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社会秩序》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暴力问题，揭示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是怎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我们称之为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的社会里，暴力的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privileged interests）来达成的。特权使暴力不至于被强势的个人滥用，但这么做无疑又会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反之，现代社会则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权利，培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来限制暴力的。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以及为何开放的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较为发达、何以有25个国家由一种社会秩序转型为了另一种，提供了一个框架。

"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在轰轰烈烈地讨论“洋为中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洋”究竟是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法治”，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诞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会把西方文明带到哪里？
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罗斯。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的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东西之别可以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如何结合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与契机去解释。
从西班牙到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都是约130 年的周期，分起、承、转、衰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代人。美国之后，霸权归谁？中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命运？"

◆最具勇气的大屠杀写作经典，揭露一段尘封60年的惊人往事，颠覆主流“二战”史观念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如侦探小说般丝丝入扣的历史著作
◆乔治·斯坦纳、托尼·朱特、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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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最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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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学者推荐】
对战争引发的人类兽性的重要论述。
——《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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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永远不会终止……仇恨就这样在人类本性中渐渐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再次爆发。《邻人》就是给我们的预警。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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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人》是一本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著作，是大师级历史学家的杰作。杨·格罗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震人心魄的悲剧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对叙事的把握都炉火纯青。本书已经在波兰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它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但《邻人》并不仅仅是关于波兰的，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族问题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思。没有哪个经历过或研究过20世纪的人，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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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揭露了一个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故事，也在波兰开启了一轮新的自我反省。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为何会突然心甘情愿地变成“刽子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从“民族性”的历史中学到什么？让当代人为前几代人犯下的过错承担一定责任，还是抱着“父债子还”的观念让子女因其父辈的罪过遭到报应，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我们应如何画定？对于这些问题，杨·格罗斯没有轻率地做出回答，但他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新的立场来思考它们。
——戴维·恩格尔，纽约大学历史系希伯来与犹太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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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宽泛的“二战”时期犹太大屠杀问题来看，还是从波兰社会对大屠杀之反应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来看，《邻人》都无疑是这十年来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本书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以炉火纯青的叙事展现出来。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仍对其中描写的事件震惊不已，同时又对作者在处理这个沉痛、艰难、复杂的主题时所展露出的智慧与技巧感到由衷敬佩。
——安东尼·波隆斯基，波兰犹太史学者、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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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邻人》是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 格罗斯的代表作，一经出版就在波兰和英语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本书已在德、意、荷、西、法等多国出版，曾入选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决选书单。
◆本书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主流史学观点，质疑“二战”期间波兰人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也自发性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残忍程度，有时更甚于纳粹。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写法，本书更像是一起残忍谋杀案的调查报告，一本追究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的侦探小说，叙述的故事性和画面感极强，层层递进，引导读者逐步接近真相。

本书古亚美尼亚文、古希腊文、中文对照，是中国学界第一部论述古亚美尼亚哲学及其与古希腊哲学交流的著作，也是国内学界第一本出现古亚美尼亚文的学术著作。
本书以中世纪古亚美尼亚著名学者无敌大卫及其代表作《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评注》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这部作品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继承和创新，并结合众多古希腊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来探明古典逻辑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古亚美尼亚和古希腊的思想交汇。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大卫的生平和著作，详述其《<前分析篇>评注》，并将大卫放在更为宏观的文化语境中，来揭示他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亚里士多德在古代世界的传承；第二部分是对大卫《<前分析篇>评注》做评注式和问题式研究，试图以古代评注的方式进行现代的再阐释。

本书是《费希特文集》的第1卷，收录费希特 1792-1794年的7部著作，包括：《试评一切天启》、《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评》、《论人的尊严》、《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本书是以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为基础，并增加了《论人的尊严》一文 。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寫於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973-1974）。在那陰霾瀰天、萬馬齊暗、一切學術活動均被窒息的年月，作者顧準與乃弟卻於通信中進行著嚴肅的學術探討。本書在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等極為廣泛的領域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啟迪良知的問題和論點。許多問題一經提出，就再也無法擺脫掉，讓我們思考，促使我們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在作者冷峻的解剖刀後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滿腔熱情，而這一切記錄著他”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足跡。

《历史哲学》作于上世纪50年代，作者痛感时运剧变，发愤著书，从历史着手，围绕众所周知的先秦两汉的大事件，通观时代精神之发展，进而探明精神本身的表现捷径，解决中国“内圣”之学的“外王”问题。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思维的逻辑，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的解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说，或者说，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意义何在。在历史哲学的学术史上，沃尔什最早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划分，而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前者。可以说，沃尔什接续了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的研究传统，将英国学者对于历史思维的哲学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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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关于古巴革命是如何成功的，《狂欢至死》首度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美国黑手党在古巴的肆虐横行如何了促进古巴革命发展——解密了古巴革命与美国黑手党的关系，故事极其精彩。
《狂欢至死》是史上最佳电影、奥斯卡获奖影片《教父2》的故事原型。书中主角之一是美国黑手党1931—1946年的掌门教父、现代有组织犯罪之父“好运仔”卢西亚诺，另一个主角兰斯基则是《教父2》中海曼•罗斯的人物原型。本书刻画了一个真实、复杂的黑帮帝国，呈现出的精彩远远超过以《教父》为代表的关于黑帮的虚构作品，是国内大量“教父迷”和“黑帮迷”的必读之作。
《狂欢至死》在打捞大量独家史料的基础上，展开了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历史叙事，由台湾资深翻译家阎纪宇翻译。作者参考了几百部相关专著，查阅美国联邦调查局、古巴革命博物馆的解密档案，在美国、古巴采访几十位与当年古巴黑手党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做到了字字有来源，句句有出处。
20世纪50年代的哈瓦那，犹如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20世纪30年代的柏林，俨然是世界的中心。黑手党教父兰斯基与总统巴蒂斯塔联手，主宰着古巴的命运，共同打造他们的梦想天堂。黑帮、革命、赌场、夜总会、美酒、雪茄、娱乐明星、政商名流……交织出声色撩人的哈瓦那风情。然而，他们终将与革命党人卡斯特罗对决，这场性感、丑陋、糜烂与激情交织的狂欢派对，也在革命枪声中迎来了落幕。
媒体评论：
一段关于20世纪50年代黑手党短暂辉煌的多彩记录。——《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杰出的作品……英格利希为我们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当年古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关于商业、赌博、政治、革命、音乐与宗教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杰出研究，为这本书提供了广阔的背景支撑和渊博的知识基础。——《华盛顿邮报》
英格利希的叙事手法引人入胜，展现出小说般扣人心弦的特质，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哈瓦那阴暗的黑帮世界，非常值得推荐。——《图书馆杂志》
《狂欢至死》就像一段关于1959年革命前几十年的老哈瓦那的曼波热舞。罪案作家英格利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犯罪帝国的传奇，这个名叫哈瓦那黑手党的帝国由美国黑帮掌控，在教父迈耶•兰斯基的领导下，控制了整个古巴。通过收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哈瓦那的赌博业得以合法，黑手党投入数百万美元兴建起豪华酒店、赌场和夜总会，打造了哈瓦那五色斑斓的夜生活、令人眩晕的非洲—古巴爵士现场，以及肮脏的幕后色情表演。——《出版人周刊》
罪案故事作家英格利希叙写的这个故事，一定会让喜欢电影《教父II》的黑手党迷感到熟悉和惊喜，而真实历史的精彩曲折则远远超过虚构的剧本。——《科克斯评论》
一本充满了趣味性的新书，由悬疑犯罪故事“老手”英格利希撰写。——《纽约邮报》
英格利希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这本书里到处都是真实的犯罪故事与政治阴谋，这些与哈瓦那性感妖娆的夜生活结合起来，更是无比刺激。——《旧金山纪事》
英格利希的历史叙事是他的招牌，这本书他又做到了！——《迈阿密先驱报》
引人入胜的文章……《狂欢至死》是关于黑手党如何爬到命运巅峰，又被卡斯特罗痛击，从而永远地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一个有力提醒。——《圣安东尼奥新闻快报》
读完这本《狂欢至死》，你会为巴蒂斯塔和他的黑帮兄弟们的应得下场感到高兴，同时也会为没法去热带俱乐部边喝莫吉托边欣赏热舞表演而黯然伤神。——《乡村之声》
所有这一切——花花公子保罗•辛纳屈、黑色豪华轿车以及美艳的歌舞女郎——让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但是英格利希想说的显然不止于此，他告诉了我们黑手党徒是如何渗入古巴政治，并深刻影响了古巴命运的。——英国《苏格兰人报》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作者在本书中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 19世纪职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 ”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本书已被译成十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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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In this truly global study, major military historian Azar Gat sets out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war"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from the early hunter-gatherers right through to the unconventional terroris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process, the book generates an astonishing wealth of
original and fascinating insights on all major aspects of humankind's remarkable journey through the ages, engaging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西天佛子源流录》是明代藏族高僧班丹扎释的传记，洋细记载了班丹扎释的身世和主要经历，其中有关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记载，充分显示了明代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刊布了甘肃岷县后氏族人所藏该书两个抄本的图版，并对其进行录文和研究。此外，《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还附有《后氏家谱》和大崇教寺汉藏文碑的图版和录文，为班丹扎释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说起关中，人们会想到钟鸣鼎盛的周王朝，天下一统的秦帝国，还有说不尽的汉唐盛世，一时文采风流，霓裳羽衣，百国朝贺。唐以后的关中，不复昔日繁华，这一时段的发展史也鲜少被关注，"衰落"似乎成为这一"古帝王之洲"的定义性特征。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本书的主题即是阐述当关中地区自宋代以降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后，该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考察了关中士人如何建立了三对观念：朝廷的/地方的，官府的/民间的，中心的/地区性的，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近一千年来士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
本书从地方的角度讨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展示了士人怎样在"官方"管制下的地方形成了"非官方"的空间，以期在政府与地方的互动中寻找和谐的契合点。关中士人预想的是将地方变成一个联合事业的纽带，联系一个"温和"的政府与一批以"非官方"身份行动的士人。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并无政府与社会的分立；这两者可以化成一个有凝聚力的体系，其中"非官方"的精英士人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来管理地方社会，而以朝廷为中心的政府始终是最终的权威。
本书的一个鲜明论点就是呈现了作为"意识"(consciousness) 的地方，"意识"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情感与空间的结合，代表着理性与情感、知识与道德的交叉地带。在关中士人参与公共事物的诸种努力中——无论是修族谱、编纂地方志，促进关学的形成，还是努力为地方与中央政府寻找合作互惠的切合点——无不显示了眷眷乡情与理性思考的结合，以及地方历史知识的记录与道德伦理的融合。
关中的乡土社会见证了一代"关西陋儒"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努力。革命后的中国乡村已无法延续传统的士绅共同体的精英治理模式。我们只能在书中一瞥那远去的贤人的背影。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意识到某些社会力量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代价，并有意恢复"乡绅社会"/"乡贤社会"的传统。是否可能恢复这一传统，或者要怎样才能恢复，"乡贤回乡的上虞现象"是否可以普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也许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抛却形式的考虑，尝试以变体的方式实践如"关西陋儒"一般的非官方士人在地方社会的公共精神。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讲述的是以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邻阿尔泰山地为中心的地理单元古代居民的历史。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C.B.吉谢列夫经过了长时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列出了三篇：篇的古代属于史前史，在时间上包括了考古上的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初期；第二篇的匈奴——萨尔马特时代属于早期草原民族史，在考古上相当于早期铁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公元一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原的汉代；第三篇国家的形成，是从公元五世纪突厥汗国的建立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的黠戛斯民族历史。

《大宛遗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所发表的主要资料均出自位于锡尔河右岸，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帕卜市的蒙恰特佩一号和二号墓地。1988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考古学家对该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相关出土物包括苇杆、丝绸、棉花、羊毛、木材、骨、金属等。鉴于这一重大发现，当地政府为其兴建了博物馆，用于常年陈列帕卜市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