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万卷楼刻本为底本点校，五十卷，对春秋及其三传作了分类整理和实证研究。

本书以历史事件和人物刻划为中心，用引人入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同时也表达了华裔作家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本书在日本被当作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参考书。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存的是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近年读史之作。文章一般写在1979-1989的十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都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这两篇与《探微》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　　以《探微》名书，无新鲜感，不惬人意。我原想把十年时限这一因素放到书名中去。这十年与过去大有不同，读书写作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善，是非常难得的。有一位文学家以《十年蹒珊》为文章标题，吸引了我。我很想找一个类似的书名。但是琢磨许久，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历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古史又不同于近史。古史内容缺乏现实感，本来就枯燥；而我的文章又比较浓缩，读起来难得有轻松之感。这样的书，要赋予它一个富有哲理。文采而又活泼、简练的书名，反而不伦不类，不如虽平淡却实在一点为好。我的兴趣在钩沉发隐，以《探微》名书，倒也符合实际。　　收人《探微》的文章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很大，甚至重写一过。所改动之处，或换题目，或增设文内标题，或补充订正资料，或调整充实论点。但是各文主旨概依旧说，以存其真。有几篇文章新加了简短的跋语，其内容一般是资料和论断有所增益而在修改原作时未能包含者，也有的是对原作的一些说明。由于《探微》所收某些文章原来已有了“附语”、“后记”之类，所以在编次《探微》时附加的这类文字，一律冠以“作者跋语”，以示与原有附加文字相区别。　　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編戶齊民》雖然是一部學術性的專業著作，但具有更寬廣的關懷，作者想告訴我們史籍上姓名不傳的平民百姓都在寫歷史，他們在歷史發展中占據多麼關鍵的地位，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編戶齊民》既綜結古代社會的轉變痕跡，也嘗試對傳統兩千年政治社會的本質，提出解釋，它是古代社會過渡到傳統社會的轉型史，也是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史。《編戶齊民》雖然利用制度史的材料，探討的卻是社會史的課題。本書從靜態史料看動態歷史，算不算成功呢？且讓讀者來評斷。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自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先后出现了楚悼王吴起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乐毅改革，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它所提示的特点与规律、所显示的历史与教训，我们不得不说，战国，就是一部改革史。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以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对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性研究。
作者通过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铭文和文献记录，同时联系地表形态的特征，分析和说明了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

本书所述自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国历史。作者以《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等史籍为底本，并结合新近考古资料，以年代为经，以国别为纬，考察了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等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事件。
战国历史本来纷繁复杂，加之秦始皇焚烧六国史书，更显扑朔迷离。晋国 的消失，强楚的一蹶不振，田齐的身死国灭乃至西秦最后定鼎天下，在史籍中多有自相矛盾的记述。本书没有照搬史书译文，简单罗列史实，而是利用史籍、研究著作和舆地等资料上下引证，多方比勘，力求再现大变局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这本书中，有邦国兴亡之道，游士沉浮之思，也有英雄失路之悲，展现了一幅革故鼎新的多彩画卷。
本书由读库出品，购买链接：http://t.im/zhanguoqitu

《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是研究西汉、新莽时期年号的专著，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对汉武帝时期年号纪年的启用、汉宣帝地节改元以及汉、新莽之际的年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年号是皇帝神圣权威的象征，《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对西汉、新莽时期年号使用情况进行了扎实的考辨和深入的分析，不仅是年代学中的力作，还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这一研究不仅是传统的关于历时政区沿革的考证（纵向），而且对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横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的复原以详细至逐年为尺度。全书分为12卷，包括总论、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五代卷，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中华民国卷。在掌握传世与出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最大可能地反映历史真实。全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而由于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很大，在正式政区以外又有准政区的形式存在，加之政区层级、幅员及边界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程度不一，因此各卷又独立成书，其考证过程和编写结构有各自的侧重点。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各卷作者在相关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全书的写作也倾注了十余年之功，希望能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汉朝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之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资助项目。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本书首次提供了一份对秦汉国家祭祀的全面、综合的研究。作者抓住了这一时段的特殊性，在研究中关注祭祀活动的地理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秦汉国家祭祀的空间意义。本书对秦汉国家祭祀变迁，及其与地理格局的变动、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有精彩的分析。
——唐晓峰
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是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课题，不仅需要读书，也要学会跑路。田天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广阔的地理视野。她曾从我问学，并一起外出调查，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研究。我想，她的著作，无论对中国的历史地理，还是中国的宗教传统，都是一种新视角。
——李零
本书对秦和西汉国家祭祀的具体制度，各祠畤的位置、祭祀对象等一系列问题做了细致考证，对国家权力结构、政治地理格局、学术思想等相关因素也进行了分析，勾画出秦汉国家祭祀变迁的基本框架。全书思路清晰，言之有据，论述有深度，也有分寸。
——陈苏镇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是德语世界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全面描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术群体从魏玛时期建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该所成员流亡美国以及战后返回德国，直至1970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呈现了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通过评论性传记对学派的主要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洛文塔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由此展现出一幅法兰克福学派迁延发展的生动画卷。

《〈史記〉研究文獻輯刊》便是《史記》研究史中相關研究成果的一個彙集。《輯刊》共選定了三十二種歷代與《史記》研究相關的書目，其中古籍十八種，民國時期文獻十四種。古籍部分中，成書時間最早的南宋高似孫所著《史略》，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籍專科目録，其第一卷專論《史記》，搜羅、反映了其時《史記》相關研究的主要問題、註釋之書及代表性評論等；所選明代作品共五種，或爲明代規模較大、流傳較廣的《史記》選本，或爲學者對《史記》的個體點評，或爲將各家評論彙爲一編的輯評，反映了其時對《史記》的研究、評價與認識

《英语史:从古英语到标准英语(第3版)》是一部以历史文献为核心的英语史教程。它通过大量原汁原昧的选文，从语音词汇、语法、书写法和社会背景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英语的演变过程。选文来自各时期的经典文献，大多附有原文扫描圉片、转写文本（包括用古英语字体和当代英语书写体转写的文本）以及现代英语译文（包括逐词翻译及意译）。《英语史:从古英语到标准英语(第3版)》还配有专门的网站，提供选文的词汇表、文本详解和文本朗读，丰富了书本内容，而且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本书关注以19世纪为中心时段的西方艺术，广泛涉及绘画、雕塑、建筑、摄影、装饰艺术，涵盖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详尽介绍名家名作及重要艺术观念的演进，立体呈现构成艺术场域的艺术家、美术学院、批评家、画商、各类购买者等要素的变化，更将艺术的演变置于19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巨变的背景中，助读者全面把握这段艺术史错综复杂的线索，了解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学院规则走向艺术自由的精彩历程。
含574幅插图，特设39个专栏介绍特殊的艺术作品、艺术技法或历史背景，另附大事年表、术语表，以及详尽的参考文献列表（含影视资料推荐）。
基于我近四十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这是迄今最好的一本关于19世纪西方艺术的教材。作者以高超的手法将历史、观念、艺术作品熔铸成一个整体，并清晰阐述了主要的艺术史议题。
——加布里埃尔•韦斯伯格（Gabriel Weisberg），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曲培醇的《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堪称力作。她将自己广闻的博识、细腻的感悟和谨严的思考熔于一炉，从而使一段特定时期的欧洲美术史变得如此清晰、生动而又引人深思。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