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入论文18篇，研究内容涉及宋代政治、军事、法制、社会等与宋代政治制度相关的多个领域。作者在充分理解吸收宋史研究各种前沿理论的基础上，从细节切入，具体而微，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史风格，试图将制度制定的背景、推动制度实施的动力、制度在施行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际因素、环境影响充分揭示出来，加深对政治运作过程的理解，以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实。作者史料掌握之充分、运用之娴熟、论述之周备，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本书精选刘浦江教授在宋辽金史领域的学术论文，按照主题排列，以见其学术格局。刘浦江教授以文献考据见长，并能娴熟运用辽金石刻材料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将历史学与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疑难问题，将宋辽金史研究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中国で体系化された礼制は、日本で受容されて儀式に結実した。古代から中世へ、唐から宋へと、ともに社会構造が転換する変革期を迎えた日中両国において、社会規範であり文化の基調となる礼・儀式はいかに発展・変容したのか。制度の実態とともに、周辺諸国との交流も視野に収め、東アジアに通底する支配構造を追究した、日中共同の比較史研究。

玉壶，隠居之潭也。“潭”作“笔”。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閒，得文集二百余家，仅数千卷。“仅”一作“近”。其閒神道碑、墓誌、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類，倾十纪之文字，聚衆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害章之范，“害”一作“文”。鸿动盛美，“鸿”一作“洪”。列圣大業，关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见闻。“见闻作“闻见”。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勸者，聚为一家之书。及纂江南逸事“逸”一作“遗”。并为李先主昪特立传，釐为十卷。釐”一作“离”。且夫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古之所以”作“知所以”。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閒。当知传者，一“知”字下有“其”字。亦古今之大勸也。书成於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馀杭沙门文莹湘山草堂序。补校：“截四海之闻见”，“截”吴本作“载”。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雖說承襲自清宮，然其淵源，實遠紹自千年前趙宋宮廷。宋太祖平定諸國，接收後蜀、南唐皇室收藏。宋太宗屢詔天下，搜訪前賢墨蹟。徽宗年間，內府收藏益豐，今日故宮所藏北宋名蹟，均來自當時宣和內府。本院所藏北宋書畫名蹟早已蜚聲國際，此次特展不僅國寶盡出，尤向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納爾遜-阿金斯博物館商借五件名品一併展出，實屬創舉，觀眾應慶有此眼福，本院特印製精美展覽圖錄，以供典藏，並誌盛事。

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裕菁的译本，陈先生的译本在原作之外增补了不少资料，故出版时易名为《蒲寿庚考》。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过这本书，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此书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为满足读者的需要，现据1954年版重排，将原来的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标点符号也做了相应调整，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近思录》是理学大师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纂并承载和反映宋代理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历来注解、改编不断，刻本、写本亦繁多。本书通过细密的考订梳理，对《近思录》白文本、注释本、改编本的版刻源流作了全面而详明的揭示和鉴别。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考察了《近思录》的整理与朱子学研究之间、《近思录》的刻印与现实政治和学术风气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搜罗宏富，特别是对一般读者难得一见的版本，不仅提供了书影，还辑录了丰富的题跋文字，颇有助于考索与研究。尤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版本的梳理完全基于亲身调查，所以论述准确，不牵于时误。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土田健次郎，文学博士，1949年生于东京，1973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78年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满期退学，现任早稻田大学副总长、文学学术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宋代思想和日本江户时代思想，曾获日本中国学会奖、东方学会奖，主要著作有《道学の形成》（創文社，2002年）、《近世儒学研究の方法と課題》（編著，汲古書院，2006年）、《聖教要錄·配所殘筆》（譯注，講談社，2001年）等。

财政是中国古代专制国家政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由于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地方财政有相对独立性，更能反映历代财政间实际情况。本书即以宋代地方财政为对象，研究了宋代的财政机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地方的财政匮乏及其后果、地方财政各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和各阶级间的负担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地方财政与征椎收入的性质，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回答。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财政史研究，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通过具体讨论宋代地方财政史的案例，分析帝制时期国家制度的实际运作问题，认为因受种种因素影响，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变异。就宋代的事例而言，则可见赋税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化”过程，因此在总体上呈现了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局面。这是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有效视角。

Widely considered the preeminent Chinese woman poet, Li Qingzhao (1084-1150s) occupies a crucial place in China’s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 She stands out as the great exception to the rule that the first-rank poets in premodern China were male. But at what pric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er as a writer does this distinction come?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modes of thinking about Li Qingzhao as a devoted but often lonely wife and, later, a forlorn widow. By examining manipulations of her image b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in later imperial times an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nald C. Egan brings to light the ways in which critics sought to accommodate her to cultural norms, molding her “talent” to make it compatible with ideals of womanly conduct and identity. Contested images of Li, including a heated controversy concerning her remarri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er “devotion” to her first husband, reveal the difficulty literary culture has had in coping with this woman of extraordinary conduct and ability. The study ends with a reappraisal of Li’s poetry, freed from the autobiographical and reductive readings that were traditionally imposed on it and which remain standard even today.

【名家推荐】
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周一良
四传二谱（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与《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六部著述，是先父邓广铭宋代人物传记系列的代表作。这几位杰出人物，依其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顺序来讲，是王安石（1021～1086）、韩世忠（1089～1151)、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1207）和陈亮（1143～1194）；而就先父个人的研究而言，则是自陈亮（龙川）开始而延展至辛弃疾（稼轩），又至韩世忠、岳飞和王安石的。
自青年时代起，先父即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有着无限憧憬之情；受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等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他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希望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以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这一学术道路的选择，与先父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以及他从之受业的硕学大师密不可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南宋的爱国志士例如“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陈亮，“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尽忠报国”而战功卓著、襟怀雄伟的岳飞，相继引起了他的注意，震撼着他的心灵。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从《陈龙川传》出发，他终于走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而到九十年代后期，已届九十高龄的先父，最终修订成就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完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一部人物传记。
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是先父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在他一生中，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的修订、增补乃至彻底改写，仅就四传二谱而言，《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修订和改写了三次。按照他的计划，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
先父辞世前，曾经吟诵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正是先父倾尽毕生之力抒写刻画的宋代历史人物共同形象的概括，也体现着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的不懈追求。
由衷感谢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当年对于先父修订宋代人物传记工作的宝贵支持，感谢北京三联书店在先父百年诞辰之际的鼎力襄助，使四传二谱今天得以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邓小南

目录
自序
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
试论辽朝的民族政策
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
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金代户口研究
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
金代户籍制度刍论
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
金代“通检推排”探微
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
金代杂税论略
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
《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
《三朝北盟会编》研究
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
附录一 本书征引史料版本备览
附录二 本书作者学术档案

本书考察了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有的军事体制之外，接纳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是对北宋强干弱枝政策的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由于宋廷充份利用江南丰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国防的后盾，推动防御策略，确立了背海立国的形势，才能与金、蒙相抗衡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这些经由宋廷组织、团结、承认而实质存在的各种民间自卫武力或地方军，不仅与南宋时代的正规军同时并存，更是支撑南宋政局，与赵宋政权相始终的武装力量。同时，地方武力自主性强，若任其膨胀、发展，也可能是朝廷的一项威胁，如何有效掌握，使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供我驱策的工具，而不是尾大不掉，甚至叛乱、夺权之资，自然是对地方武力倚赖更殷的南宋朝廷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于南宋历史研究，尤其对军事史研究有素，积累深厚，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成，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契丹民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辽王朝，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亦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出土之初无人能识，解读这种死文字号称绝学。传拓碑刻亦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国粹。
本书详细叙述了契丹文字碑刻陆续出土的原委；全面实录了作者数来历经千辛万苦寻访并传拓这些碑刻的历程；生动记载了作者经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点拨，通过自学踏入职业研究契丹文字领域的心路历程以及作者与赝品打交道的经历。附录《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将已释读的契丹小字与汉字语义对应，为初学契丹小字者提供门径。
这是一本学习拓碑技术的入门书，一块初学契丹小字的敲门砖，一本甄别辽代文物的参考书，一部契丹文字绝学重光的学科史。

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别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字史、契丹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
本书收录了刘浦江先生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方面的17篇论文，记录了其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