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诱惑:品达、晦涩与古典传统》内容简介：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共有17卷诗歌行世。只有四卷凯歌流传至今，对西方文学和思想传统影响深远。模仿凯歌（epinicia）的颂诗（ode）成为西方文学精神的一个类型。对品达的翻译和模仿则更成为思想史上的关注点之一。“品达注疏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品达诗歌全集.2.诗歌绎读。3.品达研究。

弗兰克是政治思想史家，以研究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政治思想著称，先后任教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哲学系和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图宾根大学作了题为Der kommende Gott(正在到来之神)的演讲一副题为“关于新神话学的系列讲座”，剖析启蒙运动以后各国思想界出现的新神话观念的政治含义及其与古希腊宗教的关系，指出以“理性精神”来标示现代精神是片面的，“神话精神”同样是现代精神的标志。这次演讲堪称20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著名学术讲座之一，本书即为其全部十一讲之结集。
基督教与古希腊一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枢纽性问题。本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的基督教思想传统的现代研究成果。编译者期望这套丛编能够有助于我国学界的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进入西方大传统的纵深，搞清基督教与“异教”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

《狄俄尼索斯颂歌》是尼采精神崩溃的前几天,亲手编定的最后一部文稿， 令尼采忧虑的是某种“世纪之交”的症状再次来临，继宗教改革和“思想界的平民主义”之后，“现代性”旗号下前呼后拥的文化“世界主义”大有把知识界弄成“五光十色印象”大卖场的危险。现代人对“真理”的理解离希腊人奠定的基础已经太远了。
尼采认为诗不可没有韵，但主张用韵自由，并批评普拉滕和荷尔德林的诗韵律过于齐整，缺少飘逸之气。尼采诗艺娴熟，至少《狄俄尼索斯颂歌》在现代性与传统之间不让人觉得复古，而大胆以概念入诗，雅词俗词一起登堂入室，令人想到希腊抒情诗第一人阿基罗库斯不拘一格的诗风。

这是汉语学术界第一部对70年代以降日本思想进行翔实、系统描述的专著，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个案研究为中心组合成一幅宏观的历史和理论画面。日本的“后60年代”思潮与中国改革时代的思潮产生于一个历史时期，相互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深刻的区别，本书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过去三十年中国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也提供了参照。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举重若轻地厘清了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历史线索，并对其进行认真的历史分析。这样的考察，不仅展现出日本知识左翼的新面向，也突破了思想史研究惯有的就观念论观念的论说模式。这对于弥补中国学界知识视野的缺失，推动中国批判性理论的讨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实践，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类历史，充满奴役压迫，充满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踏。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会。作者称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义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理想作了最系统最深入的论证。本书的目的，是解读和评价罗尔斯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涵。通过此书，可以对《正义论》的论证结构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作者回应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并提出对这一政治理念的思考。

悲剧使观众振奋，以此提升观众的品味，因而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趣味的蜕变。喜剧则相反，它诱惑观众 堕落，加速趣味的蜕变。
中流作家们欢嘘一本小书的神态，宛若要把一巨著公诸于世一样，这种人应该让文学警察强迫他们在其作品上盖上这样的题词：这是除了他本从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大象。
一切会看腻的东西，是否一开始就有毛病抑或是平庸的？
对于美的或伟大的事物感到惊异，是不高雅的；仿佛它们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似的。
神话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凡是意识永远抓不住的，在神话中都可以通过感官和精神看到，并且被留下来，就像灵魂留在包围着它的肉体中一样。而灵魂正是通过肉体闪进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耳朵说话。

尼采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西方哲学家。尽管他的哲学对当代西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有关他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大抵而言，这些争论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尼采的哲学究竟有没有某种统一性？假如有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本书作者认为，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都是为彻底颠覆两千多年的西方柏拉图主义或行而上学传统，并且克服它所导致的现代虚无主义后果：正是这一基本意图，构成了尼采哲学的内在统一性。为此本书一方面通过以尼采经典文本的诠释勾勒其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把尼采放到二十世纪的争论语境中最大程度地凸显其哲学思想的复杂性。

“历经一百多年而尚在进行之中的中国社会巨变依然保持其前景不明朗的特点，这自然无法满足人们对良序而稳定社会的要求，而政治哲学的正义目标的预期后果却正在于这样一种社会”，这为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可以说，正义的问题是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政治哲学史呈现为异彩纷呈的图景。然而，自功利主义出现以来，各派理论不管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其自身的逻辑，都不可能绕过对功利主义的回应、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当代政治哲学的版图重组，不仅历史上既已形成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各派理论的坐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伴随着人们围绕《正义论》一书所展开的理论论辩，公民资格理论、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派别异军突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当代政治哲学》一书正是对这种理论场景的呈现。作者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活跃在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的各派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它们对于平等、自由以及建立在两者之基础上的正义社会的各不相同的论证和诠释，不仅阐明了各派理论产生的复杂背景、它们在相互论辩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原点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澄清了各种扑朔迷离的正义理念背后的不同利益指归。阅读本书不仅能让读者领略我们生活的时代最有头脑的理论家在社会建制问题上所勾勒的异彩纷呈的图画，从而获得精神的历练，而且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向导．

《论僭政》是施特劳期开拓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不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对于二十世纪——甚至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学术史来说，都具划时代意义。但正如沃格林所说，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很难懂，表了隐晦——的确，我们需要像施特劳斯读色诺芬的《希耶罗》那样来读这部书。《论僭政》从英文译成法文难，科耶夫的评论从法文译成英文难，两者译成中文更难，何况还有那些经常讨论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语言却极为不规范的私人通信——我们能约请到翻译过大部头政治哲学名著的何地先生执译，实乃一大幸事。

本书汇编了施特劳斯的若干单篇文章、讲学稿和未刊文稿，旨在为了解施特劳斯的学问品质和学术关怀提供恰切的基本文献，实可作为施特劳斯学问的入门读物。第一编的文章表达了施特劳斯对于我们时代精神危机的看法，第二编意图介绍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看法。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不是一个传统不加自我检审的重生。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需要从与其敌手的对话中、或在此基础上日益回归。于是施特劳斯延续着迈蒙尼德的辩证法：据施特劳斯判断，这位哲人对古典理性主义进行了最深刻同时也、也即收获最为丰厚的批判。

施特劳斯接手审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指控，并得出与尼采相反的结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由于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提出了“苏格拉底问题”；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
我们没有充分地阐释古典哲学，这归因于我们欠缺这么做的哲学动力。几代人过后，我们如今认识到有必要对现代原则进行一次自由的重审，而这场重审必定暗含着对古典哲学的充分理解，这一认识第一次弥补了这一欠缺。
编者说明
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　译）
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　译）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　译）
马基雅维里与古典文学（彭磊　译）
《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前言（娄林　译）
论卢梭的意图（冯克利　译）
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　译）
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余慧元　译）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林志猛　译）
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味（陈戎女　译）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彭磊　译）
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高诺英　译）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肖涧　译）
剖白（何子建　译）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在一切时代，人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将奉神祇（devotion）理解为种种礼仪形式，而真正的虔诚，即领悟和美德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传承和质素。对此，人们不可感到惊奇，其实这太符合人性的弱点了；我们接受外在者给予我们的印象，而内在者却要求进行一场只有少数人才有力为之的讨论。真正的虔诚在于信念和实际行动，与此相应，敬奉神祇的礼仪形式也具有双重性质，此一些人目的在于仪式性行为，彼一些人却着眼于信条。仪式近似善行，信条犹如真理的影子，或多或少在接近着纯然的领悟。所有这些礼仪形式都是值得称赞的，如果它们的发明者创造它们是为了将所摹仿者真正包含于内和表达于外的话，如果宗教仪式、教会礼节、宗教团体规定始终仿佛是为神的律法筑成的一道篱笆以使我们远离恶行、习惯于善者和熟悉美德的话。……
《神义论》全书包括前言、绪论和正文三部分。在前言中，莱布尼茨解释了他写作《神义论》的原因和目的并描绘了全书的轮廓。正文由三部分构成：上编、中编和下编。
上编的中心内容是对一切世界中最好可能的世界的命题的论证，并在此论证的基础上辩明上帝之慈善和正义。中编论证了信仰与理性、自由与上帝的预先规定的一致。下编的论证主题是道德的恶与形体的恶，即罪与罪过。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本书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最新诠解，经由不同寻常的密切关注，留心苏格拉底就其反讽的含义与范围表示了什么，获得了不落俗套的结论，涉及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政治和诸神的教导，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著名转向的意涵，还有苏格拉底傲慢无礼的“答辩辞”的意旨。
作者的主旨是要表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只是一位来自遥远过去的丰富多彩而离奇古怪的人物，而是无可比拟的指导好生活——慎思的生活——的教师，他在今日就像在古代雅典一样有直接意义。基于对整篇对话、特别是对德尔斐神谕故事的理解，作者还试图表明：《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全集的钥匙，标示了其他对话中的许多毫不相干的主题和表面上看来矛盾的结论是怎么契合在一起的。

《偶然反讽与团结》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代表作之一，从传统哲学企图结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性出发，指出西方传统上一直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统合起来。

内容简介
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但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以他1744年的晦涩难解的代表作《新科学》为依据的。马克•里拉在这部新的研究中提出，维柯是最惹人争议的反现代思想家之一，从而让他的形象更为复杂。
马克•里拉结合维柯被人忽视的形而上学和法学著作来考虑，揭示了这位哲学家对现代观点强烈的保留态度，并说明了他的历史哲学是如何恰恰从这些怀疑中产生的。而在维柯的尚未有英译本的自然法论著《普遍法权》（1720—1722）中，维柯就完全是以一位政治思想家和神学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他拥护理想化的罗马的权威传统，反对现代生活中普遍腐化的怀疑主义。维柯明确把这种怀疑主义归咎于现代哲学的创建者们，特别是笛卡儿。由于被纳入他对怀疑主义的批判背景中，维柯的历史“新科学”就呈现在全新的视角中了。虽然它在形式上是现代的，但仍能在此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对神的权威的一种悲观辩护，借以反对体现着现代特征的自由与理性。
本书首次对维柯进行真正全面的评介，并在评介中，把维柯对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关注与他的历史理论结合了起来。同样，对于与我们时代的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反现代传统的后续发展，他也提出了一些争论性问题。本书是纠正对维柯的“通常”解读的一剂良药，也将改变我们对维柯的研究。
评论
里拉用维柯的方法来研究《新科学》，他的目的是要给维柯思想的诞生一个清晰的描述……他已经给我们贡献了第一本真正“历史的”维柯评介。他的成就还不止这些。他还给出了维柯关于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理论的一切要素各自的正确关系。《新科学》的一切更“科学的”方面都按照各自正确的思想背景在本书中得以展现。
——哈里斯（H.S. Harris），约克大学
作者令人信服地把维柯描述为既是保守分子，同时又是革命分子。说维柯是保守分子，是因为他强烈关切为传统的宗教概念、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辩护，反对新的现代哲学概念；说他是革命分子，是因为就在他为这些传统概念辩护的行动当中，他又改造了这些概念……本书恢复了维柯贯穿始终的神学关切的核心地位，从而扩大了我们对《新科学》的认识。
——凯特•贝克尔（Keith Baker），斯坦福大学

本书是鲍桑葵的代表作，是其形而上学思想的系统体现。1911年和1912年，鲍桑葵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做了两个系列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题目分别为“个体性原则与价值”和“个体的价值与命运”，本书即是在后一讲稿的基础上润色、扩充而出版的。
作者旨在把第一次讲座所阐发的原则应用于有限存在者，实际应用于人的灵魂（souls）。它讨论的是：所谓的“个体”（individual）或人的灵魂如何凭借并通过成为宇宙这个唯一实在而究极的个体的一员，成就自己的命运，实现自身的价值。

《神谱笺释》内容简介：赫西俄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叙事诗人，与荷马并称。希罗多德赞誉他“把诸神的世家教给希腊人”，赫拉克利特则称他是“众人的教师”。赫西俄德的《神谱》是迄今仅存的完整神谱诗，最早系统地记叙了古希腊诸神的统绪，在系统性上胜过荷马的诗。诗中不仅讲述宇宙或世界的形成，更着重讲述了宙斯神族的家世。古希腊的宗教不是崇拜自然神（天地、山川），而是崇拜个体性的神，他们是一个大家族，相互之间有爱情（亲情、共契、姻缘），更有政治（倾轧、冲突、争纷）。
《神谱》内容庞杂，主题跳跃，内在关联隐晦玄妙，不少段落意思含混，好些诗句充满歧义。对《神谱》这类既具有重要经典地位又看似文意“断烂”的典籍，仅仅有汉译，难免会让读者无从识读，对研究这部经典文本帮助不大，与我国故书一样，必须有注疏才能通读。《神谱笺释》仿我国文史学家注疏中国文典的方式，集章句、笺注、义疏为一体。

在这本论集中中，作者引导读者遨游于神话与政治之间。他描绘了一个积极介入社会的学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反这本书看成一部思想传记——看出非现实的神话与非常现实的政治是如何在一个法国知识分子身上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宗教伦理与政治与政治理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促使作者不断地思索抵抗运动，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20世纪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这本书集涉及多个主题：古希腊以及当今社会的信仰与理性，作为科学对象的宗教；悲剧的现实性；古代人心中的不朽观；希腊诸神的生命；神学；当然，还有对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再认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