犹在”——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本书由一篇高质量的长篇主题论文以及多篇不同类型的论文和评论组成，主要研究了大英帝国的日耳曼蛮族起源及其封建制对英帝国构建其自由帝国的支配性影响，从而揭示出大英帝国崛起的特殊历史起源和制度基础，以及这个帝国的本质特征。

在大多数国人眼中，宗教改革运动只是西方漫长历史长河中年代久远的事件，至于这场运动所由发生的思想根源，改革中所涉及的神学教义，我们却了解甚微，更不用说它对包括今天的东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及基督教会所带来的影响了。
如果我们可以把宗教改革运动比作一棵树的话，透过《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这本书，读者可以洞察这棵树所赖以汲取养分并向各个方向伸展的树根——改教家所共同关注的“因信称义”、“预定论”、“回到圣经”、“圣礼教义”、“教会教义”等基督教神学思想；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其粗壮挺拔的树干及其繁茂的枝杈——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众派别和个人，比如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的改革宗，以及茨温利、梅兰希顿、布塞等人，以及浓郁的树叶——众派别和个人在改革中所坚持的同中有异的改革措施和神学教义；并且可以看到它的丰硕果实—— 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带给教会及人类历史的重要影响。
作者动态地展现了宗教改革运动从改革的呼声到发生、发展、结束的整个过程，以及这场运动得以展开的背景，比如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等伟大的思潮运动、极端的宗教改革运动和罗马天主教等其他宗教意识形态，以及16世纪早期的帝国城市的政治和社会实况，从其中凸现出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神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