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本书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本书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本书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由于本书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

《历史民族地理(上下)》对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初步的认识与研究构想。内容包括：先秦民族地理，秦汉三国民族地理，两晋南北朝民族地理，隋唐民族地理，元明民族地理等。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内容写成于1930年代，作者对中国古代兵制尤为关注。作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未能对中原构成大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原各诸侯国不仅平民当兵，富人、贵族也当兵，近于全民皆兵，军队素质高、战斗力强；而自汉代以后，军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明显下降，所以不断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作者推崇文武兼备，认为武德使人坦白光明，而文德之畸形发展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病态。本书版本采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本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专著。全书分九章，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缭乱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考证与论述。主要特点是：
1.对历代宰相究竟握有什么权力，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看法。历史上频出现的皇帝、宰相、秘书咨询官员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制度言，全可通过这一新看法得到解释。
2.不同意长期以来流行的宰相制度变化发展主要出于君相权力之争说。
3.详细探讨秘书咨询官员的职掌、任务，特别是其出现、演变的历史背景。
4.将政治制度与宫廷内外的建筑布局联系起来分析，这是一个前人很少留意的新视角。本书对整个两千年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

《中东史610-2000(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伴随着公元七世纪的曙光，伊斯兰教诞生在亚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悄然崛起于仿佛被喧嚣的文明社会所遗忘的角落，进而走出贫瘠荒凉的家园，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阿拉伯人创立的庞大帝国，囊括了西起大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的辽阔土地。伊斯兰教的传播惊醒了不信者的酣梦，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相继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哈里发统治下的国家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凤中经历了六百年跌宕起伏的岁月，王朝更迭，浩荡长歌，悲怆动人。终于有一天，从东方涌来的蒙古铁骑踏碎了巴格达哈里发励精图治的最后梦想，享尽风流的帝国湮灭干弹指之间，阿拔斯王朝曾经的蔚盛文风和滚滚翰墨从此成为远去的往事。
中东文明的传统并没有因为蒙古铁骑而销声匿迹，中东历史的长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在蒙古铁骑浩劫的残垣断壁之上，奥斯曼土耳其人异军突起，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降服西起马格里布、东至扎格罗斯山西麓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再度雄踞亚欧非大陆的中央地带，传承着先知穆罕默德点燃的信仰火种和阿拉伯帝国的文明遗产。
自十五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历史的天平随之经历由东向西的巨大倾斜。缘起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三洲五海”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曾经统治的辽阔疆域沦为西方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进入二十世纪，诸多的主权国家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古老的土地迎来了现代的文明，中东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人们或许仍然守候着千百年的梦想，却不得不面对动荡和变革的现实。在麦加，悠扬的驼铃声在起伏的汽笛中湮灭。在开罗，鳞次栉比的高楼陪伴着日升月落。在安卡拉，竞选的传单漫天飞舞。在德黑兰，攒动的人群倾听着世界的声音。在迪拜，行色匆匆的过客或许牵动着华尔街敏感的神经。生活在中东这个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从不曾放弃希望。

本书所描述的是一项近代背景下的“改造边疆”的“实验”。它起始于清代晚期，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这项“实验”的内容繁杂，目标却非常明晰，就是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寻找定位”的过程，正是现代国家“化边”工程的核心主题。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尚小明做序推荐
充分挖掘日记、书信，揭示科举改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如朝廷高层各方态度与争论的历史真相
作为清朝最后的精英，如谭延闿、沈钧儒、王揖唐等，
这一进士群体的浮沉进退和政治命运究竟如何？
晚清的中国连遭挫败，被迫走上变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举制度首当其冲。本书即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作者呈现了清季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希望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了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本书汇总了作者关于法国身份特征和记忆的主要论述，展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形象，即成熟时期的民族国家形象。从时间上说，指的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受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影响的时期。这两个“版本”的法国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民族和革命的思想。
本书的主题是由民族、共和国及革命相互交错构成的，阐述了从普遍民族到集团民族，从战争共和国到遗产共和国，从武力征服的革命到革命思想的衰竭这一系列过程。本书是作者以个人的方式书写的法国历史。在看似零散的历史片断当中，作者对每一段辉煌耀眼的历史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反映了法国整段历史那神秘的独特性。
皮埃尔·诺拉曾出版过两本关于法国的书：一本是《公共历史学家》——这本书希望通过个人的活动途径来勾勒出时代的特征；另一本是《现在、民族、记忆》——试图通过这三个词呈现出当代历史意识的各个极端。而《追寻法兰西》这本书是皮埃尔·诺拉对法国研究工作的最后一个层面，汇总了其关于法国、法国身份特征与法国记忆的主要论文。
《追寻法兰西》这个书名——在其朴素的外表下，实则与16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学家埃蒂安·帕斯基耶的著作《法国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遥相呼应——书的内容与形式统一，方法的新颖性同内容的新颖性紧密结合。在主题、笔法等方面，本书与《记忆之场》存在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对1940年法国战败的研究
本书为了说明欧洲大国之一的法国在纳粹法西斯进攻面前为何如此不勘一击，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发生后法国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各项重大事件的分析，揭示了法国战败的真正原因。

盛宣怀，清末官员，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与日本：晚清中日关系之多面相》属于文献编著，由《盛宣怀传》、《东京友人来函》解读、《愚斋东游日记》标点和注释等三大部分构成。通过盛宣怀和日本友人的来往信件和其在日期间的日记，记录了盛氏自光绪戊申八月初七日东渡，至十一月初二日返抵上海，八十余日间遍访横滨、东京、镰仓、京都、神户、须磨、长崎、大阪、尼崎、鹰取、大牟田、马关，拜客见客五百余人，详细考察各项实业的具体情况，是那一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演变进程之重要见证。

相对的，卞凤奎对于“台湾籍民”在海外地区的活动采微视的角度观察，并对于“台湾籍民”在海外的各区域的种种活动有更详细的探讨。因要对此研究顺利进行，卞凤奎曾亲赴东京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典藏之大批档案中的《外务省记录》，其中对“台湾籍民”的相关调查报告书进行发掘；更利用台湾的外交部档案馆所典藏的《外交部档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藏《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等，同时台湾总督府的官方文献、官报、当时所发行的报纸、采访调查，以及亲赴昔日“台湾籍民”重要的舞台；即位于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厦门市之档案局，走访调查，广博收集“台湾籍民”活动的各种档案和史料。

In a brisk revisionist history, William Rowe challenges the standard narrative of Qing China as a decadent, inward-looking state that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modern West.
The Great Qing was the second major Chinese empire ruled by foreigners. Three strong Manchu emperors worked diligently to secure an alliance with the conquered Ming gentry, though many of their social edicts—especially the requirement that ethnic Han men wear queues—were fiercely resisted. As advocates of a “universal” empire, Qing rulers also achieved an enormous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centuries, including the conquest and incorporation of Turkic and Tibetan peoples in the west, vast migration into the southwest,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Despite this geographic range and the accompany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omplexity, the Qing ideal of “small government” worked well when outside threats were minimal. But the nineteenth-century Opium Wars forced China to become a player in a predatory international contest involving Western powers, while the devastating uprisings of the Taiping and Boxer rebellions signaled an urgent need for internal reform. Comprehensive state-mandated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ere not enough to hold back the nationalist tide of 1911, but they provided a new foundation for the Republican and Communist states that would follow.
This original, thought-provoking history of China’s last empire is a must-read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today.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國，也是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轉捩點，
更是現代中國形成的關鍵時期。
大清帝國如何崛起，開創康雍乾盛世？
又如何經歷西方強權叩關，走向衰亡？
這段波瀾壯闊、風雲變色的歷史，在本書有最精采的描繪與解析。
本書作者羅威廉是《劍橋大學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作者群之一，是當今西方研究清史的權威學者。《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是繼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亡》、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之後，西方史學界極具代表性的清史研究專書，更為近半世紀西方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是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中的最後一冊，全書綜合近數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呈現包括社會史研究、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等三個重要的新取向。作者羅威廉教授從這些觀點出發，把大清帝國的歷史放入前後更長時段的中國史脈絡，以及更廣闊空間的全球性觀點中。書中以主題為主、時序為輔的方式安排章節，深入淺出地探討清代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重要主題，分析與敘述兼長且極具可讀性。雖然本書原為針對美國讀者撰寫，然而對於想一窺歐美清史學界近數十年發展概要的臺灣讀者而言，仍是極佳的入門之作。
羅威廉在本書中運用西方的「帝國」概念恰如其分地詮釋清朝的歷史位置：清朝將蒙古、女真、西藏及其他非漢民族，成功地整合為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類似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是民族主義浮現檯面前的政治形式。
名家推薦
羅威廉教授是馳名國際的清史專家，他這本《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成功地綜合了國際及中國清史學界過去數十年的成果，具有典範性的價值。此書拋棄了清朝無能保守及中國近代史起於西力入侵的傳統觀點，將清朝視為一個克服種種挑戰、成就斐然而必須完整視之的重要斷代，以深入展現中國近代歷史自身演變的特質。作者同時融合了新清史、社會史、內亞史、東亞史以及比較世界歷史的眼光，對於清代歷史各重要階段的起源、發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詮釋。是以本書堪稱這數十年來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論性作品，為研究清史及中國近現史者所必讀。
－－吳展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羅威廉在本書〈導言〉中說：歷史學家們現在對大清帝國的理解，與四、五十年前我們所曾經理解的大不一樣了。感謝作者羅威廉，本書夾敘夾議式的宏大敘事，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最富有活力的清史領域產出的豐碩成果，並且通過此一對比，領會五十年來人們對大清帝國的理解確實已經「大不一樣」。這一點也提醒華語史學界應更加重視西方同行研究清史過程中基本概念的重構（basic reconceptualization）和相關理論支架的可驗證性（testability of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張廣達，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
羅威廉在這本精湛傑出的研究著作中，將最新的清史研究推介給一般讀者。《中國最後的帝國》為作者畢生研讀清史此領域之最新力作，對於我們瞭解中國史，這是一本治學嚴謹、值得信賴的重要之作。
－－蓋博堅（R. Kent Guy），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這是一本來自美國史學界的中國史嶄新論述。自1644年由非漢族的滿洲人征服明朝那一刻開始，傳統中國逐漸變得不太一樣。這意謂著過去以費正清為首的哈佛學派，其強調中國朝代更迭、道統延續的概念必須被摒棄……簡而言之，一如作者羅威廉教授在此書中所陳述，「內向封閉的天朝帝國」雖然業已消失，更有趣的卻在我們面前上演著。
－－Jonathan Mirsky ，《泰晤士報文學評論》（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書評
一本針對中國史這段重要時代的最佳研究。
－－K. E. Stapleton，《Choice》書評

協力と対立を繰り返しながら、日本の侵略に立ち向かい、中国を大きく変えていった国民党と共産党。このふたつの政党を主人公として、ソ連との関係や運動の実際などにも目を配りながら、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彩られたイデオロギーの時代を描き出す。孫文の死から抗日戦争の終結までの激動の20年。

《日本中世史(套装共2册)》内容包括：院政与武士的兴起、摄关政治的衰落、地方政治的质变、“凶贼”四起与平将门、藤原纯友之乱、皇室与外戚藤原氏间的矛盾、院政、院政的成立、院政的庄园政策、武士之世的开始、武士兴起的社会基础、源、平武士集团的形成、“保元·平治之乱”与“武者之世”的开始等。

随着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和整理，有关先秦城址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而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城址与城市始终被认为存在着紧密联系。目前，对先秦城市的研究其实着重于对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研究，因此在资料的选取上偏向于对考古学资料的使用和研究。而城址与城市虽然联系紧密，但毕竟含义不同。李鑫编著的《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借鉴了法国学者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中的一些研究视角，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这些理论方法的启发下，笔者以先秦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资料选取上试图整合与先秦城市相关的文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以期对先秦城市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关先秦城市的研究包罗广泛，笔者只是在“长时段”理论的启发下，选取了四个方面，即起源、分布、形态与功能的特征和演变。本书第一章着力探讨了先秦城市起源的原动力问题，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与经济交换中心的形成有关，并对其后龙山时代和夏王朝时期的城市发展进行了分析。第二章详细探究了城市的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的某些稳定关系，对商周时期城市的地理分布格局和选址原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理论性阐释。第三章选取了商周城市形态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防御设施、政治性建筑、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对其进行了专题式论述，试图揭示出这四方面在长时段的结构性演变。第四章则从较新的视角对先秦时期城市的功能特征进行探讨，详细揭示和探究了先秦城市诸多功能特征中的两点主要特征，即集聚整合功能与制度变革功能。
纵观全篇，《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对上述诸问题的探讨都基本糅合了相关的文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前辈学者较少关注的先秦城市的经济因素上，这也是本书的研究主线之一。从长时段看，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交换与先秦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在先秦城市形态中，政治性建筑占据核心地位，且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在发展演变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烙印，但先秦城市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为一体的复合形态则表明，中国早期城市在起源和发展中并非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而是集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集合体。以往学者对先秦城市单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中国早期城市要想获得持续深人的研究，综合性的探讨是必然方向。本书也只是沿着这一路线进行了一番探索性工作，希望能对后来者提供一点点借鉴和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焦点更倾向于民族志学。研究的对象除了代、家族和城市形象中的个人历史经验以外，还有以2006年和2007年为甚的公共历史辩论和蓬勃历史市场中种类繁多的商品。本书为“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中的一本，主要探讨了德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尤其是纳粹历史的记忆、情感、态度和认识，题名中的“记忆中的历史”是指真正存在于德国人记忆和普遍认识中的历史，即德国人如何面对历史，德国历史是如何被人们谈论、解读和描述的。本书探讨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德国人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兴趣、不同形式的历史倾向、历史提供的各种经历，以及当今对于历史的消费。本书更倾向于对民族志的解读，研究的对象除了德国各代人、家族和城市形象中的个人历史经验以外，还有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历史建筑，以及当今（写作时的2006、2007年）的各种消费历史记忆的商品（博物馆、媒体等等）

《历史意识的维度》汇集了雷蒙•阿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两种历史：一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另一种则是我们思索的历史。作者旨在清楚地说明有关历史知识的诸多问题，与有关历史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之间有何联系，试图通过参照当下时代的主要特征，来理解我们的历史意识。如果将《历史意识的维度》当作雷蒙•阿隆1938年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的延续的话，我们可以说，它实现了相对于这篇论文的转向。而阿隆对于历史学家的讨论也许构成了《历史意识的维度》一书最有吸引力的方面，并在诸多方面预告了之后将要出版的《回忆录》。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于厚望，俄罗期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工994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我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工8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年7月25日于长春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多呈乱象。各类思潮和思想论争此起彼伏，如乱花迷眼。然其背后，又有或隐或显的一条潜流贯穿其间，不绝如缕。这一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多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包括战争和外交在内的政治行为，以及其他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