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耶里内克在英美学术界最著名的一部著作。他在文中阐释的观点据说启发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这篇短小精干的文章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至今仍有影响。
这篇文章探讨了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来源。其令人称道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局限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内部，而是把权利宣言这一问题放置到了更加宽广宏大的欧洲政治历史和思想史中进行考察。这一超越单纯文本争议的视角展现了权利宣言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让人看到了一个更生动和全面的现代宪法基本权利诞生的历史图景。

数学具有多面性，同时又充满了生命力。
《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是由三位数学教授精心挑选的43篇文章的集锦，选材广泛又各自独立，从数学*重要的几个主题，如无限性、维数和概率，延伸到了数学在金融、密码学、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绝大多数的文章对于有高中数学基础的读者而言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大部分文章都适合高中生或者大学低年级学生阅读。
《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以不同主题向读者描述了一个充满色彩的数学世界。
书中收录的文章也如同数学一样富有延展性，读者不仅可以找到充满挑战性的数学内容，还可以期待一些易懂且轻松的数学小品文。
因此，《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是进入这个引入入胜并且充满探险和挑战的数学世界的一份邀请函。受邀人则是每一位有兴趣的读者，来享受这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哲学史教程》(下)(精装)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正如甚至连这种阐述的外部形式也表明的那样，着重点就放在从哲学的观点看最有份量的东西的发展上，即放在问题和概念的历史上。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发展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产生于各种思想路线，而这些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便是我研究的特定的对象。我确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如果说，在此书的阐述中，看起来古代部分占去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基于这种信念：如对人类理智的现实作历史性的了解，那么，用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获得的种种概念来陶冶锻炼，就要比自此以后所有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更为重要——康德哲学除外。任务这样确定了，就必须割爱；关于这点，没有人比我更为难过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容许对哲学家的品格作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这只有当在概念的结合和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品格可以作为原因因素而起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触及。为了有利于更好地深入洞察心灵发展过程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在此不得不牺牲推动哲学发展的伟大人物的个人风格中的艺术魅力，不得不牺牲赋予学术讲演以及赋予哲学史更广泛的阐述的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

《国家的神话》可构成《人论》的姐妹篇或者说第三编。《人论》的上编论述人的符号功能或者说符号本质，下编论述人与文化的关系，《国家的神话》则论述的是人与政治的关系。该书是一部作为构成现代性去魅进程重要环节的政治去魅的经典文本，是符号形式哲学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史和政治学领域的一次经典应用。 “在人类的一切幻象中，政治幻象即市场幻象，是最危险有最持久的幻象。”“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政治神话的来源、结构、方法和技巧。为了认识对手，战胜对手，我们必须面对面地考察对手。”
作者从人类整体意识中神话情结的分析入手，在回顾了国家理论的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现时代分析。作者特别深入地解剖了英国学者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理论在种族与地域-地缘意义上新的崇拜观念的凸现。这一理论探讨，历久未衰，在多学科领域内均有较深远的影响。

作为西美尔文集的一种，本书由以货币哲学和性别哲学为主题精选出来的、最能体现西美尔独特的社会学（或文化哲学）风貌的10篇论文以及两篇分别代表了国内外西美尔研究水准的研究性论文组成。此种编排，可谓文集类书籍中的经典。西美尔文风的生动优雅，加上选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及精深的学术修养，共同造就了本书的精品地位。
从内容上说，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宏大”社会学，西美尔的社会学带有更多的经验、感觉特征，他注重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感觉，这使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有独到的深刻，值得我们借鉴。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 German Jesuit, occultist, polymath - was one of most curious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e dabbled in all the mysteries of his time: the heavenly bodies, sound amplification, museology, botany, Asian languages, the pyramids of Egypt -- almost anything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Kircher coined the term electromagnetism, printed Sanskr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Western book, and built a famous museum collection. His wild,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books are sometimes visionary, frequently wrong, and yet compelling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y are being rediscovered in our own time. This volume contains new essays on Kircher and his world by leading historians and historians of science, including Stephen Jay Gould, Ingrid Rowland, Anthony Grafton, Daniel Stoltzenberg, Paula Findlen, and Barbara Stafford.-</P>

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也称为 《博伊伦之歌》，三场清唱剧，康塔塔歌剧之一，原为舞台作品 《凯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于1935—1936年， 1937年初演于法兰克福，后作为康塔塔单独演出，是德国作曲家奥尔夫（Carl Orff）最著名的代表作。 其歌词选自在巴伐利亚州贝内迪先特博伊伦修道院中发现的一本13世纪的诗集。共分25个乐章，用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童声合唱、合唱及乐队（内有14个乐章为管弦乐曲）。
剧情简介：
大合唱用一首前奏歌颂着命运之神。她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如同月亮的盈亏那样有规律地分配着恩惠和烦恼。把同情给那些受伤的人，警告踞于最高权位者迟早要衰落的真理。
第一场：春天的快乐面容。
用合唱来庆祝这个季节的到来和她的赐予，男中音独唱演员敦促小伙子要忠于姑娘的爱情，并告诉姑娘要像春天那样快乐。结尾是舞蹈和合唱，歌曲主题说的是男、女孩子们玩的爱情游戏。
第二场：在一个小旅馆。
男中音痛苦地回忆在人间的生活犹如一片树叶那么脆弱。男人们接受了爱并去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失足却又使自己沉沦于罪恶中。
第三场：爱情飞往每一个角落。
女高音独唱演员谈到当一个年轻姑娘孤独时，会因为得不到自己爱的人的一吻而悲哀哭泣。但如果他俩被单独地留在一个房间里，那又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姑娘开头时害羞犹豫，但最终仍会投入情人的怀抱。大合唱最后以一首赞颂维纳斯女神的歌曲告终，以此与命运之神的前奏曲相呼应。
摘自《外国歌剧荟萃》

《科学哲学的兴起》所涉及的虽说是哲学体系和科学思想，但在写作时并没有假定读者对于它的主题已具有专业知识。这里所谈到的哲学概念和这说一一都伴随着它们所受的批判而作了说明。《科学哲学的兴起》虽然论及现代数这和物理学的逻辑分析，但并没有预先假定读者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只要读者有足够的普能常识，期望学到一些多于普通常识的东西，他就具有充分准备，能够随着《科学哲学的兴起》的论述前进了。

作者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内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的传播，认为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客观上造成了纳粹的上台，希特勒的革命理论是滋生极权主义的温床，而联邦共和国受到此思想模式的威胁，与魏玛共和国受反民主的思想威胁在方式上完全相同。

1943年波兰华沙，16岁的蜜拉(Mira)每天要面对华沙犹太区贫民窟的种种生存磨难，另外也身兼母职需要照顾她的妹妹汉纳(Hannah)。然而因为纳粹德国党卫队的入侵，所以贫民窟的居民都将被处决。蜜拉加入了反抗军，一同坚持了28天。对蜜拉来说，这28天决定了她的心属。蜜拉初尝恋爱的滋味，但是她同时喜欢上两个对象。她该选择冲锋陷镇对抗纳粹军队的阿默斯(Amos)?还是在地下碉堡照顾孤儿的丹尼尔。

埃及王子塔米诺（西蒙·基赛德 Simon Keenlyside 饰）在临危受难之际得到了夜女王的拯救，夜女王将自己的女儿帕米纳（Dorothea Röschmann 饰）的肖像拿给塔米诺看，美丽的帕米纳一下子就俘虏了王子的心。夜女王告诉王子，帕米纳被一位名叫萨拉斯特罗的 男子给掳走了，如果王子能够将自己的女儿平安的带回来，就把帕米纳许配给他为妻，塔米诺欣然应允。
实际上，萨拉斯特罗并非夜女王所说的那样十恶不赦，夜女王的丈夫在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他，交由他来管教，这一举动招致了夜女王的不满，于是设下了如此的计谋。在拯救帕米纳的途中，聪慧的塔米诺渐渐识破了夜女王的阴谋。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全名为《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1947年成书于美国，作者为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一份魏玛共和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成果。克拉考尔在1941年4月25日到达美国后便着手这项准备多年的计划，他当时的身份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资料馆馆长艾里斯·巴里的“特别助理”，此项研究先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
在这部作品中，克拉考尔通过分析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影片，检视了从1918年至1933年的德国历史，借以展现“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景。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影片中，他追踪到一些反复出现的视觉和叙事母题，他认为这些母题暴露了德国人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臣服于威权统治。克拉考尔在书中开辟了探查电影美学、一个民族（魏玛时期德国人）的普遍心理状况以及同时期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关联的新领域，并提出一项惊人的（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的）主张：作为通俗艺术的电影为人们洞察一个民族的无意识动机和幻想提供了可能。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历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步兵旅旅长、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等职。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他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总体战》一书。
《总体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其主要思想观点是：
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四、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要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五、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
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
在鲁登道夫看来，由于当时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斗争等政治的变化，和随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 其表现，从战场的范围看，总体战"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总体战》，中文版，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作战国的全部领土都将变成战场。
从参战的人员看，"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4页）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的苦痛，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
由于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它将使各种作战手段都为这一无情的现实服务，敌对双方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作战的同时，也需要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到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所以，要想赢得战争，全民都必须决心投入战场，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11页）
与此同时，鲁登道夫还认为，克劳塞维茨在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只看到了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只认为战争和战争指导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而为了发挥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最大力量，政治必须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理论，总体政治必须在平时就为战时民族生存的斗争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这种斗争的基础。
但由此他竟错误地提出，总体战使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都服从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他还据此认为，人民越是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是受到激励，人民对其生存条件越是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就越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两者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鲁登道夫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人民是实行总体战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25页）
他认为，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汇及其实体，已经被推到了第一线。同时，民族精神在平时，尤其在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已为大家所认识。虽然在总体战中保卫国家与民族生存密不可分，但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
由于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战的中心是人民。因此，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服务。
鲁登道夫还认为"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13页）其中，精神力量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是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
当时，虽然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但最终决定总体战结局的则只能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力量，甘为军队服务，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的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和不屈不挠的信念。
他还就总体战的领导为推动民族的精神团结应采取的特别措施认为：一是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严惩泄漏军事机密者，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禁止集会，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以及监督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等。
二是掌握新闻、广播、电影。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进行精神动员。
三是将战争的情况向人民作及时和如实的公布，避免为造谣惑众者提供可乘之机，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其政府讲真话，而政府并不能每时每刻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将会从中获取重要情报，但一些战事的最后结局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应如实公诸于民。
四是在平时创造一个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
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
鲁登道夫虽然意识到人民及民族的精神团结对实行总体战的重要作用，但避而不谈其进行战争的目的与人民利益的矛盾性，却竭力鼓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并把宗教意识作为战争动员的基础等，这些都与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理论大相径庭。
国家经济对总体战有重要影响
鲁登道夫认为国家的经济因素和人民及民族的精神因素一样，对总体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又互为影响，是总体战领导考虑制胜问题时缺一不可的。
他说："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可以产生力量，也可消耗力量。"（56页）一方面，农业、工业和劳动力，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是战争的支柱，它们可以满足人民和军队的需求，使后方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使成百万工人有机会挣钱养家，从而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
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占用成百万工人，其中大部分具有作战能力，从而使军队失去一大兵源。此外，国内交通和对前线的运输要保持畅通，大部队靠铁路进行机动的计划要能随时付诸实施，都需要大批工人。如果加上这些因素，那么适于服役而未能服役的德国人的数量还要大得多。总体战领导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并经常给以关注。
鲁登道夫鉴于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着眼打一场短期的战争，忽视长期战争的经济准备，结果使德国军民在长达4年的战争中，备受经济匮乏之苦的教训，提出每个国家在整修经济领域包括财政领域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无非是人民和军队的供应要充裕，必须确保战争的进行。"（36页）
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军队和人民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总体战领导在平时应认真审查的重大问题是：依靠国内力量能为全民的生活需求（包括军队尤其是作战）提供什么保障？需从外国进口哪些战争原料，以及战争爆发后能否继续维持？国家出海口是否仍能畅通，是否会因海战或敌国封锁而被封锁等。在战时应审查的重大问题是：国家的金融状况，以及国家为战争动员和作战将要采取的财政措施。
并由此提出，其一，必须选择适宜的财政动员措施，同时补充采取其他经济措施。
其二，力争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需求自给。
其三，必须重建和扩大德国的军备工业。
可以预料，在下一场战争中，兵员需要越多，对军事装备的需求量也就越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制造装备的原料和劳动力，以及现金或外汇，以便在必要和可能时，于平时和战时从国外进口原料或直接进口军事装备，以满足军队所需的各种军事装备。
此外，他还否定了集中管理的统制经济，倡导自主性，主张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鲁登道夫对经济与总体战的论述虽大多限于一些具体的措施及事例，但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能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而突出的阐述尚不多见。
强大的军队是总体战的支柱
鲁登道夫认为，总体战领导要力争尽快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防止民族团结的涣散，防止在长期战争中人民及军事当局都难以忍受的经济困难危及战争的结局，就必须在战前"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58页）
他还就如何建立这支军队作了具体的阐述。
一是训练良好。"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60页）尽管各国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通过优于敌人的训练，以求略胜敌人一筹。尤其在数量上居劣势的军队需要比敌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是装备精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不断得到完善。作战器材方面，从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到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多种多样。机动方面，除铁路运输外，又出现汽车运输。海上，有装甲战舰游弋；水下，有潜艇航行；空中，有飞机翱翔。军事技术的意义在战争中愈益被人们所认识，并且战争时间愈长，这种认识就愈加清楚。
要力争在战场上以强大火力消灭敌人。同时保存自己，就要求部队不断增加新式装备。于是，又出现了重机枪、速射枪，研制出不同口径的迫击炮、火炮，以及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车，种类各异的飞机及其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鲁登道夫指出，尽管为应付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必须奋起直追，以弥补德军装备状况差的不足。"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63页）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将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
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既要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并且，平时就应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采取多种措施搞好装备的制造和维修。
三是精神坚定。在总体战中，战斗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要使士兵在战斗中履行其庄严的义务时，在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时，在敌人火力下，或执行某项特殊任务时，造就自己坚定的精神，培养在紧张的战斗中承受巨大负担，坚韧不拔，果敢无畏的精神力量。
四是军纪严明。"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重要的事是要训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军纪不应扼杀个性，而应发展个性。军纪应当引导大家摈弃自我私念，整齐划一，向一个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胜利。"（66页）
五是编制合理。为在总体战中战胜敌人，"除有强大的陆军之外，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74页）他尤其强调各军种间的相互协同，并在分别论述了陆军、空军和海军各自的编成后指出："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军队的各个部队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80页）
总之，"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73页）
进攻是总体战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鲁登道夫认为，在运用大规模军队的战斗中，防御似乎"强"于进攻。因此，作战双方的弱者，或处于战场某一局部的弱者，往往选择防御战，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牵制敌人，使己方远程武器和摩托化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投入战斗。
同时他又阐述道："但无论怎么说，能够决定会战胜负的作战样式始终是进攻。如果防御者有可乘之机，也会发动进攻。进攻蕴藏着一种居优势地位的自豪感和无法估量的力量，它能使施以正确指挥的进攻发挥巨大威力，可以战胜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89页）
当然，由于总体战提出了举不胜举的任务，因此不可能在整个战线或同时在各条战线发动进攻，只能在某些地段实施防御和加固阵地。平时也须根据未来的战争态势，在边境构筑工事或要塞，以牵制敌人部分进攻兵力或迫敌采取使我有隙可乘的作战行动。在形形色色的作战样式中，工事和依托阵地的防御的确肩负着重大使命。但是，"防御者只有从防御转入进攻，才能夺得决战的胜利。进攻始终是决定性的作战样式。"
同样，面对顽强抗争的敌人，可回避其挑战，暂不寻求决战，而在宽大的正面以迟滞的形式实施防御会战。"但胜利只有靠进攻取得，进攻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鲁登道夫还特别强调，应在关键地点和主要方向实施进攻。他说："总体战要求决战，因而要求指挥者在关键地点实施进攻。"（86页）因为在多面作战以及绵亘的战线上，不可能处处都实施进攻，战争指导的艺术在于，"在陆上、空中或海上，利用己方兵力兵器的优势，构成主要突击方向，对薄弱部位的敌人实施进攻，一举将敌击溃。"（87页）
他还在论述战略展开的问题时说，在众多的敌人面前，首先击败哪一个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就是说，应设法找出哪一个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作战时，指挥官需首先确定主突方向，尔后攻敌弱点，从而取胜，这便是指挥者作战用兵的艺术。同样道理，在战略展开时，必须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要进攻方向，将军队主力部署于此，同时力争战争在敌国土上进行。对付其他敌人只需少量兵力，以阻止这些敌人对主战场的行动施加影响。"（103页）
又说，对于战略展开，应在寻求决战的地段投入最大兵力。必须从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的一兵一卒"，而对其他地段只以必要的兵力应付。一旦定下军队主力寻求首次决战的决心，就必须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以备进攻。
并且，无论陆上、海上还是空中，只要进攻取得胜利，就应立即实施追击，促使敌人的失败变成溃逃。武器装备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追击者，即飞机可从空中突击战败者，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可超越敌人，或从翼侧及正面攻击敌人。为通过追击而取得全胜，应投入更大的力量。就海上和空中而言，尤其要发挥军舰和飞机的最大速度，促成决战的实施，以便全歼敌人。
统帅是实施总体战的首脑
按照鲁登道大的看法，"所谓统帅，系指以其头脑、意志和心灵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领导总体战的人。"（119页）
并认为指挥作战的首脑不是总参谋长，更不是第一副总参谋民，而必须是统帅。统帅应按照自己的思想或意志指挥战争和下达相应的指令，应赋予统帅以"实施总体战的首脑的地位和职责"，（123页）其决断和意志必须在各个领域具有权威。
鲁登道夫鉴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战争指挥的多头体制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力主统帅的地位必须像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并认为，统帅的职责在于，平时致力于加强人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战时要指导全局等。
鲁登道夫还认为，统帅必须具有很高的素养，包括：果断决策能力。统帅负责指挥全军人马，在危急时刻必须竭尽全力和才智，迅速做出维系战争胜负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决断，这种判断是在敌我之间进行激烈对抗，我方要扼制敌人的企图，敌人不甘束以待毙，反而竭力扼制我之意图等情况的若明若暗中作出的。
鲁登道夫概括说："像每一个艺术家一样，统帅也必须掌握其'手艺'，这种手艺便是统帅的艺术。统帅除掌握'手艺'之外，还要靠其天才和创造力，以及有别于艺术家的能肩负重任的力量，以及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格和伟人所具备的使人心悦诚服的巨大魅力。当他以高度责任感和全部身心，为军队、为人民和每一个德国人尽力时，都表现出他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战史从来不能造就统帅，也无法反映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他们个人的财富，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展现出来的。
又说，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对其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且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实不多见。"和平时期的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有战争能够做出判决。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为维护民族生存奉献毕生的人，才能被人民尊奉为统帅。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否则，统帅对人民来说就毫无意义。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某种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并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事战略，触及到一些直接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且作者站在战争实践指导者的高度谈论战争，其论述显得较为通俗和具体，它对于我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略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鲁登道夫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该书在政治上有鼓吹法西斯侵略及民族沙文主义等消极的一面，鲁登道夫所鼓吹的总体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意味着空前灾难，因此应注意加以鉴别，批判地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这部典藏本德语英雄史诗，由翻译家曹乃云先生据荷恩埃姆斯-拉斯贝尔克版译出。前十九章讲述勇敢的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特向布尔恭腾王国的公主克里姆希尔特求婚，并帮助布尔恭腾王国国王恭特尔娶得冰岛女王勃吕恩希尔特为后的盛大场面及精彩故事，其中还包括王家的不睦与纷争、密谋以及残杀。第二十至三十八章则讲述克里姆希尔特的第二次婚姻，以及不忘旧恨所策划和实施的复仇之战。本书大部分内容源于欧洲历史上许多的材料和典故，气势磅礴，内容包罗万象，叙事叙理丝丝入扣，展示情节前后呼应，读来让人回肠荡气，难以忘怀。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新视角背离，甚至颠覆了当时主流的古典主义对美学和诗学的理解。浪漫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体裁具有无限可变性，并坚决维护天才（genius）和创意想象力在文学中的地位。贝勒尔教授用平实易懂的语言为读者深入介绍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早期发展及代表人物和作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