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三篇，第一篇是“宋史艺文志考证”，包括考证例言、目录、称引书名简称表、正文四部分；第二篇是“宋史艺文志误例”，包括误例说明、目录、正文三部分；第三篇是“宋史艺文志研究札记”，包括研究札记目录和正文两部分。

本文以《宋史·乐志》为研究对象。其具体研究思路是：通过资料和版本分析，来讨论文本的编纂过程；通过学术史的考察，来总结乐志写作的历史传统；通过对宋元前后各种音乐史籍的比较研究，来探讨《宋史·乐志》史料来源；通过对《宋史·乐志》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来讨论其历史性质。总之，本文是以书籍为单位，以学术史为背景，以历史资料为对象的比较分析研究。

Approaching writing as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text as an historical object, this book not only recovers elements of the ritual practice of Middle-Period weddings, but also reass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and the Middle-Period past. Its fourfold narrative of the writing of weddings and its spirited engagement with the texts ritual manuals, engagement letters, nuptial songs, calendars and almanacs, and legal texts offer a form and style for a cultural history that accommodat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past."

影印三朝北盟會编序（鄧赏銘撰）
校刊三朝北盟會编序（許涵度撰）
諸家題識
三朝北盟會编序（徐夢莘撰）
三朝北盟會编引用書目
卷一 政宣上帙一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盡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
卷二 政宣上帙二 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盡十二月二日己卯
卷三 政宣上帙三 起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盡其日
卷四 政宣上帙四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盡宣和三年正月
卷五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壬午盡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
卷六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盡五月十三日庚午
卷七 政宣上帙七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日庚寅
卷八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二日己亥
卷九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二十三日己卯
卷十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二十日乙已
卷十一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午
……

《秦桧研究》不是原创，是在1999年初版《秦桧传》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史学界为了拨乱反正，普及历史知识，曾经出现一股撰写人物传记的热潮。这些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圣君贤相，即所谓正面人物。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些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作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为历史增添了光辉。人们常说，历史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犹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样，是有正反两面的。善与恶、美与丑、忠与奸是并存的，而且，总是在斗争与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写好一部有血有肉的奸臣传，也是历史教育所必需的。它既可以突现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也可以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起到“嘉善矜恶”的作用

序
赵宋推崇文治，故元代修《宋史》时有“宋恃文教”之说。及至二十世纪以来，学界陈寅恪、邓广铭、钱钟书、漆侠等前辈大家，以及域外的费正清、谢和耐等著名学者，也都对宋代文教的盛况，倍加肯定。
所谓“文治”、“文教”，除了狭义上的文化内涵，诸如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科学技术以及艺术修养等内容外，还应包含政治制度、法令条规、社会经济以及民俗风尚等方面。惟其如此，方能综合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与水平。
然而，宋朝也给后世留下文盛武衰的印象，故传统上有“重文轻武”的评价。在我看来，宋代社会不单纯是有“重文轻武”的风气，而是统治集团有意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由此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发展道路，形成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与以往的秦汉隋唐帝国相比，宋统治者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特点。宋太祖建国伊始，面对唐末、五代长达百余年割据战乱留下的危局，特别是秩序败坏、皇权沦丧，皆因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便满怀戒惕之心，求稳惧乱，凡事立足现实考虑，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宋论》已对此有所分析。最典型的例证如：收兵权就是通过委婉赎买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往那些帝王通常采取杀戮的手段直接剥夺；对统一各地的部署，也是采取稳妥的“先南后北”战略，甚至对辽朝占领的幽云地区，也曾优先考虑过经济赎买的方式。当宋太宗两次北伐辽朝失败后，从此重心转向内部，更加明晰了以域内稳定与发展为最高追求目标，边防则退为次要议题。宋太宗君臣为此达成了共识：用兵乃“不祥之器”，非不得已不为之，“文德致治”才是施政的首选，因而“武功”只能服从“文德”的需要。于是，重内轻外的“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就此确立，内外并重的大一统精神遭到抛弃，其后的统治集团无不深受影响，并成为“祖宗之法”的重要内核。因此，文治成为宋代朝政的主轴，军功不再受到推崇，文臣主政、武将陪位以及“以文驭武”之类的规则，自然大行其道。与此同时，相应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随之盛行。宋朝在边防上陷于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终以对外“积弱”著称于史，遂不难理解。
宋代的“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可谓演绎出双刃剑的结果，在导致武功衰弱的同时，也造就出昌盛一时的文治局面。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其方方面面的具体文教成就姑且不论，其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亦值得关注。与以往历代王朝相较，宋朝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下层的威胁都相对较小，既没有权臣、外戚专权篡位，也没有宦官跋扈弑主、地方称雄割据等现象，至于下层农民的反抗虽然不少，却没有席卷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难怪宋人也认为：“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
就宋朝形成的治国理念而言，需要深入探究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和论证宋朝与前代在治国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二是宋朝怎样将治国理念传承下去？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主持撰写了《宋朝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一书，可视为初步的回应。而后一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分析，如对宋朝最高统治者——帝王态度及其动因的考察。进一步说，从宋朝治国理念确立的关键阶段来看，为了寻求思想理论上的依据，以获得朝野上下的认同和支持，宋太宗君臣开始有意识地在正统儒家思想学说中寻觅依据，以支撑这一理念的必然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促成了宋代皇帝御前儒家学术讲座——经筵制度的诞生。
宋朝为帝王设立的经筵制度，重在培养皇帝的君德、仁恕、修身等儒家思想意识及文化素养，君臣讨论的议题也多集中在这些方面，而对兵家、边防之类内容较少涉及，因此势必强化了统治者“崇文抑武”的信念，进而影响到治国实践层面。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仍强调君主要坚持经筵讲读，以便在经史中寻找启示。创立于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读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对巩固最高统治者继承“祖宗之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崇文抑武”治国理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得以继承。
邹贺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邹贺的本科、硕士都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读，基础扎实，为人又有传统谦谦君子之风，内向而好学，于学术孜孜不倦。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细致的文献搜集与考证，对宋朝经筵制度的背景、设置、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阐述。他在2010年博士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教，授课之余，仍继续思考宋代经筵制度问题，并常与我交流。他提出：宋代经筵讲读，不是单纯的儒家经史知识讲座，也不是朝廷军政形势政策讨论会，但是又兼具两者的属性。因此，这项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应该是从儒家理论中为本朝治国理念和实践，寻找理论依据。
这一认识推动他决定以《宋代经筵讲读研究》为题，拓展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我肯定了他的想法，他就此进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继续作博士后研究。我知道他在单位的工作一直比较繁重，每周都要上很多的课，好在他能沉潜心志，顺利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时隔一年，又整理出《君德成就——宋朝经筵制度研究》的书稿，我作为导师当然感到欣慰，因为这部书征引文献丰富，论证周密，观点得当，不仅对宋朝经筵制度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也有助于加深理解宋代统治模式及治国理念等重大问题。
邹贺在学期间，我曾在给他的赠书扉页上题写了“治学之道，一以贯之”八字，这也是昔年恩师漆侠先生赠与我的座右铭。不过，邹贺每每对我说：自己还没看到“治学之道”的轮廓，更不敢奢望“一以贯之”的境界。此语虽属谦虚，却也实诚：一则学海无涯，小到宋朝经筵制度，大到宋史、历史学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二则邹贺的学术生涯尚在起步阶段，对学问存有敬畏之心，总是好的。
匆匆数语，是为序，并与邹贺君共勉。
陈 峰
2016年岁末于西北大学

编 例
一、本书尽可能完整地著录20世纪辽金史领域的所有中外文论著，时间下限迄于2000年底，但其上限并不限于1900年，20世纪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亦一并收入。共计著录辽金史论著9216条，其中辽史部分4721条，金史部分4495条。
二、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辽史，下编为金史。其分类之详略，主要取决于条目数量的多少。
三、本书著录的辽金史论著，计有汉、日、俄、朝、蒙（包括国内出版物使用的蒙文和国外通行的新蒙文）、英、法、德等八种文本，考虑到排版的困难，外文论著目录均译为中文。
四、若有重复发表的情况，其所有出处均予以登录；但发表之后再收入各种文集者不在此例，只著录其原始出处。
五、为方便读者查阅，凡兼及辽金两朝的研究论著，原则上分别收入上编和下编的相关门类；但考古文物资料及学术动态之类的文章，则酌情收入上编或下编，不再重出。
六、著录项目包括序号、篇名、作者、出处四栏。每条目录均按顺序分别编号，上。下编自为起迄，上编序号前加A，下编序号前加B，以资区别。
七、本书著录篇目，尽可能核对原书原刊。如篇名、作者等项内容，原书刊目录与正文不符时，一般以正文为准。
八、凡作者为两人者全录，三人以上者只录第一人，作“XXX等”。
九、按照国内学术界的惯例，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时多署单位名称，而在文末注明执笔者。为了反映实际情况，本书一般署执笔者姓名。在执笔者不详的情况下，署名仍旧。
十、中文论著部分所收录的译文，作者姓名之前均标明其国籍；外文论著部分因按语种编排，一般不再标注作者国籍。
十一、外文论著部分，西方学者凡有中文姓名者，尽量取其中文姓名；但中文论著部分的翻译作品，其作者之译名则据原书刊照录。
十二、日文论著部分，书刊名称等或有涉及“满洲”者，系指由日本关东军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本书均一仍其旧。
十三、出处一项中，如有同名书刊，则于书刊名称之后标注出版地。如：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甘肃）；东方学报（东京）、东方学报（京都）。
十四、书后附录《作者索引》，系接作者姓氏笔画排列，在每位作者姓名之后列出其所有论著的序号，以便检索。
十五、作者用笔名、别号、简称者，以及外国作者译名不统一者，本书均按发表时所署姓名照录，而在《作者索引》中互相参见。如：贾敬颜（参见伯颜）、伯颜（即贾敬颜）；邓广铭（参见邝又铭、宗牧）、邝又铭（即邓广铭）、宗牧（即邓广铭）；傅海波（参见福赫伯）、福赫伯（即傅海波）。

全稿以书为篇，凡十有三篇，约字30万字，其中五代后晋一人，元人王恽、张德辉、周伯琦三人，而以宋人胡峤、路振、王曾、许亢宗、王寂等五人为最多。明以前有关东北边疆地区之主要游记，大抵均囊括于此。贾子以其一已的比较完整地学术休系和独到的风格，一一为之热电厂比较勘，爬梳钩稽，间附已意 ，每篇以本书原文为纲，有原注者次之，已之注释又次之。注释或云“颜案”或否，均另起行，序次井然，尤便读者，释文短者数字，长者数百或过千字，无则从阙，不著一字，不强以不知为知，知必引史为证，以伸已说，亦有引而不发，以俟来哲。

《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宋朝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兼及它们的政治地位。唐宋都是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乡村的雇佣制处于从属地位，但阶级状况有所变动，而宋朝的户口口分类制度则是研究宋朝阶级结构的突破口。在宋朝社会各阶级中占第一位的，是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却又是灿烂宋文明的基石。宋朝农民备受地租、高利贷和官府的苛重税役的压榨，大部分耕地被地主兼并，许多农民必须兼雇工或他业以维生。宋朝另一主体阶级是地主，其中包括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斡人、坊郭上户等阶层。《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特别强调了官户在总体上是一个寄生和腐朽的阶层。宋朝的非主体阶级主要是城居的坊郭户，其中包括大、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大工商业实行合伙制或雇佣制，但并未成为这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走向解体或没落的因素。宋朝的私家奴婢大部分雇佣化，社会地位略有提高，法律上被称为“人力”和“女使”。

此书为王曾瑜先生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名作《宋朝兵制初探》的增订本。此书利用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方法，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两宋军制史，也涉及一些军事史的问题，在宋史界影响深远。此次增订，按照军制学的统一规范，将书名中的“兵制”改为了“军制”。在内容上则增加了章节，进行了修正和增补，使本书的学术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鄂国金佗粹编》二十八卷和《鄂国金佗粹编》三十卷，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极具孝价值。

本书收入蔡美彪先生自1948年以来陆续发表的有关辽金元史的文章，共四十多篇。全书分为三卷，各卷大体上按照文中论述内容的年代先后编序。编入本书时，做了文字修订。

疑经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滥觞于孟子，在汉代经学中有突出表现，在明清两代也一度十分活跃，尤其在宋代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宋代学术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独立课题。本书从经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宋代疑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又以包括欧阳修、王安石、二程、朱熹、王柏等在内的一大批两宋学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各自的疑经表现，整理出宋儒疑经的主要成就，进而论述了宋儒疑经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宋代疑经与经学、文献学的关系，最后对宋代疑经的影响作了说明和客观评价。本书是一项有关宋代疑经的全面、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性成果，写作严谨，持论有力，必将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良好的推进作用。

本書是對五代十國時期楊吳政權（902-937）時期的家族政治進行研究的著作。其中「家族」是指相對於綿延十幾世的中古士族（世族）、宋以後宗族（紳族）而言，僅在政治上存續五代以內的仕宦家族。這些短期政治家族幾乎遍佈於整個中國古代，但相對集中于唐宋之際。隨著士族社會的崩潰，以及宗族社會的尚未完全建立，政治上的動盪局面，造就了這些歷時僅數代的政治家族。而所謂「家族政治」，即由這些家族而造就的政治現象。但這種家族政治，並不像中古時期門閥那樣有所特指，而是隨著家族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此外，由於唐宋之際各類割據政權的存在，這些短期政治家族與這些政權的關係十分密切，也隨著政權的不同而各有特點。在本書中，所謂楊吳政權的家族政治，就是不同類型短期仕宦家族與楊吳政權政治之間的各種結合。
在第一章中，筆者結合心理史學來探究參與政治事件的主要人物之心理變化過程，並採取統計方法梳理楊行密元從群體的政治態度。但對於家族史研究而言，還需要適合家族史的研究方法。故而在第二章中，筆者重點分析了楊吳權臣家族東海徐氏的發展歷程，包括成員世系、命運、信仰。另外，還透過洪州大安寺鐵香爐的銘文，來探究徐氏家族內部在養子徐知誥取代徐溫之後，其他徐溫親子的心理狀態。本書第三章，則從在北方和南方之間進行的「空間轉移」沙陀武將家族來看楊吳政權（兼及南唐）的家族政治。除了權臣家族、沙陀武將家族，還有其他類型的家族與楊吳政治產生聯繫。在第四章，筆者即從政權嬗代視角，考察了「亡國子孫」及其家族，以及晉陵姚氏家族兩個個案。

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本书以宋代史事为重心，尝试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于历史上“信息渠道”问题更为充分的重视和学术对话。

本书是《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的姊妹篇，借鉴当代军事战略理论，把宋夏战争作为整合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详细考察了北宋中后期对西夏战争的进程，从对外扩张的内在驱动力、对外战争中战役法与大战略的互动、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几个角度系统讨论了北宋中后期在西北的拓边活动，从而得出了迥异于传统史学叙述的结论，饶富新意和启示性意义。

本书以北宋前期对辽作战为研究对象，从战略思维与文化、战役法、战术传统等层次分析宋辽战争中的成败关键。系统借鉴当代军事战略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机地结合原始史料进行分析，不仅厘清了宋初军事史中若干疑点，而且跳出了传统史学叙述中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或"先南后北"等粗略解释北宋对辽战争屡屡受挫的窠臼。提出，宋初对辽战争在不同时期体现出急速攻取、弹性防御、弭兵休战等不同取向和特征，其间也曾掺杂着和平外交解决的努力和可能性。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是从不同层面上受到战略思维、五代军事传统遗留、文人政治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大金吊伐录》，不著撰者姓名，为金朝人所辑。书中记载北宋末期金人破宋、灭辽以及建立楚、齐傀儡政权的经过，辑录当时的外交文件和相关资料，有档案汇编性质，很多内容不见于他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大金吊伐录校补》一书，是金少英先生对《大金吊伐录》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除参校众本及相关文献外，书中考释部分，为金先生辑录相关资料进行的补充和考订，援引丰富，论证详尽。又经李庆善先生整理，使全书条目清晰，材料集中，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宋金历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专著。有宋一代诗僧是诗人中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据有独特的审美倾向和学术价值。相对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其的研究目前还远远不够。作者在日本研修期间，对日本所藏宋代诗僧诗文集做了详细的访查，收集到一些在我国久已佚失而在日本还完好保存的宋代诗僧诗文别集及总集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即为此书。

西晋以降，历代王朝的礼仪制度皆采取五礼的架构。作为五礼之首，吉礼以制度化的祭祀礼仪为主体，是帝制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本书深入把握吉礼制度的内在逻辑，从大祀、中祀、小祀的纵向结构和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释奠先圣先师的横向结构出发，主要通过三祀制度、郊祀礼仪、太庙祭祀、释奠礼仪等方面的内容，来检讨唐至北宋吉礼的变迁，并且探究其在中国礼制史上的位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此项研究揭示了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体系的连续性，从中亦可看到吉礼制度与政治秩序、权力观念、思想学说、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以制度史研究为本位，兼顾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望对中国古代礼制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