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良樹《續偽書通考》(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是對張心澄的《偽書通考》的補充與續編。該書對張氏失收的辨偽資料有所增補，但重點在於網羅二十世紀的偽書考辨成果，因此，對於我們瞭解疑古辨偽學的新發展極為有助。

Persian literature is the jewel in the crown of Persian culture. It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s of Ottoman Turkey, Muslim India and Turkic Central Asia. It has been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Goethe, Emerson, Matthew Arnold and Jorge Luis Borges among others and praised by William Jones, Tagore, E. M. Forster and many more. Yet although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poems of Rumi have attracted the kind of popular attention enjoyed by Omar Khayyam in the 19th century, Persian literature has never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truly deserves.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answers this need and offers a new,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history of its subject. This 18-volume, authoritative survey reflects the st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Persian literature 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accomplishment of the Iranian experience.Prominent scholars in the field bring a fresh critical approach to bear on this important topic and each volume includes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this literature.
In this volume, the Editors offer an indispensable overview of Persian literature’s long and rich historiography. Highlighting the central themes and ideas which inform historical writing, this book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about history as a literary form from its origins with the Ferdowsi Shahnameh and its evolution under the Safavids, through the twilight of the Court Chronicle Tradition and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and up to the Pahlavi Era. This volume also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d invaluable examination of the concurrent developments within historiography in Central Asia and Afghanistan, examining themes and subjects that are common to many fields of Persian literary study. Persian Historiography will be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for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of Iran an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 subject.

作者以敦煌吐鲁番文献、墓葬出土文书和墓志、日本古抄本等资料为切入点，对照传统的文献史料，对于中古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而直观的探讨，集结成此本《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论述涉及国家礼仪、官制任命、军事边防、宗教、民间信仰以及官修书籍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是对于中古史的一部研究力著。
作者致力于敦煌吐鲁番学数年，对于出土文献运用精准纯熟，擅长于将新出的写本、墓志等新资料与传统史料相互对应论证，是采用二重证据法的佳范。本书中《中国中古时期衣物疏的源流》一文，曾被日本学者白须净真先生评价认为是同类研究中最高水平的成果。近年来有关《修文殿御览》的一系列梳理和探讨，则得到同领域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

魏晋史学及其他，ISBN：9789571921709，作者：边耀东著

魏晋处于汉唐帝国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许多矛盾现象杂呈，最显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由的权威地位，原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由于史学和经学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哟史学独立的步履缓慢而迂回。但在史学主流的编年和纪传二体之外，却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不过，这许多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都深植在魏晋时代之中。逯耀东教授以其多年治魏晋史学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流变，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逯耀东教授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本书为逯耀东教授研究魏晋史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该书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侨州郡县是很特殊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我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即出）里说到，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而充分条件是这个行政区划一般都处于一定的层级之中，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有一个行政中心，有时有等第之别，也有立法机构。但侨州郡县却连上述必要条件亦不能满足，所以十年前我写《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时，将其称为虚幻的政区。但我自己对这些虚幻政区的具体变迁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所举实例皆取自于胡阿祥的有关论述。

本集收录历史论文共三十五篇， 分为蒙古史、元史部分和中国近代史部分。

这本《中国史学概要》根据方壮猷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之讲录简编而成，同时参考了孙秉莹(季明)、解毓才(冠三)诸生之听课笔记，成书于1943年。1944年邓广铭(恭三)作“序”并将其推荐给中国文化服务社的“青年文库”丛书，1947年在上海出版。邓序说，该书“以史体为经，时次为纬，条析绳贯，区为章节，各章后又附后人考校、注释、订补诸作。汇万殊于一编，驭繁碎于简要”。《中国史学概要》依史体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等七章，为治国史者提供了入门之津梁。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以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为代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认为此书是20世纪上半叶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一。

《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为两位作者有关于阗史研究的论文合集，内容涉及于阗史料的年代、于阗国王统世系、于阗人种、于阗佛教、于阗美术等诸多方面，对唐宋于阗乃至整个西域史研究多有贡献。书后附有详细的《于阗史研究论著目录》，极富参考价值。

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本书收录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共30篇。前19篇为专题论文，主要关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学术学风、地域文化、选官制度等，史料丰富，考辨细腻，且擅长从细节中提炼出宏观见解，在诸多重大论题上，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认识。其余11篇则为学术书评与回忆文章等，眼光独到，文笔洗练，坦率真诚又充满诙谐，展示出作者本人鲜明的个性。

本書分為七部份
魏晉：新中樞的形成
南朝：中樞制度的演變
北朝：中樞制度的演變
中央監察制度
地方行政區劃
魏晉南朝都督制
地方官吏的考課和監察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左司员外郎、考功郎中、户部郎中、度支郎中、仓部员外郎、膳部郎中、土客郎中等。

本书收入作者多篇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言说、族群身份、方言书写、香港在中英和华南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探讨历史研究如何从具体的地方出发，却能走出“地方”，检讨国家和民族框架下的历史叙述。“走出地方”的另一重意义，也体现在作者对新旧史料的利用和思考，多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歌册、字典、绘图、博物馆藏品等实物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阅读，并讨论时至20、21世纪之交，网络时代数字化的史料如何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羽田正编著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的日文版于2005年出版，作者的写作背景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日本和世界媒体上的反伊斯兰报道，作者注意到“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与其他世界有所区分、甚至与其他世界有着二元对立意味的概念，为此，他尽其所能地利用阿拉伯和波斯语的历史资料，并参考了西文文献，去弄清楚“伊斯兰世界”概念是在何时何地形成的。作者的结论是“伊斯兰世界”应该只是作为一个存在于穆斯林心中的世界，即理念上的穆斯林共同体来使用，应与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这一地理空间区别开来。人们不应该继续不加思考地滥用“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
《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出版后在日本国内获得了好评，许多新闻和杂志针对此书发表了书评，并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奖特别奖”，2010年获得了伊朗的“Al-farabi国际奖”。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