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书中收录了14篇文章，分别由11位当代西方学者以及前苏联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所撰写，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激荡，使全书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
本书的主题是从哲学角度分析、探讨恐怖主义，即：分析恐怖主义及其相关的概念，考察人们针对恐怖主义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立场，进而探讨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论证本身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及其价值观。
编者普里莫拉兹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哲学教授，兼任澳大利亚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学研究中心墨尔本大学分部的研究员。他在本书导言里说：“我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让读者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
此言非虚，故本书尤其适合喜欢独立思考的读者阅读。

保守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思想体系，原本没有严密一致的学说系统。其中的各个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争议，甚至在基本价值观上也有分歧。
刘军宁的《保守主义》是国内第一本介绍保守主义思想的经典作品，但和教科书或一般学术读物截然不同的是，本书不是包罗万象、囊括各个版本保守主义学说的汇编，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些主流观点和作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主张。

本書透過「地獄‧宗教‧國家統治」以及「法律‧社會‧人間秩序」兩大主題，具體呈現古代中國的國家統治與秩序原理。
「地獄」，不僅僅用來指一個空間或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神判或者冥判的概念。亦即凡是所有來自超越世俗的制裁力量，並且具有約束或者法律上的審判意義者，均屬之。「法律」，包含「國家法」與「民間法」。從「國家法」進而討論透過國家律法所建構的人間秩序；從「民間法」進而研究其與國家統治的關係。
「人間」是刻意相對於「地獄」，「人間秩序」在語意上等同於「社會秩序」，以顯示其有別於「地獄秩序」。
不論是「地獄」或「法律」，都是用以維護「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地獄與宗教可以連結到國家統治；而法律與社會則可以連結到人間秩序。前者涉及到「道德與懲罰」；後者涉及到「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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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地獄．宗教．國家統治
第一章　「觀世音」救贖靈驗與司法救濟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六朝時期的「觀世音」信仰及其傳播
第三節　中古時期觀世音救贖的故事
第四節　觀世音救贖故事的法制意義
小結
第二章　《抱朴子》與道教冥判思想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漢魏之際道教冥判思想
第三節　《抱朴子》的創作動機
第四節　從韋伯天職觀看葛洪的「成仙」思想
第五節　葛洪冥判觀及其法律思想
小結
第三章　本土冥判故事的法制意義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本土幽冥世界的建構與發展
第三節　干寶《搜神記》的宗教傾向
第四節　《搜神記》冥判故事的法制意義
第五節　雷神信仰與神判小結
第四章　中古地獄審判故事的法制意義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地獄審判
第三節　《冥報記》對於地獄審判的書寫
第四節　《廣異記》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
小結
第五章　法律與教化：二十四孝故事所見家內秩序與國家統治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唐宋之際二十四孝故事的文本
第三節　「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家內秩序
第四節　孝道實踐與國家統治
第五節　佛教、地獄審判與「二十四孝故事」
小結
下篇：法律‧社會‧人間秩序
第六章　君臣之際：「欺君罔上」的法律意義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上書奏事」的行為界定
第三節　上書奏事的法律規範
第四節　上書奏事與「欺君罔上」
第五節　君臣禮儀與「無禮」國書事件
小結
第七章　中古時期的「家法」與「國法」──以《顏氏家訓》為中心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顏之推的終極關懷
第三節　〈觀我生賦〉的內在意涵
第四節　《顏氏家訓》的「家法」
第五節　「家法」、「國法」與「國家圖像」
小結
第八章　中古的專業法律人──以「檢法」官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唐中葉以前的法律專業人
第三節　「檢法」官的設置與發展
第四節　「檢法」官的任用與遷轉
第五節　「檢法」官的法律責任
小結
第九章　唐代的獄政與監獄管理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監獄的設置與獄官
第三節　監獄設備與獄政管理
第四節　監獄弊端與獄政檢查
小結
第十章　司法救濟與社會意義──「保辜」與唐代交通肇事的法律規範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保辜」制度的沿革與法意
第三節　漢以後保辜制度的發展
第四節　唐律對於交通事故的法律規定
第五節　「康失芬行車傷人案」的司法審判程序
第六節　「保辜」的司法救濟與社會意義
小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以新疆区情与历代屯垦戍边的思想源流为切入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头一次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的特殊体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对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运行模式进行了独立思考，并对新形势下新疆治理与兵团发展前景提出r作者自己的建议。

天上下雨地上滑，
各人摔倒各人爬。
亲戚朋友扶一把，
酒换酒来茶换茶。
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得主 文化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 成名之作
生育、婚礼、拜寿、丧礼；定情、求助、付酬、拍马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逃不开礼物交换。
从每个家庭都有的“礼单”出发，
一路洞察“人情”与“面子”，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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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经济人的末日》是彼得•德鲁克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
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星期，德鲁克开始动笔。1939年春，本书在美国出版，是第一本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经典之作。
《经济人的末日》的出版，在美国和英国形成热烈回响，也被认为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异端之作。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此写了一篇书评，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后来，丘吉尔下令，每位英国军官的背包里，都应该放一本《经济人的末日》。
正如德鲁克所言，“这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构成本书主线的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它的主题是权力的崛起而非信仰的兴起。《经济人的末日》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主义的兴起，并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
在德鲁克眼中，《经济人的末日》是他所有作品中，与今天的年轻人关系最密切的一本书。它不仅有助于他们了解父辈们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或许也有助于今天的这代人，避免在他们的人生中重蹈那场浩劫。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国际关系学科范围内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内容通俗，观点新颖，并配合有网站即时更新资料和专家讲解，因而受到全世界国际关系学学习者的欢迎。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先后重版三次。作为全世界最好的国际关系学入门教材。相信它不仅适合于高校的学习和研究者，也会使那些议论、阅读和钟爱国际政治的人受益。

Picador is proud to publish the sixth volume in Foucault's prestigious, groundbreaking series of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from 1970 to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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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continues to pursue the themes of Foucault's lectures fro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Having shown how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marks the birth of a new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seeking maximum effectiveness by governing les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alness of the phenomena to be governed--Michel Foucault undert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forms of this liberal governmentality. In a direct and conversational tone, this book raises question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policy that are at the heart of current debates about the role and status of neo-liber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s.

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 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带领读者遍览各种时空中的政治仪式，它们来自于阿兹特克、苏联、法国大革命、非洲殖民地、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得到了深入而趣味盎然的分析……这是一项针对跨学科读者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它向非人类学家显现出，民族志分析与政治理论相比亦大有其用武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
本书是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应成为所有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之作。
——《选择》（美国面向图书馆的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这是一本引人注目的力作，阐明了仪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质。该书语词洗练、文风优雅，谨推荐给普通读者、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
——查尔斯·席博曼（《某些人：美国的犹太人及其目前的生活》和《刑事暴力、刑事司法》的作者）

《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中国皇权制度自"秦制"以后两千多年中的始终延续和发展，对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都有着深远影响。《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这个巨大的研究对象。这些尝试主要在于：第一，随时以近代以来世界共同的制度方向(宪政)为对比而展开对中国皇权制度的具体分析，并因此而发现我们研究工作应该面对的诸多新的问题和视域；第二，全面而贯通地审视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重要领域，诸如：中国皇权体制的组织结构方式、皇权社会的法律体系、制度法理学和法哲学、行政架构及其运作方式、城乡的制度经济形态、赋税财政体制及其蕴涵的制度逻辑、国民政治心理和诉求方式、制度伦理对国民行为方式的塑造、腐败与皇权制度的关系、文化形态与制度形态的关系、生态演变的制度原因、制度传统对于人们如何选择造就启蒙路径的决定作用，等等；第三，对每一症结的分析都力求以对其长久历史脉络的发掘把握为基础，再进一步说明这种制度逻辑经过千百年延续而在16世纪前后充分展现出的时代意义；第四，既注重从浩瀚的史料中发现和归纳典型的社会现象，同时更注重解析这无数现象背后深刻的制度法理，以及主要由这套法理所决定的社会走向。

《论绅权》之后删除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从保长到乡约》两篇。

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一、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以供各大学政治系学生参考之用;其西周以前之一段，因文献寡征，暂授孔子阙疑之例，不立专编叙述，只于孔孟诸章中随时附件。　　二、本书体例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论价值者为主。影响较大之政论酌量述及，专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之政论则一概从略。　　三、本书家思想，力守客观之态度。偶有论评，赤意在辩明其历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仰扬，臆断得失。　　四、本书第五编，原稿沦陷，仍存其目，以明原委。　　五、撰者学殖荒落，而本书属稿值搞战期中，参考图书又皮不便。匪特见闻未广，尤恐纰蓼滋多。事先不及就教高明，尚希不随时赐正。

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美国的外交传统就是干涉，这个危险的国家从小就不老实。在美国野心勃勃的扩张后面是美国自立国之初就拥有的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整套独特的理想和理念，正是这套理想和理念让美国变成危险的国家。
从美国立国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和干涉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要远远大干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和大方向，而后者从来就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危险的国家》是了解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一部重要著作，卡根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观察，为人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况角。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对嗣后的思考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政治体亦然。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下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 ”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
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永久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永久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
必须指出：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谱系，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国王的两个身体》会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近年来，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将全球化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人们开始思索，全球化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全球化真的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能够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目标吗？本书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全球化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推动全球化的方法，错的是我们追求的全球化的程度。每个国家都各有其特点，适用于某一国家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想要用一种方法在各国实现全球化是不可能的。此外，一味地拒绝全球化，各国之间会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不利于各国共同发展；而过分推崇全球化，会将某个地区的危机无限放大，最终变成世界性的灾难。所以，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恰当的方法推动全球化；要推行适度的全球化，充分发挥出全球化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