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Are languages incommensurate? If so, how do people establish and maintain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 between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one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of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commonly conceived equivalences?This study -- bridging contemporary theory Chinese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By this term, the author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new words, meanings, discourses,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rose, circulated, and acquired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China as it contacted/collided with European/Jap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reexamining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book asks three central questions: How did "modernity" and "the West" become legitimized in May Fourth literary discourse? What happened to native agency in this complex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How did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magine and interpret its own moment of unfolding?After the first chapter, which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al issues, ensuing chapters treat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such as national character, individualism, stylistic innovations, first-person narr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works of Lu Xun, Lao She, Shi Zhicun, Ding Ling, Xiao Hong, and others in this light, and concludes by probing the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ese writers and critics moved from confidence in the absolute centrality of their civilization to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one among many 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Inshort,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Zhongguo ren (men and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 terms of what is not of the Middle Kingdom?An appendix lists and classifies over 1,800 loanwords and neologisms introduced into modern Chinese before 1950, the largest annotated collection to be found a

《汉语流传欧洲史》讲述了：汉语的历史源远流长，汉语的对外传播史也堪称悠久漫长。可以想像，商周秦汉王朝在征服异族、统一国家、拓展疆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汉语的推广和汉文化的传播。魏晋至唐宋不仅是中国社会架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化主体生成的关键阶段，几乎在广纳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同时，中国也向世界展示了本土语言文化的非凡魅力和持久张力。由于国力鼎盛、文化强势，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力度无疑十分强劲。据史料记载，唐代居留中国的蕃民、胡商和胡奴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族繁杂，这些人显然是当时学习汉语、使用汉语、传播汉语的生力军。不过，当时的汉语传播尽管声势赫赫，但波及范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太广，主要限于东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另外，这个时期的汉语对外传播似乎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传习，我们几乎看不到当时域外人士进行汉语分析的资料。史料显示，汉魏六朝的佛经译者大多是胡僧，但他们对梵语的特点往往津津乐道，而对汉语的特点则似乎有点漠然置之。

上帝為什麼要給我們兩隻眼睛？——因為上帝要我們用一隻眼睛看文字，另一隻眼睛看圖畫。前人為我們留下的歷史材料浩如煙海，除了平面的文字資料外，更有琳瑯滿目、豐富多樣的圖畫資料，如果用兩隻眼睛同時考察歷史留下的文獻與圖畫，我們就能跳脫平面的歷史，進入「立體的歷史」。
所謂立體的歷史，是三度空間整體的歷史畫面，由(1)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經(2)歷史研究和寫作者的手，傳遞給(3)讀者，三者互動而後產生。歷史學家是畫面的生產者，也是傳遞者。讀者心中能有怎樣的畫面，是否生動立體，一方面取決於讀者自己，一方面也取決於傳遞者的喜好、能力、訓練、眼光以及據以建構的畫面。希望讀者們閱讀本書時，能夠看到一些不同於過去、富於縱深的歷史畫面，盡情遨遊於「立體的歷史」中。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而近代欧洲目击者和学者发现，日本的幕藩制与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酷似”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ism。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形成的新名。
本书在确认“封建”本义与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的演化轨迹，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过程中揭示“封建”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并提出一种改良设想的现代泛化封建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构筑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而作者对学术术语创制和概念清理方面的研究亦多有创意。

这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宅兹中国》一书中包含了作者的诸多思考与感悟，虽为多篇文章组合而成，但丝毫不显罗列堆砌之感，而是体系完整，一气呵成。通读全书，可以感到作者心胸之宽广，论证之细致，说理之透彻，令人由衷敬佩。

本书利用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唐代墓志等出土资料，结合唐代基本典籍，探讨了唐代的重大政治事件、民族和宗教管理制度、祥瑞制度、财政使职等重要议题，还对唐代敦煌、吐鲁番的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以及吴王李恪、安乐公主、上官仪等唐代重要政治人物进行了专题研究，颇有创见。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经典之作
★《国王神迹》研究10-18世纪间英、法两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
★汉语世界首次翻译——百年老店，商务印书 馆精装珍藏版
★《国王神迹》一种奇迹的整体史，包含着依旧新颖的巨大思想库：对历史社会的仪式、图像以及手势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今天可资利用与发展的。
★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为《国王神迹》撰写了长篇导读文章，英国历史学家彼特．伯克推荐《国王神迹》为“未来历史学家”必读书目。
★一部潜入“深层”历史的作品，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常读常新的历史著作。
编辑推荐：
《国王神迹》全书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11世纪到18世纪期间，广泛流行于法、英两国的一种现象，即国王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以及人们相信国王的触摸能够治愈这种疾病的普遍心态。瘰疬病是近代以前世界各国常见的一种疾病，即淋巴结结核、慢性淋巴结等炎症。这种疾病如其他任何病一样都不是国王可以治愈的，但在11-18世纪的英、法两国，却形成了国王以手触摸治疗这种疾病的习俗，而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成为普遍的信仰。国王为人治病这种习俗，与人们相信国王能为人治病这种心态，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这一时期英法两国盛行的历史现象。
布洛赫写作《国王神迹》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长期存在而不被人重视的现象，研究广义的欧洲政治史。布洛赫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去研究王权制度下行政、司法与经济体系的运作，而是研究长期存在的国王为人治病习俗，普通民众怀有的“国王具有神奇医治力量”的信仰，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一种存在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神圣化”的王权治病仪式，以及与这种仪式密切关联的一种集体心态或信仰体系，展现前现代王权对民众思想与精神实施控制的运作机制。布洛赫认为这一动态过程的演变，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一种意识趋向。
★《国王的神迹》开创了新政治史的先河，树立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榜样。本书向人们证明了在历史研究中，“迄今为止仅被视为趣闻的东西可以转变为历史”。
★开辟了民众史研究的新境域。虽然研究王权政治神学，但同样重视研究民众信仰，尤其是民众的信仰接受心理，民众如何将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联系起来，王权如何利用这种联系性来维系政治合法性。《国王神迹》一书中作者很乐意揭露阴谋，并表明在英国和法国国王治疗瘰疬病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有意识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作者也力图理解为什么那些穷人、乞丐和妇女要经历那么漫长的朝圣历程以求治愈自己的病症。
★扩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作者用他的“强大粉碎机”将形形色色的历史事实融为一体。
《国王神迹》中，作者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将貌似荒诞的主题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研究使用的材料，将以往拒之门外的材料变成了活生生的史料，可谓点石成金。
肖像材料（包括绘画作品）的利用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另外，宫廷账簿、公文资料、叙事文学、政治学理论著作、小册子、教堂人口登记簿、医学与神学论文、《圣经》、宗教祈祷文、诗文、法律诉讼文件、信件、钱币、遗嘱等，甚至连游戏纸牌、酒肆小店中村夫野老的对话，都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将历史研究利用的资料扩展到如此广泛的范围，这在传统史学研究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人类学的创立。在书中作者清楚而有力地证明：王权的超自然性是与一系列仪式相联系的，其中最重要的有涂油礼、圣餐礼、戒指圣经礼等，这些仪式本身具有神秘感与神圣性；与这些仪式之间的固定联系，赋予国王触摸治疗活动以神圣性与神秘感。正是在这些合法的神圣仪式的联系中，王权的神圣性建立起来，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建立起来。
内容简介：
《国王神迹》研究10-18世纪间英、法两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scrofula），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其目的是由长时段中的“一种奇迹”及其仪式，展示一种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即民众对“国王具有医治疾病的神奇力量”这一信念的信仰；这一信仰反映了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展示了这一时期民众王权观念的具体形态。《国王神迹》所使用的观念及设定的纲领与方法，对后世年鉴派学者的心态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相关评论：
★英国著名史学家彼特．伯克指出，该著作的卓越之处有三：一是它不限于中世纪那样的传统历史阶段，而是选择了与问题相适应的时段，他将八个世纪国王触摸的兴衰作为考察对象，意味着“长时段”研究方法的运用；二是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国王神迹》关注的是“一种奇迹的历史”，布洛赫从“集体幻觉”现象解释人们对国王奇迹的信仰，认为对奇迹的信仰产生于对奇迹的期盼。这样的解释跨越了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三是它对英法王权触摸行为的比较研究，为“比较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 “这个重要的研究由于它对中世纪观念史的广泛兴趣，也由于文献众多，为我们研究古文献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有益且新颖的资料”。——语文学家恩内斯特·厄普夫内
★“你研究的国王‘奇迹’令我极感兴趣，我研究的是一些社会中的所谓原始心态，这些社会不同于你可能研究的社会，但我感谢那些像你一样，研究历史上相近地域与时间中相似心态的人。它将为我提供可贵的反思与比较材料。”——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
★ “该书具有罕见的优秀品质：它是斯特拉斯堡图书馆从刚成立的文学院得到的瑰宝之一。我曾常对布洛赫说，这是他的著作中我最欣赏的部分——他愉快地说感谢我‘对这个粗劣作品’的好感。”——吕西安·费弗尔
★ “如果我知道您的著作，我肯定会修正我关于专制主义学说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研究不应只局限于一些作者的‘社会哲学’，但是，您知道，深入研究民众的情感很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您将为研究政治观念的史学家确立方向。“——亨利·塞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数学具有多面性，同时又充满了生命力。
《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是由三位数学教授精心挑选的43篇文章的集锦，选材广泛又各自独立，从数学*重要的几个主题，如无限性、维数和概率，延伸到了数学在金融、密码学、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绝大多数的文章对于有高中数学基础的读者而言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大部分文章都适合高中生或者大学低年级学生阅读。
《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以不同主题向读者描述了一个充满色彩的数学世界。
书中收录的文章也如同数学一样富有延展性，读者不仅可以找到充满挑战性的数学内容，还可以期待一些易懂且轻松的数学小品文。
因此，《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是进入这个引入入胜并且充满探险和挑战的数学世界的一份邀请函。受邀人则是每一位有兴趣的读者，来享受这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

圖麗琛(tulišen)，一作圖理琛(1667-1740)，字瑤圃，號睡心主人，葉赫阿顏覺羅氏，隸滿洲正黃旗。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1697 )，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1702)，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1703)，授禮部牛羊群事務總管。四十四年(1705)，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1712 )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turgūt)。
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將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後，伊里河流域為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等厄魯特蒙古所佔據，習稱四衛拉特。其後綽羅斯部勢力獨盛，世襲準噶爾汗位，恃強凌弱，土爾扈特與之不睦，部長和鄂爾勒克遷徙裹海以北俄羅斯厄濟兒河流域。和鄂爾勒克之後，書庫爾岱青、朋蘇克、阿玉氣世為部長，至阿玉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阿玉氣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入藏，謁達賴喇嘛。旋因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氣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昭封貝子，賜牧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
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並遣歸阿喇布珠爾。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是年五月，圖麗琛等自京啟行，越興安嶺，過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住劄之馬駑托海地方，擇吉頒發諭旨。五十四年( 1715)三月，還京，阿玉氣汗附表奏謝。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
圖麗琛旣歸，詳述道裏山川，民風物產，應對禮儀，舉凡廬舍市廛，服器飲食，林木鳥獸蟲魚，蔬果婁羅，靡有漏脫，匯成一書，名曰異域錄，滿漢兼書，首冠輿圖，次為行記，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錄。惟宋人行記錄，以日月為綱，而地理附見，所載各大聚落，皆為自古輿圖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圖麗琛沿途從容遊覽，將所見所聞，纂述成編，可備博物洽聞之助，可以補經史之闕。
滿文本異域錄上下二卷，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刊，半葉橫15公分，縱22公分，原藏北京大學，版心刻有漢字「異域錄」字樣，下方刻有堂號「九耐堂」字樣。乾嘉年間，有古抄滿文本，除卷首無輿圖外，其餘與原刊本相同。漢文本異域錄版本多種，雍正元年原刊本有蔣廷繆、顏紹柞、白潢、楊琳、年希堯、惠士奇、蔡瑜等人之序跋。雍正二年(1724 )，續刊本有王國棟序及胡顏穎跋。乾隆四十六年(1781)，異域錄收入四庫全書，釐上下二卷，冠以輿圖及提要，是為四庫本，係紀昀家藏本，首尾無序跋，殘缺不全，人名地名，頗多改易，例如原刊本「葉合」，改為「葉赫」;「阿玉氣」改為「阿玉奇」;「圖謝圖」改為「土謝圖」;「圖麗琛」改為「圖理琛」，俱同音異譯。文字謄寫，間有舛誤，未經校正，例如「栢興」誤書「相興」。其後昭代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鈔、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俱收有異域錄。道光十九年(1839)，錢熙柞氏刻入指海叢書，因原本末簡殘闕，所刻亦多遺漏。其後守山閣叢書又據指海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則據借月本以鉛字排印。
桂岩老樵將早歲所藏全本刊錄傅世，「俾有世道者續於朔方備乘之後，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結本，稱為桂岩本，收有雍正三年(1725)石文焯序，橫24. 5 公分，縱19公分，北京大學藏。近世以來，異域錄頗引起西方學者矚目。先後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釋本。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學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異域錄」，系據九耐堂滿文本及桂岩漢文完結本影印出版。滿文本異域錄，文字優美流暢，不僅為罕見歷史文獻，且為珍貴之語文資料，允宜廣為流傅。為便於初學滿文者閱讀，特影印九耐堂滿文本。逐頁注出羅馬拼音，附錄桂岩本漢文，滿漢對照，其遺漏者，悉攘滿文本譯出漢文，俾成滿漢合璧，其疏漏或不逮之處。尚望方家不吝教正。
七十二年八月
莊吉發 識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清朝派出“图理琛使团”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本书以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在辨析考评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对图理琛一生政绩做了详尽和全面的综述。二、对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汗国的始末做了补充，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图理琛使团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史料和新思维。三、对满文本《异域录》重新进行拉丁转写，并附汉文对照；对《异域录》所记俄国人名、地名加以考释，复原俄文原文。

◆“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最后一本文集，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
◆收录了朱特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事实改变之后，朱特不畏惧修正自己，亦不畏惧站在潮流的反面；
◆一本关于我们时代痛点的书，深入讨论了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 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问题；
◆交付“真诚之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关注公正、历史、国家、公共领域、记忆与遗忘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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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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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名人推荐】
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珍妮弗·霍曼斯（历史学家、本书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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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越来越反智的时代，托尼·朱特的文章提醒我们，当紧紧持守高贵的道德和智力标准的时候，我们将得到什么，而让它们溜走的时候，我们将失去什么。
——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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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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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特这样写加缪：“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这句话作为朱特自己的墓志铭也很恰当，他的充满智慧、人道主义和勇气的学识被很好地记录在了这本书中。
——《纽约书评》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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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对我们永远是一种鼓舞：一个智识上的巨人，一个勇猛的战士，一个才华横溢的发声者，一个充满魅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从来无意主动获取以上的任何一种褒奖。他只想讲述他认为必须被讲述的，一直到人们注意到他所讲述的问题。
——《观察家》

本书为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问题，提供了具体而有用的论证与观察。
经由奏折、题本、档案等官方史料，以及契约史书、讼师秘本等民间史料，考察了明清的诸多法律与社会世相，并将这些不同的法律现象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视野做更细致与宏观的考察。
本书有效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与司法体系的互动关系和支撑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阐释了明清有关法律的话语、修辞与形象等问题，为中国法史学作品如何与西方演变做更有效的比较与对话，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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