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美国的外交传统就是干涉，这个危险的国家从小就不老实。在美国野心勃勃的扩张后面是美国自立国之初就拥有的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整套独特的理想和理念，正是这套理想和理念让美国变成危险的国家。
从美国立国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和干涉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要远远大干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和大方向，而后者从来就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危险的国家》是了解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一部重要著作，卡根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观察，为人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况角。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该剧描述1945年，众人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时，马上面临继起的国共内战，再次被战火无情催逼、生死两隔的动人情感。

黄文弼是20世纪西域考古探险时代中唯一的中国考古学家。他从1928年以来，前后四次进入新疆，在艰苦年代里公布的西北文献资料，在典籍传播、回鹘历史、西域社会、摩尼教流传、中古经济制度研究方面，迅速成为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宝库。本论集第一次全面汇集了海内外研究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重要论文26篇，其中许多外文研究论文均为首次以中文发表。本论集适合于从事中亚与西域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文献、民族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对其《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和《迈向世界共和国》所述观点全面体系化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试图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批判性的继承。
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的维度来考察社会构成体的历史，国家和民族便被视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柄谷行人则认为这种维度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充分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而且，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民族也并不是只要“生产方式”改变就会自动消解的观念性对象。因此，他试图再次从经济基础入手，从“交换样式”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构成体的历史，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分别作出自己独特的批判和预测。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新作
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描绘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
荣获2017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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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年来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新作，作者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 的产生过程。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流的过程，在“蒙古治世”之下孕育出了崭新的欧亚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过去被视为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形象得到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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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蒙元帝国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带来了欧亚的整体性和世界的新秩序。从“前全球化”和世界史的视野，去观察和审视蒙元帝国及蒙古征服，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这段令人震撼的文明演进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李治安
本书探讨成吉思汗带给世界历史的遗产，涵盖了元朝、四大汗国乃至之后数百年，时空宏大，行之于文，举重若轻，在国内外的书籍中实不多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张帆
本书不仅条理清晰，而且饱含热情，并广泛参考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必将作为对世界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而广受欢迎。
——英国基尔大学中世纪史荣休教授 彼得·杰克逊
这部文笔生动的著作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痴迷，并将成为关于世界史和蒙古帝国的课堂上极为有用的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
这是一部可以催生新想法的杰出著作，是探索蒙古人参与创造的世界历史的首选之作……作者将我们带到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全球史期刊》

本书与作者的《墨西哥征服史》为姐妹篇。

本书代表了费诺罗萨等学者以及在费诺罗萨影响下的美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对东亚艺术的鉴赏模式，奠定了亚洲艺术的西方标准，内收录比奇洛（William Sturgis Bigelow）、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韦尔德（Charles Goddard Weld）等人珍藏的东亚佛教艺术、浮世绘和水墨画作品百余幅，详细阐述了中日艺术史的轨迹和几代美国人的东亚艺术品位。
恩内斯特·费诺罗萨是日本近代美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美学教授，费诺罗萨不仅在狩野派、土佐派等名家门下学习古代美术研究和鉴定方法，而且担任由日本文部省和内务省联合授权的美术专员、帝室博物馆美术部主任等职，曾受天皇委派对日本国内所有的艺术财产进行登记与管理。这些特殊经历与机遇，促使费诺罗萨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视野，“整体地看待全世界的艺术”。本书并不将艺术史写成文献史，或者，一部“历史的历史”，而是着意于阐述那些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交流最广益的中日艺术诸时代。著者从哲学、社会学、考古人类学、文化比较学等多重角度，论及太平洋艺术、东亚佛教艺术、中国汉代至明清艺术、日本大和绘、狩野派、琳派、浮世绘等艺术特征。中日艺术之长河，汩汩奔流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的大部分日本收藏来自费诺罗萨。由费诺罗萨等学者、鉴藏家指导的鉴赏模式，奠定了亚洲艺术的西方标准，亦深刻影响了美国博物馆的东亚艺术品位。

《美国人在巴黎》讲述了1830年至1900年间美国的艺术家、作家、医生、政治家、建筑师等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在巴黎探索学习的经历。这些人志存高远，经历艰辛，终于学有所成，其中许多人成为了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故事让人着迷，催人奋进，同时又带着几分神秘。

http://www.chikumashobo.co.jp/product/9784480755001/

「満蒙」という地域概念はいかにしてつくられたか．「満蒙独立運動」なる事件は本当に存在したのか．問いは満洲国建国へとつながってゆく．モンゴル日本中国ロシアの原典史料をしてその実態を語らしめる，近代東アジア研究の第一人者による待望の一書．

《普鲁塔克全集》涵盖普鲁塔克重要的两部作品，为西方文明史中的文化地标之作。其中，《希腊罗马名人传》被誉为普鲁塔克的传世之作，堪比司马迁的《史记》；《道德论丛》是普鲁塔克一生讲学要义的精粹，可谓西方的《论语》。普鲁塔克平生著作极其丰硕，其简约优雅不受拘泥的文风，对后世的西方文化、尤其对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西方文化形成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并为许多蒙田、莎士比亚等后世名哲所追慕。

朝鲜战争类图书畅销No.1，美国新任国家安全顾问 精选阅读
沈志华、杨奎松、冯仑、高晓松、梁文道 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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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残酷的朝鲜战争，苦战三年，最后为何要重新回到三八线？
原本计划三周结束的闪电战，拖延三年，成为巨大的泥潭。对立双方达成协议，回到起点，恢复作战前的势力范围。哈伯斯塔姆穿过战场的迷雾，揭开大国博弈的真相。
★ 美国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半岛困局？凛冬将至，历史是否会重演？
★ 1950年冬天，长津湖战役，美国精锐部队险些全军覆没。
长津湖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联合国军从此退出北朝鲜。双方在极端恶劣的严寒天气下展开战斗，均遭遇重大伤亡。书中详细描写了美军陆战第一师突破层层包围，成功撤退的过程，有如银幕重现。
★ “美国恺撒”麦克阿瑟遭遇生平最大的滑铁卢，黯然走下神坛。
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上所向披靡，二战后成为远东权势最大的美国人，连总统杜鲁门也要退避三舍。在朝鲜半岛，他狂妄自负的一面被战场的局势无限放大，尤其是在仁川登陆后，他的一系列错误战略让美国在战场和政治上都陷入被动。最后，麦克阿瑟在朝鲜耗尽了自己的荣誉资本，黯然回国。
★ 三十万美军在鸭绿江畔虎视眈眈，中国要派兵入朝，却只有一个半人支持。
麦克阿瑟一心要将战火烧向中国，毛泽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计划出兵朝鲜。面对实力悬殊的对手，没有人肯积极回应，除了毛泽东，只有“半个人”（指周恩来）同意出兵。
一部融合军事、历史、政治、外交、传记的巨著
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今真相终于开始浮出水面。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场短兵相接，也在战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展开全面较量。
然而，原本计划三个星期结束的战争，最后竟然持续了三年之久。
朝鲜战争为什么爆发？强大的美国怎样一步步陷入泥潭的？
今天的远东国际局势，在多大程度上依旧受这场战争影响？
朝鲜人民军攻势猛烈，让美军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几乎被赶入日本海。
麦克阿瑟险中求胜，实施仁川登陆计划，一举扭转败局，展开反攻。
战火延烧到中国，形势危急，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派兵入朝，战争局势风云突变。
外交策略的失误，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军事上的盲目自信，对关键情报的漠视……
美国政府一系列错误判断，导致精锐部队险些全军覆没，在战场上狼狈不堪。
六十多年过去了，老兵凋零殆尽，这场“有苦难言”的战争也处在被遗忘的边缘。
然而，当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时，历史的教训不能忽视，真相更不容掩盖。

*德国版《菊与刀》，“二战”后同盟国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书。
*希特勒追捕、罗斯福亲邀的德裔犹太学者路德维希代，从内部剖析德意志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
*德国为何被神化？为何被误解？读懂德国人的文化世界观，就读懂了欧洲史。
理性、精准、一丝不苟、条理分明——这是多数世人对德国的印象。
这个民族孕育了无数谱写出动人旋律的音乐家、开创思想新局的哲学家，也是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艺术的起源地。但是，这个国家却也是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侵略邻国、意图灭绝犹太人的民族。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音乐总是唤起我 心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渴望，一是战争，另一则是田园般的宁静。”这句话正是德意志民族灵魂的写照——浪漫与残暴并存。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为何如此分裂？为何德国人在高度理性的同时，却又在战时集体陷入泯灭人性的疯狂？
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其亲身且直接的体验，从德国历史起源和文化底蕴切入，剖析“德国人”（包含日耳曼人和普鲁士人）的独特民族性格，他们的傲慢与自负从何而来，以及他们对阶级、地位、组织、服从的病态着迷，彻底解析这个民族的灵魂为何如此冲突、如此矛盾。
这是一部从内部角度彻底了解德意志民族性格的时代之作。

自从1861年统一以来，意大利就在为构建高效的政治体系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不懈努力着。本书为克里斯托弗·达根广受赞誉的《剑桥意大利史》的第二版，书中描述了从罗马帝国的衰落至今，意大利政治局势与社会经济的演变；并对过去两个世纪中意大利在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研究。达根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史结合，突出了实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所设计的不同建国方案间的更迭。经修订，该版本对前面的章节进行了扩充，也增加了21世纪意大利的章节。
诚如作者所言，严格意义上的“意大利”历史从1861年才开始，在这之前它是许多拥有各自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而作者的学术所长决定了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意大利建国”以及现代意大利的历史。因此，与之前诸如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赫德的《意大利简史》等其他意大利通史不同，这本书并非事无巨细，而是将2/3的篇幅放在18世纪至今的意大利历史上——这部《剑桥意大利史》并非通史，而是一部现代意大利形成史。
因此，特别偏好现代意大利史，尤其是对法西斯和黑手党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本书将成为您的理想选择。

在全球视野中探寻古老部落首领与现代世界的历史关联
【编辑推荐】
☆ 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 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独特方式重新诠释蒙元时代
☆《纽约时报》畅销书 连续13年稳居亚洲历史人物传记第1名《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是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历经18年打磨的力作，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展示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历史学者或一般传记作家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和蒙元帝国时代。
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是许多人了解蒙古史的必备案头书。本书与多桑、格鲁塞等人的著述不同，作者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对蒙元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作者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吃透史料，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而进行的广泛的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俄罗斯、中国、中亚以及马六甲、波斯湾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为写作本书，作者用了18年时间游历蒙古，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科学而大胆的还原。例如，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追击溃部的战斗过程中被打散，他颈脉受创，流血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觉得全身血已流尽，口里干渴难耐。于是陪在其身旁的勇士者勒蔑赤身裸体去到敌营为成吉思汗寻找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这样的历史记载对于一般人甚至很多历史学者而言仅仅是“故事”而不会刨根问底，但是杰克·威泽弗德认为，者勒蔑之所以赤身裸体闯入泰亦赤兀惕人的军营，是因为“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赤身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像这样还原历史细节的论述书中还有很多，正是这样一些细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激发你的想象，仿佛与成吉思汗一起经历他非凡的人生，也让我们能更加贴近历史。
在这本公认的经典中，作者尤其要揭示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人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1219年花拉子模帝国的算端，杀害了成吉思汗派去商议贸易协议的特使，以此为导火索，蒙古人开始了征服世界之旅。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征服了欧亚旧大陆，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队，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1242年至1293年，蒙古的扩张达到极限，帝国的边界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超级帝国。
成吉思汗对世界的征服是血腥的，但同时征服也是一种促进转化的力量。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许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成吉思汗和他建立的帝国将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东西方之间直接或间接、断续的联系，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直接交往。这样东西畅通无阻的时代，蒙元帝国之前从未出现过。本书描绘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由此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大幕。
2006年、2009年、2014年《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由我社在国内三次出版，不但引起了读者的购买、阅读及评论热情，且由此掀起了其后近十年的蒙元史相关著作出版潮流。有李学勤、葛剑雄、姚大力等诸多专家学者为本书撰评作序，也有诸多普通读者借不同媒介传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本书已成为学者和读者公认的蒙元史研究领域里的经典，因此我社决定隆重推出装帧精美的精装版。书的内外封用了汤黑工艺，特别是内封通过黑上汤黑的工艺将元代数十幅珍贵的兵器图立体的呈现出来。文字版式也经过精心设计，还添加了精美的彩插，书口还用了刷边工艺，使得全书由里而外让人享受阅读之乐。
本次出版之际，杰克·威泽弗德先生为本书写了自序“致中国读者”，自序中作者指出了蒙元史对于认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意义。译者姚建根先生也对译文做了一些修订。期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既具有学术作品的严谨，同时又非常具有可读性的蒙元史精良译著。
【媒体/名人评论】
威泽弗德是一位天才演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和耳目一新的观点。
——《出版家周刊》我为作者写这本书所付出的异常努力所感动，惊叹一位人类学者居然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复原出已经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著名学者 葛剑雄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之形成》是我的最爱。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书，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刻画了成吉思汗。
——印度前总理 曼莫汉·辛格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华盛顿邮报》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
——法国东方史学家 格鲁塞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吧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
——著名元史专家 韩儒林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塑造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打通了世界各国的联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
——韩国前总统 金大中
【内容简介】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从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等方面展现了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帝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扫平了东亚，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摧毁了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
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从越南到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所呈现的成吉思汗形象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他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并开通自由贸易。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
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核心观点认为，正是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由此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大幕。

《变化中的中国人》英文版本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代表作。本书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从谈中国人的体格、民族精神，到描绘中国工业的前景、禁烟斗争，再到妇女的解放、当时的新式教育，等等。作者详细记录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所引起的变化。今天阅读此书，仍能感到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用西方人的眼睛回望一个东方大国在百余年前的社会百态。罗斯对中国当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其对中国人口、环境以及禁烟等问题的讨论，极富预见性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