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鲍桑葵的代表作，是其形而上学思想的系统体现。1911年和1912年，鲍桑葵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做了两个系列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题目分别为“个体性原则与价值”和“个体的价值与命运”，本书即是在后一讲稿的基础上润色、扩充而出版的。
作者旨在把第一次讲座所阐发的原则应用于有限存在者，实际应用于人的灵魂（souls）。它讨论的是：所谓的“个体”（individual）或人的灵魂如何凭借并通过成为宇宙这个唯一实在而究极的个体的一员，成就自己的命运，实现自身的价值。

《金帐汗国兴衰史》是一部记述十三至十四世纪朮赤的汗国兴衰史的书籍。本书第一部介绍了金帐汗国的形成与发展是，第二部介绍了金帐汗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三部研究了金帐汗国的衰亡过程。作者在书中详细描绘了蒙古封建上层统治俄罗斯人民，带给俄罗斯劳动人民的苦难，蒙古统治阶级通过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统一俄罗斯的过程及贡献，并众多政治事件、军事斗争等内容。

从全球视角和环境视角考察历史，是史学研究的新亮点。克氏的这本生态史名作，是以生态史研究在历史学界享有声誉的少数几本著作之一。克罗斯比在书中明确表示了从生态和地理的视角探索历史上欧洲全球扩张的目的。他提出，欧洲人之所以在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成功殖民，不仅因为他们把欧洲的技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带到了那里，更因为他们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欧洲化，他们带去了旧大陆的动物、植物和疾病，这些生物挤占了各地土生土长的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许多物种甚至民族，惨遭灭。从而为欧洲人在这些地区几个世纪的大规模成功移民奠定了基础。本书获得国际史学界几项大奖，作为当代生态史名著，其影响力还超出了史学的范畴，被越来越多热心生态问题的普通读者所关注。

《论语》（中日文对照）按照论语分成20篇，每篇由论语原文、日语古典译文、日语现代译文、古典译文语法注释、汉语白话文译文。本书旨在帮助大家通过阅读我国经典著作日文《论语》，来学习自古以来日本人训读汉文的方法，学习日语的古典文法。同时，作者参照中日两国学者历代最权威以及当今最新的版本十余种，对《论语》的关键词、基本理念简明扼要地进行说明。

《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最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只有两篇提纲（1935年提纲与1939年提纲）和两篇关于泼德莱尔的论文。这些所有遗留的文字即是本书《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塞种是亚洲上古史最重要的游牧部落之一，主要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本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塞种史的专著，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清楚地勾勒出了塞种历史的基本轮廓，对塞种各组份的名称、起源、种族、语言及迁徙过程等提出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假说。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书全面考察了东汉佛经道经的词汇情况，以意义为单位，对词汇中的新质作了详尽的调查和陈述，并进行分析。包括4757条新质和141条同形附目。本书主要篇目为：一、绪论；二、名物篇；三、行为篇；四、性状篇；五、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分析。

《海录校释》对清代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进行了标点、版本汇校及地名风俗考证。《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曾在清朝初年随西洋商船游历世界各地，成为清代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并将西方文明的信息传播到中国。《海录校释》以《海录》多种注本为主，进行校释和考证，博采众长，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哈义·本·叶格赞》中的主人公不是伊本·图斐利笔下第一个创造性人物。早在10世纪，伊本·西那为解释自己理性主义而使用波斯文学家所酷爱的象征法时，已写出了象征体故事《哈义·本·叶格赞》。在这部短篇著作中，哈义是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叟。他对我们的哲人现身说法，指出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官，认识天地。他们只有一条路——向东走，那是一条永纯的、精神的道路，而西行则是趋向物质和罪恶。这里，哈义是思维的灵魂的向导，以其象征原动的精神作用于人类的最后的天体的精神。它说明了灵魂由四行的世界、超自然世界、精神世界上升至独一无始者的宝座。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向来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向西方，尤其是日本学习，进行改革的紧迫性。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本书收入了汪向荣先生有关“日本教习”的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日本教习来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还论及一些回到日本之后的日本教习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19世纪30年代，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自那以后，社会学经历了最初的创立阶段、制度化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进入当代发展阶段。虽然其内容、流派已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但其中最基本的主要著作自始至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E.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就属此列。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5年。由于本书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著名社会学家许德珩先生的译本。我馆考虑到当前社会需要和中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重译这本书。中译本依据的是法国巴黎费利克斯·阿尔冈出版社1919年的版本。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包括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发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人的使命》发表于1799年夏秋之交，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基本阐述他过去的哲学思想，而在第三部分，费希特则把信仰当作把握实在的官能，由此可看出他从哲学到宗教的过渡。

嚈哒最初是北亚一个弱小的游牧部族，本书虽然没有涉及嚈哒史上的所有问题，但由于有关嚈哒人活动的重要方面大体上都涉及到了，在内容安排方面也适当考虑了连贯性，在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更全面的嚈哒问题专著问世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一部嚈哒史来读。

本词典是一部全面详尽介绍英语委婉词语的知识型词典，共收委婉词语8000余条。所谓委婉词语，即使用比喻、借代、迂回、缩略和谐韵等手法来表示生活中那些使人尴尬、招人讨厌或令人恐惧的事物。熟悉和掌握英语委婉词语，不仅能增强阅读理解能力，而且也能明显提高英语的鉴赏与应用水平。更为有益的是，还可以从中窥视到英美等国的社会心理和风俗文化。
读者对象：适合学生及英语爱好者使用。

本书是索伦•克尔凯郭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克氏试图通过与黑格尔不同的方式来揭示人的真实经验，特别是朝向信仰的生存体验中的超概念维度，以避免思辨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达到基督教信仰所要求的独一无二的或个人的具体性和除基督教之外再无真实依凭的生存境况。正是在此层面上，克氏在该书中详细讨论了个体生存状态中的绝望形态、罪与信仰之关系以及如何从绝望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信仰。

本书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书中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介绍，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本书与作者的《墨西哥征服史》为姐妹篇。

《东方的文明》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奈・格鲁塞的代表作之一。分别为“近东与中东的文明”“印度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日本的文明”的四卷本从1929年起陆续问世。由于其线索明晰、资料翔实、插图丰富、观点明确、文字简洁，在东西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出版，成为世界东方学的必读书之一。

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制造业正在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可是，历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