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在类目安排和标记符号的设置上，要力求简明、易懂、易记，以适应图书资料分类实践的需要。照顾各类型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类分图书和资料的需要，为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编目创造条件。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立志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初学者提供关于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入门性介绍,为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职业和学科打下基础.为此,本书着重介绍了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知识/信息组织的原理,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从档案\图书馆形态到数字图书馆),主要类型图书馆(包括图书馆网/联盟)的目标,功能及其测度,主要类型图书馆(包括图书馆网/联盟)的治理,图书馆职业哲学,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等.其中,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图书馆发展,各类图书馆的功能常见于其他同类著作(但本书在吸收最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图书馆职业哲学,图书馆治理,知识/信息组织原理等则为本书新增内容.

《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释义对象主要取自文艺学学科专门术语。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三大部分，共收词目1300余条。书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按理论体系的构架归类排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按问题并参酌出现的年代次序排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按问题或学派归类后，再依据理论体系的构架排列。书前有分类目录，书末附外国人名译名对照及简介、词目汉语拼音音序索引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的语言》收录了我国56个民族使用的129种语言，基本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状况。全书共分七编：第一编为导论，简要介绍中国语言调查的成就，讨论中国语言的调查方法、谱系分类、语言和方言的区分、类型学特征、研究方法论，书面语的体系和类型等问题。从第二编起，按照语系（及其语族）的顺序，分别介绍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混合语等129种具体语言的特点，主要内容包括：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使用状况、语言系属；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点；语言的方言情况，包括分布、使用人口、差异、特点；语言的书面形式及特点；语言的简要研究情况以及500字左右的英文提要。

晚清经学大师——鹿门皮锡瑞著作大全集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光绪八年中式举人，后绝意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皮氏精治《尚书》，考证经文，彰显奥义，于“伏学”尤具畅微抉隐之功；兼攻“郑学”，深究古礼，疏通两汉今古两家经注传笺，一以扶翼西京微言大义之学；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以其治学主张和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皮氏又力主“通经致用”，通达古今之变以救济时艰，见证、参与晚清湖南新政的历史进程。他既是清代今文经学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晚清变法和湖南改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皮锡瑞的著述，计有已刊诗文五种十六卷、经学论著二十四种一百零二卷、蒙学教材一种二卷、未刊手稿及后人所辑皮氏遗稿九种，另有若干诗词、书札、讲义、序跋等散见于《皮鹿门年谱》、《近代湘贤手札》、《湘雅摭残》、《翼教丛编》、《郋园全书》、《豫章丛书》等著述和《湘报》、《南强旬刊》、《湖南学报》等报刊。 《皮锡瑞全集》收入皮锡瑞已刊和未刊的专著，以及散见各处的单篇文字，汇辑、归类后进行校勘、考订，施以新式标点。为深入开展皮锡瑞生平、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提供最为系统、完备的资料，也可以为全面开展中国经学史尤其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提供极其丰富、宝贵的资料，还可以为深化晚清历史特别是湖南维新变法和新政改革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同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书收配对词1000余对，溯流探源，旁征博引，详尽考辨。胪陈汉语变调大量事实，探寻汉语变调构词理论，夯实汉语历时研究基础。

《李特:布朗英文写作手册》(中文简释本)(第9版)从展开思路、形成观点到规范引文和参考文献格式，从搜索网络信息、各学科论文写作指导到撰写商务信函和演讲稿，它能够解答几乎所有关于写作的问题。这本手册不仅能提高你的英文写作能力，更能帮助你正确地使用英文写作研究性论文及其他实用性应用文。

《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既是对甲骨文所见商代天文历法问题的全面研究，同时也完成了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总结。《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分八章，就甲骨文所涉及的商代天文观、天象观测和历法编算等问题，分门别类加以阐释。由于甲骨学与古代天文历算皆属专学，学者因对材料掌握的不同，理解的差异，致歧说迭出，仁智互见，而从者或臆以取舍，或裁制失据，信疑自持，常使真知反隐没，而谬种广流传，其是非良莠，殊难研判。因此作为一部专门研究著作，为求学术观点的客观平实，《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重在建立学术史的研究背景，通过对基本史料的深入鉴别与综合分析，于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研析相关研究所利用的原始史料和研究方法，周加考辨比较，澄清利弊得失，借助对史料的辨析勘核，揭橥卜辞本义，进而寻绎出不同研究应有的学术价值，最终实现去伪学而申真知的学术目的，系统建立作者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体系。可以相信，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研究思路的梳理，便于呈现学术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建立客观的学术标准也会有所帮助。

《经典释文》是一部集大成的音义书，是研究古汉语语音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本书为之建立了字头、音义、经注原文相匹配的数据库，并从其帮组及来母异读字中抽取出具有一定音义配合规律的60余字头，作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这些用例发现，动词是古汉语变读构词的核心，但词类的改变与语音的变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古汉语变读中有跨动词、名词、形容词三类的达及义构词、完成体构词、敬指构词等，亦涉及兼跨动、名、形三类的小称音变以及语法化带来的某些音变。

丛书集成初编本

《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2届中国语言》内容简介：明末传教士陆续来华，西方科学文化也随西教—道输入中国。从此，中国人无论愿意与否，也无论被动主动，都很难再与世界隔绝。今日中国之开放，与西方频繁往还、互通有无，其初始而蹒跚的一步正是在明末迈出的。语言和语言学上也是如此。今天已融入汉语的大量西文词，国人语言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汉语拼音、汉外字典，学界与坊间俱已熟稔的名、动、形、副等词类标签以及相应的语法分析，——所有这专切；全都肇始于四百年前。
以往四百年的中西语言文化交往，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可谓巨矣!然而，中国并不只是纯受惠而不回赠的一方，西方从中国获取的好处也很多。明末西方语言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的邂逅，是强强相遇，其结果是互惠互利，而不是任一方单边受益。中国语言学要感谢西方，西方语言学也同样要感谢中国。假如中国语言文字未能西传，欧洲人不识汉语汉字，那么西方语言学就会缺少“孤立语”这一认识对象，于是就无法建立语言类型学，因此也就难以创建一门必须涵盖所有语言类型的普通语言学。在16、l7世纪的西方学人眼里，汉语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对象，另类到让他们又恨又爱——恨到极处，竟称它是魔鬼的语言，觉得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比它更原始、更难学，爱到至深，则奉它为理想语言文字的范本，以为它最贴近思维，最合乎事物本性。假如汉语汉字未曾进入培根、达尔加诺、莱布尼茨等人的视野，他们对普遍语言文字的追求就会失却方向；假如未发现汉语汉字，近代西方语言思想史上就少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中诗英韵探胜(第2版)》内容简介：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以汉语为主，汉德并举。因编纂时间及篇幅限制等原因，出版社、丛书名和注释等部分的德译从略。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译文目”，下卷为“研究目”。在“译文目”中，按不同体裁分出诗歌、散文、戏剧、书信等子目。在“研究目”中，也分门别类地列出辞书、专集、合集、文学史和报刊杂志等子目。全书各栏目以编年史顺序编号排列，以彰显历史演变之脉络。出版月份忽略不计。同一年内出版的书刊目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各条书目内的诗标题或章节的标题按中文原书内的顺序排列。

前言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庆陵发现契丹文字哀册以来，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多达30余种，契丹大字石刻也有10余种。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除了这种文字先天存在的问题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其二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虽然辽代墓葬中同时出土契丹小字（或大字）墓志与汉文墓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道宗哀册》、《兴宗哀册》、《仁懿哀册》、《宣懿哀册》、《皇太叔祖哀册》、《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宋魏国妃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等，但其内容都是各自独立的，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
其三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工具书。我们知道，不少民族古文字都有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可供利用，如西夏文、女真字、回鹘文等，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世的工具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女真字，虽然女真字的出土资料非常有限，但由于有明人留下的《女真译语》可资参考，因此民族语文学界对女真字的解读就远比契丹字要深入得多。宋人著有《辨鴂录》、《夷语录》、《北虏方言》等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对解读契丹文字想必是非常有用的，可惜的是这几种书都未能留存至今。[1]
契丹小字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外学者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直至7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等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第一次找到了破译这种死文字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尽管目前距离契丹大小字的彻底解读仍很遥远，但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契丹语文学早已成为阿尔泰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资料。然而直至今日，国内外的辽金史研究者还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资料。究其故，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二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够检索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对于不谙契丹文字的历史学家来说，若想利用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哪怕是民族语文学家现成的研究成果，都常常会感到无从措手，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出一部内容完备且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民族语文学家解读契丹文字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将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提供一座津梁。
作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集体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不仅创造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解读方法，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小字字形和原字字形的规范是解读这种文字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所有石刻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整理，据此厘定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全部原字和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2]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可以归纳如下：第一，这是一部完整收录了目前已有契丹小字资料的工具书。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共收入9种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而本书所收录的契丹小字石刻总计为33种，另外还有其它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16件。每个词汇均列出其所有出处，以便于使用者查阅。第二，可以通过该书检索参考词义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虽然也编制了9种契丹小字石刻的词汇索引，但却没有参考词义一项内容。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将已有的解读结论及其出处逐一列在相关词条之下，不但为契丹语文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由此解决了历史学家无法利用契丹文字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第三，该书纠正了前人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存在的若干错误。根据学界今天对契丹小字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契丹小字研究》的若干讹误：a）误将一词拆为二词，如第286、481页误将《许王墓志》第20行术不姑）一词分为、二词，又将误为；b）误将两词合为一词，如第338页误将《兴宗哀册》第3行 （庆陵之）录为；c）字形摹写讹误，如第263页误将《萧仲恭墓志》第2行（女真）一词摹为，等等。本书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因工作量繁剧，迁延多年方始完稿。十年来，先后有我的多位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每人分头负责编纂若干个墓志的索引，由我和康鹏博士总其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耶律弘用墓志》、《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室鲁太师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负责所有契丹小字资料校核拓本的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修订录文。陈晓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耶律副署墓志》、《梁国王墓志》、《萧大山与永清公主墓志》、《尚食局使萧公墓志》；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高宇（吉林省委办公厅）：《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涿州刺史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糺里墓志》。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萧图古辞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王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耶律宗教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迪烈墓志》。尤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耶律（韩）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韩高十墓志》。乐日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特每夫人韩氏墓志》。毛利英介（京都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耶律仁先墓志》（部分）。
本书的编纂工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资助，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刘浦江2012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1]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黄宝生在社科院梵文研究中心讲授巴利语语法时的教材修订本，原著者为法国巴利语学家迪罗塞乐，由黄宝生译为中文。本书适合巴利语的初学者学习，对巴利语中的种种语法现象，名词、动词的变格、变性的形态等都作了详尽的说明，便于查阅。

古代语言的构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要掌握其系统和组合结构，就只有依靠它的文字和文献。张铁山的著作根据残存的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回鹘语的语音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结构，还讨论到古代回鹘语有没有元音e，存在不存在长元音音位，这些都是饶有趣味又是难度很大的问题。首先是文字和文献的释读有难度，其次是语音和词形变化的考证有难度，第三是词汇构成的分析有难度。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存在很多难点和疑点。

《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的奠基；推类逻辑的形成：知“类”阶段（先秦时期）；推类逻辑的发展：求“故”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等。《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探究了逻辑范涛的过程，对推类的萌芽，产生，发展直至停滞不前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详实的历史考察研究。

金石之学，始于汉魏，盛于两宋，至清代经史小学昌盛，嘉道考据学者尤致力于金石史料收集、著录、考订及利用，证经考史，专著迭出，令金石学益趋精邃，蔚为大观。其间著述有大量未经刊刻者，亟待发掘。《金石学稿钞本集成》（初编）收集清代学人之金石类著述五种，凡二十卷。每种稿钞本著述均冠解题，系首次影印出版，公诸社会大众，不仅可为诸多学科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资料信息，亦可为全面了解金石书法文化提供可靠之文献依据。

山东大学素以人文学科见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间一多、梁实秋、杨振声、老舍、沈从文、洪深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学者，在这里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殷孟伦、殷焕先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以丁山、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将山东大学的人文学术地位推向巅峰。但是，随着时代的深刻变迁，和国内其它重点高校一样，山东大学的文史研究也面临着尖锐挑战。如何重振昔日的辉煌，是山东大学领导和师生的共同课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将形成山东大学文史学科一个新的增长点。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个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机构，所含专业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科技哲学、文艺学、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等。主要从事科研工作，同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学者蒋维崧、王绍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为各领域的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