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汉语中的“势”字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揭开了中国思维模式的连贯而内在的解构。多年来，黑格尔式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思想从来没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思想，未能超越宇宙生成论思想，只是试图用现实自身来解释现实。于连分析了中国古代各个领域文献中“势”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根本直觉浮现出来，即存在可以被视为是万物的一种特定的自然格局。在中国思维看来，艺术或者智慧，就在于策略性地对发源于存在的特定格局的各种物势的利用。

译 者 序
赫西俄德是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以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闻名于后世。众所周知，荷马只是古代以弹唱英雄史诗谋生的盲歌手的代名词；《伊里亚特》和《奥德修纪》乃是依据民间流传的歌唱英雄业绩的许多短歌编写而成的。它们的真正作者是民众，是一个民族，是许多代人。赫西俄德则不同，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工作与时日》、《神谱》等也被认为是他的个人作品。
……
三
《工作与时日》包括5个部分：(a)序曲，包括原诗1—10行，是献给缪斯，赞颂宙斯万能的。(b)包括11—382行，这部分总的劝导人们要勤奋工作。一开始用了两个不和女神的比喻。两个“不和”分别代表能激人奋发的“竞争’和无益的“争斗”。然后用潘多拉的神话说明人世怎么会有恶，怎么需要工作的，进而描述人类生活的五个时代，探究恶逐渐增加的原因，强调人世生活现状的艰辛和斗争的不可避免。其次，诗人讲了一个鹰和夜莺的寓言，谴责暴力和不公，进而对比公正带给一个国家的幸福和暴力所遭到的上天惩罚。作为这个部分的结论是一系列的格言，总的劝人公正、勤劳和谨慎。劝谕着重在道德方面，是全诗的要旨所在。(c)包括原诗383—694行，这部分告诉人们，耍避免匮乏和窘困的境况，只有在农业生产和海上贸易中勤奋劳动而又谨慎小心才能遭到。这部分着重在生产知识的指导。围绕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生动地反映了早期希腊的农村经济生活，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年四季的气候和自然景色的变换，记录了当时达到的关于气象、天文、动植物生长和活动规律等方面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这部分文字华美而又清新。(d)包括695—764行，充满各种各样的格言，大都是关于家庭内的日常生活活动，初看上去彼此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关联。但归纳一下，不外教人注意不要有亵渎神灵的行为，对人要注意谨慎；是(b)部分中劝导谨慎主题的继续发挥。(e)765—828行，教人注意每个月里的一些日子，注意这些日子对于农业生产和其它活动吉利还是不吉利。是当地农民关于吉日凶日的宗教观念甚至迷信信条的汇集，是(d)部分不可渎神思想的发挥。
长诗取名《工作与时日》根据的是(c)和(e)部分的内容，但是全球的主旨在(b)部分，即公正与勤劳的美德。(c)部分是(b)勤劳生产主题的具体化和发挥。至于(d)和(e)部分，似乎与主题无关，是五花八门格言的堆砌，且是杂乱无章的堆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批评家们常常指出长诗主题分散或无中心主题的缺点。细读这首诗，我们不得不承认文章的布局，文字的组织都不够严密，尤其是教谕格言，看上去好像是随感随记的，甚至连简单的整理分类工作都没做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全诗整体上看，也不得不承认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人类如何可以生活得幸福或快乐。幸福或快乐是古希腊人追求的人生理想。历代伦理思想家都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最高课题，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答案。虽然一般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包括道德训诫和生产技术指导两个方面，但细读起来仍不难看出其间的统一性。即统一在道德教训一个方面。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是伊璧鸠鲁快乐论的信徒。他曾指出，一个人要能过上体面的幸福生活，一定的生活资料或财富是不可或缺的。而生活资料取得的唯一正当途径在赫西俄德看来就是勤于劳作。公元前8世纪初希腊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化，人们在社会灾难面前罔知所措。要取得幸福，还必须学会处理好各种人事，还有那代表威严的自然力和尚不可捉摸的社会力的神灵，更是不可轻慢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为了给人们指出幸福之路时要不厌其烦地缕述这么多方面的格言的缘故。
四
长诗在艺术形式上尽管远不是完美的，但由于它是文明之初的第一个个人作品，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它在西方文学、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如果说荷马史诗是浪漫主义的，那末《工作与时日》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诗人叙述的事情是现实的，要解决的矛盾是现实的，说的道理是现实的，格言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因此在浪漫主义和史诗创作已趋衰落的当时，《工作与时日》一定处处给人以清新感。因此人们才称它是“一支光荣的歌”，把它的作者和荷马相提并论。其次，《工作与时日》虽然使用的是史诗风格的语言，但它已突破了史诗的局限，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训谕诗。有叙述有教导，以教导为主。教导中广泛使用各种祈使语式，叙述中有的像抒情诗、田园诗，有的就是一篇寓言。因此可以说，诗中包含着后来几世纪文学的各种胚芽。
由于长诗是前8世纪唯一的文学作品，又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其社会历史资料价值也可想而知。根据长诗的反映，公元前8世纪初的希腊社会粗看起来似乎仍如荷马时代一样，但事实上已经有了不少新的特点，甚至质的不同。虽然一如荷马时代的希腊，居民主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居次，手工业，包括冶铁、制造农具等仍热是农民的副业，但和荷马时代不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较为先进的小亚细亚地区居民常有出海经商的，连地处内陆的波俄提亚的农民也拥有自己可供出海的船只了。至于当时是否出现了专做买卖的商人阶层，从诗中不得而知。贸易双方看来还是物物交换，还没有出现货币。
商业的发展给8世纪的希腊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这个时候居民的财富、地位分化加快了。自由民很容易穷的变富，富的变穷了。穷了的成为乞丐、雇工、奴隶。奴隶的数量增加了，如赫西俄德这样的小康农家也往往不止一个奴隶；他们已由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劳动的家长制奴隶变为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他们耕地、播种、收割、打扫谷仓、造打谷场等等。女奴也开始用于田间劳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产生，但国家机器还处于不发达状态。统治者是荷马时代称为巴西琉斯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权势人物。从《工作与时日》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和平时期巴西琉斯的职能在于司法审判，他们裁决各种民事案件，主要是买卖纠纷和遗产争执，法庭就设在市场上，根据的是习惯法。如所周知，习惯法有很大的任意性。巴西琉斯收受贿赂偏袒一方。平民希望审判公正，但还不知道要求制定成文法。
此外，希腊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波俄提亚的诗人参加了欧波亚的卡尔克斯城国王的葬礼竞技会并获得了奖品。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全希腊性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举行了。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又促进了全希腊民族意识和各种地域性政治同盟的形成。赫西俄德居住的阿斯克拉受制于塞斯比亚城的巴西琉斯可以视为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工作与时日》，反映出来的希腊社会的这些特点，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已经进入文明时期。
五
《神谱》包括三个部分：(a)序曲，原诗1—115行，述说缪斯的诞生，缪斯九神的名字，她们的性情品格特点，她们给两位诗人——赫西俄德和《神谱》作者的引导。104—115行作者祈求缪斯述说诸神的诞生，转入正题。(b)116—1020行是全诗的主体部分。“从头开始”述说宇宙诸神和奥林波斯诸神的诞生，即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描绘他们的形相性情等等。“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大地母亲的后裔以天神乌兰诺斯系为主系，最为繁盛， 一传至克洛诺斯，二传至宙斯。宙斯打败了提坦和提丰，确立和保住了对全宇宙的统治权，给诸神分配职司。此后便是宙期的子女雅典娜、阿波罗等的出世，女神和凡间男子生了半人半神的英雄们。旁系有塔耳塔罗斯(地渊或地狱)系诸恶物和蓬托斯(大海)系的神与怪。(c)尾声，原诗1021—1022行。话题转向另一方面，预示另一诗篇的创作，另一批半人半神的英雄的产生。他们是一群凡间淑女和男神相爱所生的子女，是一些部落或氏族的祖先。
六
公元前8—7世纪希腊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作为氏族社会精神产物的神话至此已基本定型。希腊神话是最丰富的。但由于希腊世界居民在古代曾发生过多次的迁移、冲突、交汇、溶合，除各部落氏族自己创造的神话而外，又继承了克里特、迈锡尼的遗产，并在和先进的东方接触中改造吸收了埃及和西亚的神话。因此希腊神话这时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往往不同的神具有相同的职能和相同的故事，同一个神在不同的地区又会有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故事，如此等等。《神谱》以奥林波斯神系为归宿，把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世系。这样就完成了希腊神话的统一。
《神谱》对古代希腊人的宗教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公元前8—7世纪，希腊流行三种宗教，即奥林波斯崇拜、俄尔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后两者以德墨特尔和狄俄尼索斯为主要崇拜对象，奥林波斯教的崇拜对象则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神谱》不但继承荷马史诗传统，树立宙斯对天上和人间的统治地位，而且还把宇宙诸神和外来的神都降到他的臣仆的地位，同时把人间的贵族巴西琉斯和宙斯拉上关系，把他们说成是宙斯的学生，歌颂他们的公正和智慧。这符合初期阶级社会贵族人物的口味，在他们的提倡下，对奥林波斯诸神的崇拜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神谱》对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比对宗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开始便以寻求世界的本原为其主课题，这和《神谱》中追述诸神的起源有着明显的联系。本世纪初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康福德就不相信泰勒斯的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是突然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地下进出来的。现代西方学者从第尔斯到格思里都从赫西俄德(作为《神谱》的作者)的思想中看到一种“离开神话向理性思想发展的倾向”，因而把赫西俄德作为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先驱之一。
张 竹 明
1990．6．16 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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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以敦煌文书为核心史料，结合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的相关规定，并广涉相关传世文献，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关于经济史的理论为指导，借鉴研究英国庄园史的权威柯斯明斯基利用《末日审判书》、《百户区卷档》研究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的经验，探讨了敦煌寺户制度的历史前提，考证了吐蕃管辖时期的敦煌寺户制，深究了归义军时期寺户制的没落。《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通过对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探究中国三世纪以后的“部曲佃客制”的蕴奥，另一方面借此窥见唐宋之际生产力发展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阶段性变更的历史趋势。

The Yongning Moso: Sexual union, household organization,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a matrilineal duolocal society in southeast China，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中译本

清朝の王念孫の著書にちなむ、この『読書雑志』は王氏の著書と同様、著者の切れ味鋭い読書によって、あるいは厖大な史書を書き著す原動力となったその歴史意識を、あるいは特筆すべき宗教の時代であった稽晋南北朝時代の人びとの罪の意識を、あざやかに解明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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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史〉语言》主要内容：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得到语言科学证明之后，语言学界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试图应用到其他语言的谱系分类上来。譬如，“阿尔泰语言学理论”就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有的也包括日本语）同属于一个语系，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但是这种假说至今尚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完全肯定和认同，仍有不少学者持有相反意见或抱有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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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华、邵会秋、潘玲编著的《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精)》重点在于研究不同地区与文化之间的文化交往，这种交往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一种互动。传播是指物质特征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递。传递的方式有人群的迁徙和文化因素的次第传播，在次第传播过程中接受的特征往往会发生变异。交往会导致双方文化发生改变。例如铁器时代早期，短剑、战斧等武器以及马具在欧亚草原迅速的大范围的传播，是由于各地畜牧专业化的发展不得不采取了游动的放牧方式，各部族之间也因此为草场的争夺不断发生战争，这些新式的武器和马具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传播的接受者由于采用了新式武器和马具，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等级化迅速发展。迁徙(人口的流动)是传播最迅速的一种方式。在研究传播方与接受方的关系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传播方的器物组合，它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特点，例如工具与武器的比例、马具所占比例以及实用器与奢侈品所占比例，反映了社会的武装性、游动性以及社会上层维系的手段等信息。接受方接受了哪些功能的器物，则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特点。

《晓传书斋集》主要内容有：古书引经传经说称为本经考；《经典释文》考；跋《月令章句疏证叙录》；跋敦煌唐写本刘炫《毛诗述议》；试论以《水浒传》《金瓶梅》解经；谶纬五论；《真诰》与谶纬；文学古训辨证；“家”“人”对文解等。

本书是一部通过影像来记录社会历史的摄影作品集。它从Corbis-Bettmann影像档案馆已经数字化的400万幅照片中，精选出290幅珍贵影像，分为6个章节，诉说着自1900年以来，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及戕害，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人类对科学世界和未知领域的探索，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体育运动的大胆突破，以及那些表面光鲜的名人背后的故事……另外，每章还设有相关的组照和专题，以加深读者对某一事件的认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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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整理了我国部分历史文献中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分布的记录，并遵照现代动物地理学分类原理，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主要野生动物的分布特征，是文榕生先生继其《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付梓后又一重要研究成果。
我国历史文献中富含大量宝贵的野生动物生存和生活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隐藏在海量文献里，且多错讹。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动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摘录、考订、鉴别、梳理历史时期我国野生动物的分布特征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科研工程。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我国现存于国内外的各种地方志8264种。文先生在没有科研经费支持的条件下，几乎是尽一人之力检索、翻阅了其中470余种方志，并经科学校勘、辨伪和考证，整理了这些方志中记载的1200余种野生动物，如原生、刺胞、线形、环节、星虫、蜢虫、软体、节肢（甲壳、肢口、唇足、倍足、蛛形）、腕足、昆虫、棘皮、头索、鱼、两栖、爬行、鸟、哺乳等门（纲）的分布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秦汉以降我国主要野生动物的分布特征，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大部分被细化至地（市）级行政区，少部分甚至被细化至县级。
文榕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在较系统研究我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古方志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原文献摘编的形式，对古文献中记载的野生动物资料深入发掘，认真进行鉴别、确认与梳理，较全面、系统与客观地反映古人对野生动物的分类、命名以及形态特征描述、生活习性与地理分布等相关信息的记载。一方面，以现代动物分类系统为基础，对古文献中所记载并已鉴定出的动物，涉及原生、刺胞、线形、环节、星虫、蜢虫、软体、节肢（甲壳、肢口、唇足、倍足、蛛形）、腕足、昆虫、棘皮、头索、鱼、两栖、爬行、鸟、哺乳等门（纲）的物种进行归类。另一方面，按照历史动物地理学原理，系统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各地的野生动物分布状况，既涉及各省级行政区，还涉及大部分地（市）级行政区，甚至一些县级行政区的野生动物分布状况。不仅可以应用于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保护区规划与建设、自然环境的变迁、动物疫情流行和自然疫源地等研究，而且可为当前世界面临的动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变化等重大问题，提供动物物种与分布的演变历史资料，为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探讨其因果关系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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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内容简介：饮誉全球的科普巨匠和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一生写过三卷自传《记忆犹新》、《欢乐依旧》和《人生舞台》。前两卷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出版，讲述了作者从出生直至19781年的经历。书中所述严格以时间先后为序，侧重对事情的准确记叙，纯议论性的文字很少。第三卷《人生舞台》自1990年初阿西莫夫病重住院期间开始动笔，历时125天，于同年5月30日完成。不到两年后，作者便与世长辞了。《人生舞台》并非前两卷的续集，写法也与前两卷迥异，它不再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沿着作者的思绪，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将其家庭、童年、学校、成长、恋爱、婚姻、疾病、挫折、成就、至爱亲朋、竞争对手，乃至他对写作、信仰、道德、友谊、战争、生死等诸多重大问题的见解，一一娓娓道来。全书写得坦诚率真，在极平易的语言中充盈着睿智和哲理，使人读后不仅能了解阿西莫夫这位奇才辉煌的一生，而且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领悟人生舞台的真谛。

地方志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史料宝库。现在于世的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宋元方志，大约四十余种。它们对于考察所记载的该地区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情、物产资源、地理沿革等，以及研究广场 史，都具有宝贵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这批方志分散收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读者查阅颇为困难。一些孤本，残本已濒于亡佚。为了保存文献，便于研究利用，现将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总名《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出版。
在影印底本的选择上，我们不以刊刻年代的早晚作为取舍的依据，而是尽可能地择取字迹清晰、附刊有后世学者写的校勘考证等研究成果的足本，以便于读者参考。对于各本均残的广场，这次影印不作辑补，一仍其旧，各志悉以通行名称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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