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st volume of Cosmos, his five-volume survey of the universe, appeared in 1845, though Humboldt had labored on the entire work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He scrupulously sent sections of the work to other experts for suggestions and corrections. The last volume, put together from his notes after his death, appeared in 1861. The volumes were translated almost as rapidly as they appeared. This paperback edition reprints the Harper & Brothers edition, published in New York in 1858-59.

過去不少學者認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後，孔子與儒家地位達於獨尊。這樣的結論主要是依據文獻而來，沒注意到非文字的圖像資料。圖像資料是另一扇可通達古人內心世界之窗。如果留意裝飾漢墓的壁畫和石刻畫像，即可發現漢世儒生的內心世界和文獻所呈現的不僅有異，更見複雜。本書旨在結合文獻與圖像，透過分析七十餘幅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窺漢儒和地方官員的所思所想。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思想传记，它既不是专门的学术著作，也不是通常的传记；它包括大量的学术内容，又远远超越了学术。科尔奈的优秀学生之一许成钢先生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作为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创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先驱，在经济 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回忆录《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师的高度、学者的深度揭示了经济改革、体制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及规律。科尔奈是唯一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计划、改革、转轨等方面同时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
此书是集制度变迁及经济学思想史为一身的经典。”这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思想的发展历程，一条是生活的经历。科尔奈于1986年、1999年、2005年三次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认识是“距离遥远感觉亲近”，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问题的深入洞察力使得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把他的著作作为研究中国的基本文献。

近代日本の政治学的思想的学知は，戦間期の国際主義と帝国主義の狭間で，多様な国際規範論や広域秩序論を紡いできた．諸学者の国際秩序論の形成過程を，同時代の内外の学知との思想連鎖として捉え，国際政治学―植民地政策学―国際関係論の系譜をたどる．そこから今日の市民社会論や国際的社会連帯論が導かれる．

A collection of seminal primary readings on the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China,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ume 1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praised for almost forty years as an authoritative resource for scholars and students and as a thorough and engaging introduction for general readers. Here at last is a completel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this classic sourcebook, compiled by noted China scholars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Updated to reflect recent scholarly developments, with extensive material on popular thought and religion, social roles, and women's education, this edition features new translations of more than half the works from the first edition, as well as many new selections.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this anthology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beginning at the dawn of literate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1571--1045 B.C.E.) and continuing through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C.E. 1644). Each chapter has an introduction that provides usefu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offer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dings. The first part,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Antiquity, consider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ncludes selections from Confucius's Analects, the texts of Mencius and Laozi, as well as other key texts from the Confucian, Daoist, and Legalist schools. Part 2, The Making of a Classical Culture, focuses on Han China with readings from the Classic of Changes ( I Jing), the Classic of Filiality, major Han syntheses, and the great historians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from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s from Sanskrit to the central texts of the Chan school (which became Zen in Japan), is the subject of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book. Titled Later Daoism and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a, this part also covers the teachings of Wang Bi, Daoist religion, and texts of the major schools of Buddhist doctrine and practice. The final part, The Confucian Revival and Neo-Confucianism, details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thought in the Tang, Song, and Ming period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link philosophical thought to political, soci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ith annotations, a detailed chronology, glossary, and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editor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a standard resource, guidebook, and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well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如何才能辩护和论证，科学知识截然不同且优越于巫术和伏都教？艾伦·查尔默斯在另一本非常成功的著作《科学究竟是什么？》中，概括并批判了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正统回答，然而，在那本书中，对受到批判的观点并没有提供任何在细节上精心阐述的替代观点。

颅相学是研究性格的大脑科学的综合理论，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人们欢迎的“自然知识”。库特对这个生物思想体系的普及进行了研究，目的是分析这门科学对于维多利亚社会从知识团体到工人阶级自由思想家和欧文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受到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的影响，以及福柯、批判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本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在城市工业社会整合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本书第一次对科学在工人阶级激进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揭示了在前达尔文时代的英国，科学已经对大众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本书收录了古典史学史名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论古代与近代历史学的21篇文章。在书中，莫米利亚诺不仅深入解读了希腊、罗马、犹太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史家，如塔西陀、波利比乌斯；还重点探讨了晚近的数位史家，如维科和克罗齐。这些文章旁征博引、论述精辟、收放自如，无论在论述的深度还是题材的广度上，都不同凡响。
莫米利亚诺的高足、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导读。
莫米利亚诺不愧为一位深刻而富有开创性的学者。他亲自挑选了收入本书的论文。在这本书中，读者会找到这位人文主义大师最好的介绍。——安东尼·格拉夫敦
莫米利亚诺是最杰出的学者，在对古代世界历史写作的研究上，无能出其右者。——唐纳德·卡甘
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研究领域，几乎没人比本书作者更有资格展开讨论。——《泰晤士报文艺增刊》
这些论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莫米利亚诺本人完美地集古物研究者与哲人于一身。——《古典评论》
清晰有力、意义深远的洞见在书中俯拾皆是。最令人难忘的是，莫米利亚诺以广博的学识，引导我们分辨过往的史学家中，哪些是轻率的哗众取宠之辈，哪些做出了真正扎实而深刻的学术成就。——《美国历史评论》

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美术学、文艺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梁雷编著的《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附光盘)》为庆祝作曲家周文中先生九十华诞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周文中文论，第二部分为音乐的评论，第三部分为周文中作品目录及介绍，第四部分为附录是照片、手稿等。《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附光盘)》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这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宅兹中国》一书中包含了作者的诸多思考与感悟，虽为多篇文章组合而成，但丝毫不显罗列堆砌之感，而是体系完整，一气呵成。通读全书，可以感到作者心胸之宽广，论证之细致，说理之透彻，令人由衷敬佩。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雷家骥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著作，本书对中国古代史学观念的产生发展做了详细论述，对史学观念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全书立论专精深刻，擅分析，精于掌握史家及其作品的深层内涵 , 故能读前人所读之书 , 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其书对于魏晋学者、史家所言所行的动机分析，在中古资料并不算丰富的情况之下，成果可谓卓越。书之序论即提出“推言以见思论学”之法，文词亦处处显示出他对于当时有所自许的学者们种种努力的肯定，强调“君子言行一致”之学者风范。论述之中亦可见其书所显露出来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多得之作。

丸山真男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大师，他认为，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没于历史中时表现得傲慢，从历史中脱出时表现得谦逊。一方面是严守历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历史的能动工作(所谓“对历史”，并不能误解为对现代，这是指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能动工作)。在受历史制约的同时，积极对历史对象发挥能动作用，在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史本来的课题，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本书是其思想史论著的精粹，可以引领我们深入了解丸山思想史学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M.I.芬利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本书是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所做的讲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主要讨论了古代世界的国家、阶级与权力的关系，对政治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处理。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是作者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涵过于宽泛而提出的一个专门史的学科构架，它是指在朝贡制度主导下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收集了作者近十五年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十八篇论文。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要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倾向不同，作者尤其强调对中国封建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而且从国家利益角度探析了朝贡制度的边防安全功能，从内外差异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本质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针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对话。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哲学史教程》(下)(精装)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正如甚至连这种阐述的外部形式也表明的那样，着重点就放在从哲学的观点看最有份量的东西的发展上，即放在问题和概念的历史上。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发展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产生于各种思想路线，而这些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便是我研究的特定的对象。我确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如果说，在此书的阐述中，看起来古代部分占去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基于这种信念：如对人类理智的现实作历史性的了解，那么，用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获得的种种概念来陶冶锻炼，就要比自此以后所有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更为重要——康德哲学除外。任务这样确定了，就必须割爱；关于这点，没有人比我更为难过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容许对哲学家的品格作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这只有当在概念的结合和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品格可以作为原因因素而起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触及。为了有利于更好地深入洞察心灵发展过程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在此不得不牺牲推动哲学发展的伟大人物的个人风格中的艺术魅力，不得不牺牲赋予学术讲演以及赋予哲学史更广泛的阐述的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

《校邠庐抗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著作和历史文献，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书中提倡向西方学习，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其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根据，对清末政治的影响甚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此书作为重要的近代史文献，历来受到不同学者的重视，但成书过程却鲜为人知。此次汇校现存各版本，不仅梳理了该书文本的演变历史，全面收录了冯桂芬本人对该书的增删补录，且通过各版本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出晚清那段动荡的历史。

郭伟其所著的《停云模楷》在最大程度上考虑了文徵明最独一无二的个人背景与个性，并为此引入了“停云模楷”等关键词，重新考察了《停云馆帖》的摹刻以及文徵明的出版、藏书、书画创作等相关问题，反映了他在仕途之外重新开辟“不朽”之路，传播文氏风格、建树文氏家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