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全2册)》讲述了：牟润孙先生1908年生于北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受业于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并从柯劭忞先生受经学。早年曾任教于河南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台湾大学。1954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港，就任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新亚研究所导师，兼图书馆馆长；文史系分立后，任历史系主任。196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首任讲座教授，直至1973年退休。1988年11月逝世于香港。生前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牟润孙先生治学博贯经史，淹通掌故，勤于著述，为世所重。历年发表的论文，最初结集为《注史斋丛稿》，于1959年8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共收论文十四篇，乃其五十岁之前的著述。198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注史斋丛稿》增补本，补人其后二十多年间的论文十二篇。牟润孙先生逝世后，其弟子李学铭、佘汝丰先生等，依据先生遗愿，将牟先生生前选定的七十篇文章合编为《海遗杂著》，199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海遗杂著》所收文章内容广泛，包括史事考证、政事述论、思想阐发、人物回忆、往事追述、名物商讨，以至小说、戏曲评论之属。

《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梁词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

钢和泰（1877-1937），俄国人，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梵语学者。1918-1929年任教北京大学，讲梵文、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课程。之后转任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他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力，曾任故宫博物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等职。他出身贵族家庭，游学德、英、法、日、中、印诸国，在德国曾与陈寅恪师从同一位导师。主要致力的学术领域是印度佛教文献和梵文、藏学等，多年主持研习梵文的家庭研讨班，有陈寅恪等中国著名学者长期参与。全书共含15章，分为“钢和泰生平考”、“钢和泰与中国近现代学术”、“钢和泰与哈佛大学”三部分。主要依据的是作者的哈佛大学发现的刚和泰档案资料，包括来往信函及各类文书。本书是第一本钢和泰传记。

本书以作者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科研之心得，对初涉世界史研究的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一展开论述，既细致入微，又提纲挈领；既现身说法，又视野开阔；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例说明……旨在加强学生资料搜集、问题分析、独立思考和理性研究的能力，进而掌握独立研究所需的能力及撰写学术论文应掌握的基本方法，为进一步成为史学研究的创新人才奠定基础，是学习研究世界史的学生们必备的一本书。

《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一辑共收录专题论文20篇。包括中古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医疗等诸多方面，涉及面广，新论叠出，夹杂着宗教史、民族史、简牍学等一系列的学问。其中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论文主要讨论了北方的世家大族、朝代事件新看法等一系列问题，隋唐史方面则涉及美术史、墓志考释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中古史集刊》是“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的学术阵地。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发起，致力于团结国内外中国中古史学界同仁，打造优异的交流平台与对话空间。论坛常设机构由“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筹委会与《中国中古史集刊》编委会组成。集刊每年出版一辑，以会议论文为支撑，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并严格遵守匿名审稿制度。我们期待同道携手，兼收并蓄，砥砺争鸣，充分展示杰出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与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

刘咸炘先生笃学精思，明统知类，举凡哲学、诸子学、史学、校雠学、方志学、文学以及道教研究，均有重要创获。发前人所未发，卓然自成一家。广大圆通，胜义纷披。张尔田、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吴芳吉、卢前、唐君毅均对其学术成就推崇备至。蒙文通更誉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此次为其著述首度系统整理出版,辟之为哲学编、子学编、史学编、校雠学编、文学讲义编。
本书卖点：
1．刘氏毕生学术在学界广受推崇，陈寅恪等明师硕儒誉扬备至。蒙文通甚至更誉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其学术地位公论在20世纪中国学界罕有其匹。
2．刘氏著述博大精深，是国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但其生平及学术为一般读者所不了解，实为遗珠之撼。今次整理，采用横排，并精心推敲断句，选其最有代表性的文字，合为五编，编者此举实为方便一般读者。
3．刘氏学术论集的刊行得到了当代名家王元化、虞万里等热情襄助，实为文化界一大盛事。前此三联版《陈寅恪集》，钱穆作品集等书的整理出版，在学界及读书界均得到广泛回应，极一时之盛。刘氏学术论集的刊行前景颇为可观。
注：本书为繁体中文版。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而近代欧洲目击者和学者发现，日本的幕藩制与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酷似”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ism。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形成的新名。
本书在确认“封建”本义与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的演化轨迹，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过程中揭示“封建”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并提出一种改良设想的现代泛化封建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构筑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而作者对学术术语创制和概念清理方面的研究亦多有创意。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张政烺，字苑烽，山东荣成人，生于1912年4月15日。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其主要论著有： 《平陵陈旱立事岁陶考证》，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2册，1935 《六书古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上中下)(精)》由张勋燎著，本书选辑张勋燎先生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和研究工作55年来撰写的学术论文56篇，分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史、西南及邻近地区考古、道教考古、出土铭刻材料和古文献研究、考古学史、缅怀恩师、读书方法、其他八个部分，对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民族、宗教、水利、农作物栽培、墓葬、度量衡、金石铭刻、古籍文献、考古学学科发展史，以及冯汉骥、徐中舒、蒙文通、任乃强四位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准备工作，开始于80年代后期。1992年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列为“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整个编写工作都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两级领导的指导、关怀和支持。对此全体编写人员受到极大的鼓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在搜集资料过程中，除了利用中国一、二两历史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外，还利用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在此谨向当时积极支持和协助此项工作之经济研究所董辅初所长、香港大学王赓武校长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各位负责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的撰写，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仁承担以外，还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沈祖炜、杜恂诚两位研究员和苏州大学历史系王翔教授的积极参加，使《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的撰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谨对上海经济研究所和苏州大学领导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思维的逻辑，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的解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说，或者说，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意义何在。在历史哲学的学术史上，沃尔什最早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划分，而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前者。可以说，沃尔什接续了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的研究传统，将英国学者对于历史思维的哲学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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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本书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的回忆录.内容包括:1.留学回忆.对于1928-1931年在中国北京留学期间的访谈回忆录,记载了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动向和北京南京等地大学著名教授的学风掌故.2.中国印象追记.对于当时接触的中国社会风情\书坊书肆\学者人物等的追记特写和理解评述.3.中国文学论.对于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描述.

序
赵宋推崇文治，故元代修《宋史》时有“宋恃文教”之说。及至二十世纪以来，学界陈寅恪、邓广铭、钱钟书、漆侠等前辈大家，以及域外的费正清、谢和耐等著名学者，也都对宋代文教的盛况，倍加肯定。
所谓“文治”、“文教”，除了狭义上的文化内涵，诸如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科学技术以及艺术修养等内容外，还应包含政治制度、法令条规、社会经济以及民俗风尚等方面。惟其如此，方能综合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与水平。
然而，宋朝也给后世留下文盛武衰的印象，故传统上有“重文轻武”的评价。在我看来，宋代社会不单纯是有“重文轻武”的风气，而是统治集团有意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由此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发展道路，形成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与以往的秦汉隋唐帝国相比，宋统治者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特点。宋太祖建国伊始，面对唐末、五代长达百余年割据战乱留下的危局，特别是秩序败坏、皇权沦丧，皆因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便满怀戒惕之心，求稳惧乱，凡事立足现实考虑，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宋论》已对此有所分析。最典型的例证如：收兵权就是通过委婉赎买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往那些帝王通常采取杀戮的手段直接剥夺；对统一各地的部署，也是采取稳妥的“先南后北”战略，甚至对辽朝占领的幽云地区，也曾优先考虑过经济赎买的方式。当宋太宗两次北伐辽朝失败后，从此重心转向内部，更加明晰了以域内稳定与发展为最高追求目标，边防则退为次要议题。宋太宗君臣为此达成了共识：用兵乃“不祥之器”，非不得已不为之，“文德致治”才是施政的首选，因而“武功”只能服从“文德”的需要。于是，重内轻外的“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就此确立，内外并重的大一统精神遭到抛弃，其后的统治集团无不深受影响，并成为“祖宗之法”的重要内核。因此，文治成为宋代朝政的主轴，军功不再受到推崇，文臣主政、武将陪位以及“以文驭武”之类的规则，自然大行其道。与此同时，相应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随之盛行。宋朝在边防上陷于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终以对外“积弱”著称于史，遂不难理解。
宋代的“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可谓演绎出双刃剑的结果，在导致武功衰弱的同时，也造就出昌盛一时的文治局面。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其方方面面的具体文教成就姑且不论，其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亦值得关注。与以往历代王朝相较，宋朝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下层的威胁都相对较小，既没有权臣、外戚专权篡位，也没有宦官跋扈弑主、地方称雄割据等现象，至于下层农民的反抗虽然不少，却没有席卷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难怪宋人也认为：“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
就宋朝形成的治国理念而言，需要深入探究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和论证宋朝与前代在治国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二是宋朝怎样将治国理念传承下去？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主持撰写了《宋朝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一书，可视为初步的回应。而后一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分析，如对宋朝最高统治者——帝王态度及其动因的考察。进一步说，从宋朝治国理念确立的关键阶段来看，为了寻求思想理论上的依据，以获得朝野上下的认同和支持，宋太宗君臣开始有意识地在正统儒家思想学说中寻觅依据，以支撑这一理念的必然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促成了宋代皇帝御前儒家学术讲座——经筵制度的诞生。
宋朝为帝王设立的经筵制度，重在培养皇帝的君德、仁恕、修身等儒家思想意识及文化素养，君臣讨论的议题也多集中在这些方面，而对兵家、边防之类内容较少涉及，因此势必强化了统治者“崇文抑武”的信念，进而影响到治国实践层面。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仍强调君主要坚持经筵讲读，以便在经史中寻找启示。创立于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读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对巩固最高统治者继承“祖宗之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崇文抑武”治国理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得以继承。
邹贺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邹贺的本科、硕士都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读，基础扎实，为人又有传统谦谦君子之风，内向而好学，于学术孜孜不倦。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细致的文献搜集与考证，对宋朝经筵制度的背景、设置、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阐述。他在2010年博士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教，授课之余，仍继续思考宋代经筵制度问题，并常与我交流。他提出：宋代经筵讲读，不是单纯的儒家经史知识讲座，也不是朝廷军政形势政策讨论会，但是又兼具两者的属性。因此，这项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应该是从儒家理论中为本朝治国理念和实践，寻找理论依据。
这一认识推动他决定以《宋代经筵讲读研究》为题，拓展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我肯定了他的想法，他就此进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继续作博士后研究。我知道他在单位的工作一直比较繁重，每周都要上很多的课，好在他能沉潜心志，顺利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时隔一年，又整理出《君德成就——宋朝经筵制度研究》的书稿，我作为导师当然感到欣慰，因为这部书征引文献丰富，论证周密，观点得当，不仅对宋朝经筵制度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也有助于加深理解宋代统治模式及治国理念等重大问题。
邹贺在学期间，我曾在给他的赠书扉页上题写了“治学之道，一以贯之”八字，这也是昔年恩师漆侠先生赠与我的座右铭。不过，邹贺每每对我说：自己还没看到“治学之道”的轮廓，更不敢奢望“一以贯之”的境界。此语虽属谦虚，却也实诚：一则学海无涯，小到宋朝经筵制度，大到宋史、历史学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二则邹贺的学术生涯尚在起步阶段，对学问存有敬畏之心，总是好的。
匆匆数语，是为序，并与邹贺君共勉。
陈 峰
2016年岁末于西北大学

全稿以书为篇，凡十有三篇，约字30万字，其中五代后晋一人，元人王恽、张德辉、周伯琦三人，而以宋人胡峤、路振、王曾、许亢宗、王寂等五人为最多。明以前有关东北边疆地区之主要游记，大抵均囊括于此。贾子以其一已的比较完整地学术休系和独到的风格，一一为之热电厂比较勘，爬梳钩稽，间附已意 ，每篇以本书原文为纲，有原注者次之，已之注释又次之。注释或云“颜案”或否，均另起行，序次井然，尤便读者，释文短者数字，长者数百或过千字，无则从阙，不著一字，不强以不知为知，知必引史为证，以伸已说，亦有引而不发，以俟来哲。

余英时是当代最具影响的史学家之一，他从史学的立场去认识、诠释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独特传统及现代价值，试图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更新与重建奠定历史和思想的基础。余英时秉持独立而开放的精神，饱含中国文化的情怀，以几十年宏博精深的著述探索融贯中西、化传统为现代的中国人文研究之路。唯其著述宏富，亟需一部编选精当、足资导引的文选，何俊教授编选的《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正是这样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