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式总结。评介内容以中、日学者的论著为主，兼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的学术成果。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采择，谨慎地对学术环境和学术成果作学术批评，并努力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以期一册在手，能通览20世纪的唐研究情况，方便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引为借鉴，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扼制拼合抄袭作业，有裨

中国の三大宗教の一つである道教は、六朝期以降、儒仏二教との相互交渉のなかでダイナミックに思想を発展させた。その豊かな営為を、「道気論」の展開、天界や救済をめぐる教理体系の構築、三論学派等の仏教教理との関係、唐玄宗朝における『老子』解釈などを主題に論じる。道教思想史研究を牽引する著者による待望の論文集。

This study aims to engage the textual realitie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material lives of poems during the Tang, from their initial oral or written instantiation through their often lengthy and twisted paths of circulation. Tang poems exist today in stable written forms assumed to reflect their creators' original intent. Yet Tang poetic culture was based on hand-copied manuscripts and oral performance. We have almost no access to this poetry as it was experienced by contemporaries. This is no trivial matter, the author argues.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ang people composed, experienced, and transmitted this poetry, we miss something fundamental about the roles of memory and copying in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as well as readers' dyna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exts. We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poems when we examine them, not as literary works transcending any particular physical form, but as objects with distinct physical attributes, visual and sonic. The attitudes of the Tang audience toward the stability of texts matter as well. Understanding Tang poetry requires acknowledging that Tang literary culture accepted the conscious revision of these works by authors, readers, and transmitters.

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可知者有130多种，而今存世者不过十几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了《唐人选唐诗十种》，对唐诗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93年，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三位学者在过去30多年中国唐诗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选整理了一部《唐人选唐诗新编》，共13种，补辑新材料、改换好版本，体现了当时唐诗研究的水准，受到学术界认可。又将近20年过去，此次拟推出新版增订本，仍请原先三位编者在之前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来为研究者提供更完整、更高质量的唐人选唐诗文本。

本书是作者的论著合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着重阐述唐宋时期的分家方式，对中国古代的家庭财产继承有详尽的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的士族之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对“家学”这种特殊的家庭财产的传承对唐宋士族的延续与变迁的影响，做了富有创建性的阐释。第三部分是附录，对中小学、本科、研究生三个阶段的求学经历做了富有感情的交代，可读性很强。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日晷文库》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无疑要承载起这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从中唐到北宋，正是这样的观念，牵动着几乎所有文化人的心灵。在此期间产生的四座文学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就是典型的代表。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一步步走向对真、善、美的普遍性思考，从而使这种思考具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它一旦被引入文学领域，便成为栖居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将文学导入“向上一路”，并逐渐融入古文、诗、词等各体文学的艺术机制，铸就了宋代文学的总体特性。

唐摭言十五卷，备载唐代科举制度，文士风习，以及诗人墨客的遗闻佚事，乃至唐代许多诗人的零章断句为别集所失载者。
唐摭言是记录唐代科举制度和掌故的唯一专著，是研究科举制度、文人生活等的必读书。

本书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唐代铨选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从整个选举制度的角度考察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对唐代文学和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王右丞集笺注》据清乾隆刻本排印，是王维诗文的一个有重要价值的笺注本，订正前人之失甚多。王维是盛唐著名诗人。其内容有：卷之二古诗三十首、卷之三古诗二十三首；卷之四古诗二十九首等。

《唐代传奇小说论》通过具体分析唐代《古镜记》《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传奇小说作品，探讨了唐代传奇小说超越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种种表现，以及传奇小说集中出现在中唐很短的一段时期的深层原因。

本書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張劍光教授二十多年來在唐五代經濟、政治、人物、文化等方面部分論述的合編，共收論文24篇。這些文章的論述角度不一樣，但內容比較接近，相互之間有一定的內在聯繫。其中尤以關於商人商業、江南區域經濟文化、唐代官員致仕、杜佑史學思想等的論述，曾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

唐代玄奘法师(602～664)是我国著名的僧人、旅行家、学者、翻译家，曾西行印度求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法师的一生。
《释迦方志》二卷是道宣著作之一，意为释迦牟尼佛居住国(五印度)之地志。与法显的《佛国记》命名相仿。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十二年前，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的论著还不多，本书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此问题的专著，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对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现象的研究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1]。学者也给了本书一些让我愧不敢当的评价。
承蒙读者厚爱，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但直至最近，仍有朋友向我索书；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论著，也仍在引用本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炳青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提出应该出一个增订版，以满足学术界的需要。这一提议也是我所希望的，因此十分高兴。高兴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可以借此机会纠正书中错误，并补充新的占卜文书资料。其二，它说明本书仍然受到学术界关注，还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一定作用。
增订版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书中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误植的文书编号等）予以更正，同时将一些旧编号（主要是地方博物馆藏敦煌文书，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等）改为现在通行的新编号。
二、本书出版后，在部分内容收入张弓先生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2]时，补充了27件占卜文书，这些占卜文书主要出自《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此次增订，将这27件文书补入。此外，又从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3-146册、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1-9册中搜集了占卜文书17件，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找到漏收的占卜文书1件，一并将其补入，并作分类解说。增加的具体类别和数量如下：卜法类7件、占候类1件、梦书类1件、宅经类2件、葬书类4件、时日宜忌类4件、禄命类5件、事项占类9件、杂占类9件、其他类3件。其中据《俄藏敦煌文献》补25件、《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补2件、《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补12件、《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补5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补1件。经过这些补充，原书所收占卜文书增加到318件，即增加了45件。
三、本书出版后，我又就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本书研究课题的后续成果，可以说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多发表在不同的会议论文集中，找寻不易，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或可省却读者四处翻检的烦劳。
经过以上工作，本书所收敦煌占卜文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充实，行文表述更少错误，或许能比原版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帮助[3]。
这是我所希望的。同时希望的，还有来自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是为序。
[1] 关于本书出版后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及唐五代占卜现象所取得的成就，可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篇幅、工作量以及再版的性质，对于原书出版后学术界涌现的研究成果，增订版只在相关门类的研究状况处作了极简单的提示，没有一一注明并吸收到正文中去，敬请读者谅察。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本书以有唐一代的近体诗为论述对象，并且探源溯流，将各体的发展都追溯到唐前时代，对唐诗体制的渊源流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全书论述唐代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四种体裁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所论及近体诗作家之众、风格之富、体类之丰、作品之夥，是迄今为止有关唐诗艺术研究的著作所鲜见的，而谈诗析艺之中肯、到位，亦颇为难得，可作为唐诗鉴赏读本读。

编辑推荐：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本书是研究唐代幕府制度的专著，共分八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历史上幕府的起源和唐以前幕制变化；第二至五章研究唐代军事性幕府制度，从幕府体制、幕府僚佐辟署制度和僚佐职官迁转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唐代不同时期幕府制度的发展变化；第六至第八章研究唐代幕府制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者以发展的眼光对唐代幕府作动态考察，研究唐代各个时期幕府之间的继承发展变化关系，如幕制与官制的关系、幕府制与使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