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is a book which throws light on many features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 Its concern is not merely to portray the scorners of intellect in American life, bu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what the intellectual is, and can be, as a for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本书是以赛亚·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书表达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伯林著作的编辑亨利·哈代讲述了本书的缘起,修订了文本,确证了引文的出处,收录了伯林其他论自由的著作，伯林的自由观念因而得以完整的体现。三篇附录取自伯林的未刊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伯林信念的核心。伊安·哈里斯的文献综述展现了“以伯林为中心”的英美实践思想的最新进展。
导读：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发了持续、昂扬更是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它涉猎广博，既有磅礴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代情怀，在当代学术进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变得令人激动并充满乐趣。
——罗纳德·德沃金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
——约翰·罗尔斯
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一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
——查尔斯·泰勒
编者絮语：
自由是惟一真正的财富。
——威廉·黑兹利特
在以赛亚·伯林去世那一年,我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之邀,为他们的“口述”系列撰稿。它要求作者简单地写下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四论》。它不仅使我第一次阅读它时感到震撼,而且使我从此走上编辑伯林著作之路,并且,在三十年以后,使我出版《四论》的扩充本。
《副刊》上我的那一篇文章写作于伯林去世前不久,刊出于他去世后不久。其中部分段落值得在此重复：
在我1972年进入牛津沃尔夫森学院做研究生时,我根本没料到我将发现自己的最终职业。学院院长是以赛亚·伯林。一见到他(在一次奖学金面试上,我因为遇车祸而迟到,在面试期间他不停地走到窗口,看看准备带他去午餐会的出租车来没来),我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我问应该从何开始,当即被指导去读三年前出版的《自由四论》。在一个假期,我带着它与朋友一起到遥远的埃克斯穆尔小屋旅行,我被书惊呆了。伯林喜欢提及“在第一流的水中航行”的不会搞错的感觉,这也是我体验到的感觉。除了包含在这本书中的命题的说服力以外,这里显然表现出这样一个人,他对人类本性有着非凡的洞见,被赋予丰富的“现实感”,而且也非常高兴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感觉。在具体观点上可能还有争论余地,但是在大的论题上,我们会感到他是可靠的。
这本书的核心纲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即他的这种信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
《四论》还充满着其他的闪光点,包括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对历史主义与决定论的毁灭性批判,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著名讨论,以及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中对穆勒思想的内在紧张的检视。它是我所读过的最丰富且最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
也就是说,现在篡改它简直是lèsemajesté(大不敬)。但很快我们就会明白,作者自己在一开始就非常热切地期望对它进行扩充,我觉得我自己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进到其逻辑终点而已。
在我对《四论》的评论中,我把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当做重心,对此我并不想辩解什么,虽然其他人的着重点可能正好相反。伯林的多元主义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更深刻与更具原创性的命题,这并不是否认他的那种自由主义或内在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可或缺;依这种人性观,在不可公度地多样化的可能性中,选择的自由是核心的。的确,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伯林哲学视野中的这两个主导性因素(有时被恰当地称作“自由多元主义”),是相互依存与相互支撑的,而且我有时想把这本论文集的题目改作《自由与多样性》;但是,奥卡姆式的律令——被呼应众所周知的早先标题的实用欲望所加强——最终占了上风。
《自由五论》：
事情还得从林内与斯塔沃斯关于伯林的谈话开始。
牛津大学出版社凯瑟琳·林内(纽约)给乔恩·斯塔沃斯(伦敦)的备忘录,1967年6月23日
伊拉·卡曾尼尔逊曾经称伯林的著作“既正确又大胆”,这种说法虽然有点泛,但很好理解：伯林作品的明澈、平静与确定的风格被广为接受与欣赏。但是在这种毫无疑问的特性与他的作品获得现在这种形式所经历的曲折而痛苦的过程之间,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正确性”并不是在第一次尝试中就达到的,甚至不是在第十九次尝试中就达成的;大胆并不与相应的自信相称。正如伯林致信波普尔,因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称赞而表示感激时所说,“我对于我自己的学术进程的有效性缺乏自信。”他虽然上了跑道,但底气不足。
《自由四论》的起源,就像在我成为他的编辑之前的另一本文集,即《维科与赫尔德》的起源一样,是混乱和拖延。牛津大学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档案充满着轶闻：挫折、误会、犹豫、搪塞、不切实际的期望。年复一年,整个过程伴随着牛津大学出版社一方的狂乱的更改计划,以及有关其他计划的补充性和充满冲突的讨论,一会儿明朗一会儿模糊。随着时间流逝,牛津大学出版社变得越来越沮丧,产生了一些古怪的、足以成为笑谈的内部备忘录。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想取笑,虽然这些档案读起来使人发笑;而是希望通过详细披露他的著名且重要的著作(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复杂的产生过程,我们能对伯林这个人有所理解。从我的坦率的言语中,我也希望表明,我讲述这部著作逐渐产生的故事时所秉持的精神,是喜爱而不是非难;因为伯林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善意的,却极端地不专业,在他的出版社一方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恼怒。道路坎坷,结局却很值得,而且这种结局也不是以更直接的途径可以达到的。
我只能大体讲一下故事的情节。档案从1953年11月纽约的伯林著作代理人办事处,即现在的科迪斯·布朗公司,致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公司的一封信开始。他们负责这本书的代理。这时候四论中只有前两论写就,虽然一本“政治体裁”的文集正在讨论中。“我将尽快搞到伯林先生的作品清单。”布朗对约翰·库什曼说。如果他知道要在十六年以后这本书才最终出版,我们可以想想,他会说些什么呢?
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在牛津(学术性的克拉伦敦出版社),另一个在伦敦的阿门出版公司。阿门出版公司负责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书籍的出版,包括牛津普及本丛书,这本书的英国版本就包括在这套丛书中。伦敦的出版商杰弗里·坎伯雷奇虽然有兴趣,但并不乐观：“伯林……是杰出的,但是他的作品很少,而且他做的不如承诺的好。”
1958年,伯作了广受称赞的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1959年,他作了罗伯特·威利·柯恩纪念讲座演讲《穆勒与生活的目的》。这两篇作品因此成为这本书的组成部分,1960年,纽约办事处有些夸张地临时将著作定名为《选集》。
在答复年初纽约对于该书进展情况的询问时,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科林·罗伯茨从克拉伦敦写道——其中引用了伯林的一封信(这是档案中出现的他的第一次通信)：
关于我的论自由普及版的导言,不仅仅是一个打字问题——我真希望的确如此。你很清楚,最后修正是我的métier(分内事),但并不是它使我拖延了。我想写一个前言,而不是一个后记,以这种方式来讨论并尽我所能地回答这三篇文章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与反驳——并不指名道姓,而是概括性地谈谈。这不是一时可以完成的。我是个慢工,我希望能在夏天做好。
1961年3月,阿门出版公司致信在克拉伦敦出版社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丹·戴文：“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伯林已经开始着手他所坚持的那个必不可少的前言?”戴文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引用了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三论》现在变成了《四论》,加上了论穆勒的那一篇。……说到导言,我将在夏季即七八月份动笔,它本质上将是对这些文章所引起的全部猛烈反驳的总回应,而且这些反驳在目前的出版物中还在出现,所以纽约的出版社不想在我回应这些批评者的时候漏掉任何一个新的文献。他们至少将争取到一个新的可能读者(最近的攻击在《异见者》杂志上,昨天才收到),只要我的观点向批评者们提供了大张挞伐的活马(我自己也感到惊奇),重印这些文章就不算太晚。
9月份,在回复约翰·布朗(坎伯雷奇的继任者)时,伯林的打字员谢尔顿代表伯林说,他正在写作一本称作《自由论》或《反潮流》或《反主流》的书的导言。通过她伯林表达了自己对论穆勒与论二十世纪政治观念两篇文章的价值的怀疑,并建议应该将它们送给人评阅。导言答应于1962年1月交稿。11月份,阿门出版公司的哈罗德·贝福致信在纽约的凯瑟琳·林内：“我肯定伯林说希望将材料送评仅仅是一句空话。”不过,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亚当·乌拉姆评阅了材料,可以想见,评论是肯定性的,他的意见是这样开头的：“我不完全赞同将有声望的学者的著作送评的习惯,让那些有自己的风格与观点的著作被别人评头论足。”
1962年1月,伯林致信约翰·布朗。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
对于收有论自由及一般相关主题的若干文章的普及本文集的导言,我有一种负罪感。我觉得在夏季之前无法完成这个导言。原因如下：(1) 既然它牵涉到阅读有关这本书各篇的大量批评——这是新的导言的要点——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与思考,以及小心起草对反驳意见的回应。批判性的评论似乎从未停止,虽然我准备以1962年1月作为界限,不再考虑以后出现的批评。
(2) 我实在太忙,在我的牛津课程表之外我有太多的讲座,要出席太多的委员会,这以一种高度不经济的甚至常常是荒唐的形式消耗了我的大量精力。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后悔并且一再下决心不再接受大学生协会的邀请,过一种合理的也就是精力比较集中的生活。但这些美好的决心一再被打破,而且我感觉到作为教授,我无法拒绝向那些渴望听到真理的人说出真理。至于说到各种委员会,既然它们是我去伦敦和国外的惟一借口,我便暗中忠诚于它们,纵然我知道它们有吞噬时间与毁灭精力的特征。
事情如此,我自己深知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写好导言,在4月份我还要外出演讲和在委员会尽义务,但我会在5月或6月动笔,你将在7月中旬拿到它。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件事使出版推迟,那么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怪不得别人,但我真切希望这不会太扰乱您的出版计划。
这才产生了贝福致林内的便条：“以赛亚·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迟导言的交稿。”
5月份,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B.麦克伦南向约翰·布朗要求提前支付一百英镑,布朗不在,一个同事告诉她他们可以支付五十至七十五镑,“但我觉得我们不会超出此数目”。(人们会奇怪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销售预期,从那以后这本书一直处于重印和订购中。)现在被称作《自由四论》一书的合同于6月份签订,取代了1959年7月与纽约方签订的《三论》。10月份,约翰·布朗致信在纽约的迈耶尔：“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伯林的导言。”
伯林1963年2月致信布朗说,“《自由四论》的导言……是个麻烦的差事”,部分是因为他正在优先从事另一个计划(像许多其他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即写一本以1962年耶鲁大学斯托尔斯讲座稿《政治思想的三个转折点》为基础的书。
1964年,阿门出版公司负责普及版的斯塔沃斯致信布朗说：“自从上一次我们就伯林爵士《自由四论》导言一事通信至今已逾一载,关于它的进展情况,你能否告诉我们任何消息?”回答是再过一年也准备不好。牛津大学出版社被问及是否要取消合同。斯塔沃斯致信在牛津的彼得·苏特克里特：“导言答应我们至少四年了,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伯林自己)现在见到它了。”斯塔沃斯要求科迪斯·布朗办事处允许出版过程往下进行而不再管它。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理查德·西蒙回信说伯林肯定将在1966年4月写好导言,如果到时没写好,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不带导言出版《四论》。斯塔沃斯接受了这个安排。
不用说期限又过了,表面的理由是伯林病了。斯塔沃斯获准在导言未到之前排印四论。在打字稿送到印刷厂之前,他就两种排版方式(热排版或莫诺照相排版)征求伯林意见,并且解释说如果选择莫诺排版就不能改动。伯林保证不改动,斯塔沃斯轻率地相信了他,采用了莫诺制版。导言又一次答应8月底交稿,同样达成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到时没准备好,书将照样印行。
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四天,伯林致信斯塔沃斯提出如下条款,又一次出现反复。信是他不在时吩咐他的秘书克那菲斯(1967年以后是陶尔肯)写的：
[……]首先,我得感激您对我的极端周到与耐心,我感到受之有愧。我知道纽约的牛津出版社肯定视我为非常糟糕的顾客(全因这些拖延),但这种情况的一个隐秘原因是,我怀疑您善意地想编成普及本重印的这些作品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我把《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又彻底查看了一遍,我觉得它真是错误百出,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而重印它,我肯定将感到羞愧。我读遍了对它的令人难受的批评(如我保存的那些;一些更猛烈与短命的,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或者当时就被丢弃了),这不是件愉快的事,我觉得有些批评者说的是对的,而且,为了读者的利益与总体的完整性,导言也不能完全不要。因此,我做了修改(虽然远比所需的要小),并希望在导言中对此有所弥补。我打算下一周就准备导言。同时我希望导言不会使出版社失望：我认识到可能需要印刷者做些事情,我非常希望完成这个工作,也就是说,非常希望修改能被包括进来(如果让文本没有改动就付印,我将感到耻辱,而且无法想像前景会是什么),如果这被认为在资金上是难以处理的,我将考虑补偿出版社的这些意外费用。事实上我的惟一期望就是那些修改被吸收进去。
我希望您能宽恕我这么麻烦。我了解作者,我也知道我可能并不是他们中最糟的;不过与有些作者不同,对于出版方我真的有良心,我不把他们仅仅看做势利的争论对手,而是看作真正的知识上的合作者,特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因此我希望您能再一次容忍我,容忍我非分的要求——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出版的惟一条件是不做修改地印行这些文本,我宁愿不出版任何东西,宁愿这些文章继续处在它们现在体面的隐匿状态[……]。
我想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宽恕。但是我真的觉得您不会拒绝我。您肯定遇到过比我更犯嫌的作者。也许我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都心存感激。
《四论》的校样11月底出来,但仍然没有看到导言。1967年5月它终于送达,但旋即被收回,因为伯林希望获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与赫伯特·哈特的批评。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文章本身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尽管他承诺不这样做。这导致了斯塔沃斯如下咬牙切齿的评论：
我觉得我必须提及[“提醒你”的策略性替代语]本书已经由莫诺制版机制版,这产生的并不是一个铅字样,而是一张软片。每一处修改都涉及精密的制作,甚至有点类似于从人眼中清除白内障;软片的表面不得不被剪切,行距或字距将被拉大。这种修改是非常昂贵的。
伯林终于在8月份返回了四篇文章的校样。一个月后他寄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导论修订稿。他在附信中说：“因为它所受到的毁灭性批评,我尽可能按批评者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这样也许足以避免太大的错误(或许避免不了)。”关于这点斯塔沃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记录是这样写的：“尽管我对修改胶片的成本作了太多解释,尽管我做了建议、恳求、再解释、再建议与再恳求,伯林还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要是这本书是在有了文字处理机和现代制版技术的时代出版就好了。
11月份,斯塔沃斯寄给伯林一长串关于《导言》校样的疑问,但直到1968年2月伯林才回信。在信中他写道：
我知道我渐渐地但无法改变地成了最浪费您时间的作者,如果不是您的最无法忍受(虽然我可能的确如此)的作者的话。冒着再一次给您造成巨大折磨的风险(它可能严重损害您的健康;这种健康以及达观,您会在您最近的休假中再次获得),我得提出另一个对您造成伤害的过分要求[……]。我的许多朋友(当然是那类真心实意的朋友)建议我,这本书应该加上另一篇相同题材的文章,即若干年前我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的主席致辞,题为《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这篇文章可以成为该书的第五篇,而书名《自由四论》便可改为《自由五论》或干脆改为《自由论》,因为这五篇文章可能与这题目相符。所说的第五篇文章并非我的劣作,我希望它能包括在内。
他附上《导论》第一段的必要小改动,并在另一张便条上写道：“我实在汗颜。我实在只能如此：但为什么要让您(或印刷方)受罪?决定论与人的无助说到底是正确的。”
斯塔沃斯关于第五篇文章这样回信：
我们虽然对五论的想法很感兴趣,但我觉得现在收录实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在多种媒体中打出《四论》的广告,封面也已经定好,已经按照现在的篇幅核定了价格,并且——既非最后也非最不重要——已经在每个单页上印有《自由四论》的书眉。
伯林回信：
你说收录《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为时已晚,对此我自然感到失望。我估计我不再可能有哲学文集出版了。[……]但这篇文章的确属于您正在出版的文集的范围,如果不被收录,它将再无机会重印。当然,这对你、对别人(仔细想想,还有对我自己)都不是太大的损失;但是我还想作最后一次请求,恳请您考虑能否最后将《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撤换下来,第五论比它好多了。需要的改动也不太大。它将意味着去掉一个附录和一篇现在看来已成陈迹的文章——如果人们觉得它有价值,它也许会在别的结集中再版。我并未低估我现在带给您的麻烦,但是,这一次,我完善这个本子的要求(替换无疑就是完善)比我容易激起的负罪感要强烈得多,我应该为这种令人讨厌的不停的变卦负责。在这件事上您真的不能松口?您真的(现在)不能软化一下您纽约的那些同事的铁石心肠?万望考虑。
这封信不但没有软化纽约人的铁石心肠,反而使这个牛津人的心肠变得冷酷。斯塔沃斯决定摊牌时间已到,他请伯林来见他。我们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
伯林以邀请我到全灵学院午餐作为反击。“谢谢,但不。”我回答说。这必然是个摊牌的时刻,我需要利用在我自己阵地上的优势。伯林感觉到了这个策略,借口工作压力建议另找其他见面地点,但我断然拒绝。如果我们不见面——就在出版社——讨论情况,这本书的出版将不会有任何进展。他支吾搪塞了几周后,最终同意了。
那天上午我穿着我颜色最深的礼服等候他,我的脸色是阴沉的。
“以赛亚爵士……”
他举起一只手并用一种快速的佯攻来打断我的正面进攻：“他们说你正在翻译勃洛克。革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你知道他妻子吗?不知道?我见过。我得跟你说说她。”他干得还真出色。
“以赛亚爵士……”
又一次举起手,这一次佯攻狡猾地变了个方向：“我知道我让人烦,但是我太忙了,太为新学院的那些无家的讲师们分心了。”三十四年后,作为那个学院的研究员,我愉快地回忆起这个老魔法家的革命性的高谈阔论：“我得带着他们大街小巷地走,他们是大街上的尘物,但他们将拥有这个地球!”
真拿他没办法。我把我的枪口对准第五论,却弱软地同意重排被他如此令人恼怒地修改过的四论——由出版社承担费用。
不过,第五篇文章并未被永远排除在本书以外。在下一封信中,斯塔沃斯写道：“我们同意在出新版时,将增加《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1968年的斯塔沃斯协议直至2002年才兑现。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伯林“像往常一样”在《导言》的校样上大动手脚。他要求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写一个脚注来回答对他的观点的批评。他向斯塔沃斯说EH卡尔可能也乐意这么做。“上帝!要是这样的话!但是整个文章不应该成为观点(主要是我自己的观点)的汇集,这些观点受到它们预想的支持者的坚决否认。”斯塔沃斯回答是减少修改,“不夸张地说,我觉得目前的修改将要求导论几乎一半要重排”。(结果是全部重排了。)在回答斯塔沃斯的要求时,伯林说他在修改时已经尽可能把改动的空间补上了。他补充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我想说应该全速前进,只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加大马力,如果它停顿或后退,我也不能抱怨。”晚一些信件,在回答关于校样的询问时,说：
我的学说在今年的政治学本科学位考试中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因此可以预料我不受欢迎的学说出版时,将会引起批评的风暴,而且将不仅仅来自学生,还将来自各个角落：或者是风暴,或者是令人沮丧的沉默——《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类似报刊会发几篇颇为不屑的文章。所有这一切我将听之任之,或至少我设想自己会如此。
从现在开始,一切或多或少开始顺利进行,虽然还有一些小的故障。9月,斯塔沃斯告诉林内：“伯林还在进行一些烦人的扫尾工作,但我们将予以克服。”下一个月,一份林内的备忘录大胆地说：“我们想把本书放在下一季度的征订目录中。”当伯林在10月份看最后一次校样时,回答有关索引所涉页码的一些问题时,他仍然发现正文中有些错误。定稿中未及改正的错误有待新版来改正。
样书最后于1969年3月送达伯林,顺带的消息是出版时间为5月5日。就像一开始安排的那样,本书出了平装本,作为牛津普及本丛书中的一本。这个策略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也许这只是后见之明),至多是个不成熟的出版实验,因为这本书没有受到足够多的评论似乎与此相关：现有的文字编辑习惯于(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更认真地对待精装本而不是平装本。本书也许改善了牛津普及本的形象,但是它的出版样式(它的低调的书名也许强化了这一点)损害了它最初的命运。
伯林对样书的反应包括：
我自然对封面上我的照片感到恐惧——我以前就被提醒过,它使我感到压抑。这真是绝对必需的吗?不过事已如此,我也没有必要为这种趣味上的失检而悲痛。(私下说,你不同意?)至于其他,书的外观还是很精致的。现在我只期望尖锐的批评了,虽然这可能是个最坏的时刻,反复唠叨我并不感到羞愧也不希望从中退却的情绪;不过这些情绪被年纪大或年纪轻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视为非常“无关的,”。不过,不必介意,后代的评论也许更仁慈,当然也许根本不存在仁慈的后代。也许它应该被公正地忘却——书、作者、反应以及一切。
他还提供了近两百人的清单,他愿意出钱把书送给他们以供评论：“我估计有可能想买这本书的,也就这些人了。不过随他去吧。”
斯塔沃斯回信说：“我很抱歉你对封面不满意。我肯定你还记得卡罗尔·巴克劳伊周六早晨带着校样到你家拜访过你。当时你说不喜欢绿颜色字而在你的书架上选择了淡蓝色取代它。”以其淡蓝色的外观,速干胶装订,本书最终进入公共领域
*　　　　　　　　　　*　　　　　　　　　　*
关于《自由五论》(《自由四论》的第二版),出于已然明显的理由,我加上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题目出自斯温伯恩的诗作,双引号最终被去掉了,因为如果写成《“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目的证明手段合理”》),虽然准确但有点学究气,而且可能产生理解困难而不是启发。我也对四论的原文与导言进行了编辑,根据伯林的愿望(他向牛津大学出版社表达得太晚了)对太长的句子进行了断句,对太长的段落进行了分段。尽可能地增加与修订了一些参考书、引文与翻译。恢复了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因为实际原因删除的少数段落,极个别地方稍做润色,当然未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自由概念》与《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在收入1997年出版的单卷本选集《对人类的适当研究》时已经做了处理,这里便不再做进一步的修改。因为《四论》在文献中被广泛引用,所以我制作了两个版本的起止页码对照表。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重印已经出版的文章原则上是应受责备的,不过在这里情有可原。
——A.H.M.琼斯,《雅典民主》(牛津,1960)
我也增加了讨论同样主题的若干篇其他著作,以使得它们能够很方便地在一本书中被参考。的确,论希腊的文章以前从未结集,倒数第二个附录以前从未公开发表。但收录《自由》与《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却打破了我的一般准则,即同一篇作品不出现在我自己编辑的多本论文集中。但这两篇是短文,重印在内当可以原谅,它们很明显确实属于本书的范围。当然,《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是另一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收入《概念与范畴》(1978)中;但是特殊的理由上面已经谈清楚了。我最后放弃加上已收入《俄国思想家》中的《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虽然它对目前这本书的主题有着深刻的洞见。不过它是一篇较长的文章,而既然它的方法更多是传记性的,收不收录于此最终似乎并不太重要。其他一些明显的候选文章应该是伯林1952年的讲座系列《自由及其背叛》,不过,它已经由查托*.温多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单本与《自由论》同时印行。
《自由》：
这篇对伯林自由观的概述,对于不熟悉伯林著作的人,是一个很有用的引导。伯林写作此稿于1962年,是为联合电视公司讨论自由的影片准备的。由巴姆伯·加斯科因制作的五集(原文如此)系列节目名为《四种自由》,伯林出现在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集中。与往常一样,伯林在影片中实际上讲的,与他事先准备的要点非常不同;而且十多分钟的摄制(文字脚本保存了下来)只播放了不到两分钟。
1993年,特德·洪德里希请伯林为他正在编辑的一本书,即《牛津哲学手册》,撰写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伯林觉得无力写作一篇新文章。从1988年以后,他没有写出重要的东西。在那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思想credo(信条)《论理想的追求》,是接受第一届阿涅利奖的致辞(奖励他对伦理学的贡献)。虽然他的智力没有萎缩,而且他还不时写作一些短文,但显然——对于已经是八十岁的他,这是很好理解的——他实际上已经放下了他的创作的笔。
不过,他仍然询问我,他写的那些东西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能派上点用场;我向他出示了这篇小文。当我第一次让他注意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斥之为无用的东西。使我稍感吃惊的是,他后来发现它“并不差”,他做了修改并交给洪德里希。洪德里希按照它现在的这个样子愉快地接受了它。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
同样在1993年,《公共知识》主编杰佛里·皮尔在一封约稿信中告诉伯林,他的杂志是在他的著作,特别是论多元主义的著作的影响下创刊的。在回信中,伯林对这种肯定表现了很大程度的怀疑,但听任自己“被这种可能性所奉承,更不用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了”。不过他也遗憾地回绝了约稿,部分是因为他厌恶写新作的一般性情(原因已如上述),部分也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应付皮尔教授所提议的那个具体论题。
在伯林去世后不久,我在他的一堆文章中发现了这封信,并告诉皮尔根据他最初的邀请,伯林文稿受托人可以高兴地向他提供一篇伯林未刊著作。我选择了这篇文章,因为它讨论的主题是伯林的其他任何著作未涵盖的,也因为伯林自己曾经跟我讲过这篇文章也许哪一天能派上什么用场。
这篇文章是伯林1962年在耶鲁大学的斯托尔斯讲座第一讲原稿的修改稿。如前面提到的,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政治思想史的三个转折点》,第二个与第三个转折点,即马基雅维利与浪漫主义运动已经很好地包含在他的其他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是《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和《浪漫主义革命》,前者收录于《反潮流》与《对人类的适当研究》中,而后者收录于《现实感》(1996)中。当然,现在还有一本新书,《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
《最后的回顾》：
这个标题下的两个片断取自《我的思想之路》,是伯林晚年所写的简短的回顾性传记。1996年2月,在他八十七岁时,他收到中国武汉大学欧阳康教授的来信,请他提供一份思想概要以译成中文,并收录于一本文集中,向中国哲学家与大学生介绍当代英美哲学(这些哲学大多数没有中文本)。
尽管作为著作家他实际上已经退休,但中文计划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他认为这些新读者是重要的并且感觉到有义务向他们说些什么。他告诉这位教授他试图写点什么。面前放着一张写满笔记的纸,他对着录音机口授第一稿。录音文稿常常是粗糙的,需要花费时间编辑,但要产生一个可读的文本,已不需要任何思想方面的添加。当他认可我的修改,作了一些补充与调整后,带着他惯常的对修改自己作品的厌恶,对我说他不想再看到这篇稿子。这是他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在他去世后发表于《纽约书评》,也重印于《观念的力量》(2000)中。我收录了这篇文章的两个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因为虽然比较简短,它们却更新了他的批评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占了《自由五论》“导言”的大部分篇幅。收录其他部分也是可能的,特别是那些论一元论、多元论与理想追求的部分,但最好只选一些与“导言”的结构相对应的部分。
传记性的附录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信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
————伯林致简·佛劳德(1968年6月5日)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
伯林于1921年春作为移民进入英国,时年八岁,不懂英文。他告诉我这篇故事(原稿没有题目)写于1922年,在一个儿童杂志的竞赛中赢得“一篮食品”,他那年十二岁。就我所知,这是他流传下来的最早一篇作品,也是他的惟一一篇故事,它显示仅仅一年,他的英文已经有了多大的提高,它也显示出他总体上的早熟。
这是一篇关于真人的虚构故事。M.S.乌里茨基是苏维埃北部地区的内政人民委员,也是彼得格勒契卡的主席。他实际上是在1918年8月31日被一个名叫列奥纳多·冈尼格塞尔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谋杀的。我选择乌里茨基的“座右铭”作为题目,因为这篇故事清楚地指向伯林后来一再坚持的东西：现在的苦难不能作为通向未来的、想像的至福状态的途径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就此而言,这篇故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记录,而这一思想旅途在七十四年后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了概括。
伯林常常把他对暴力,特别是受意识形态刺激的暴力的恐惧,归结为他七岁时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见证的一个插曲：当他外出时,他看到一个忠于沙皇的警察,苍白的脸上带着恐惧,被一群暴民私刑处死。这个故事当然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成熟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根源。
《致乔治·凯南的信》：
伯林的文章包括大量有关《自由四论》内容的详细通信,既有在它们结集前的,也有在它们结集后的。这些信件的大部分日后将与伯林的其他书信一道按适当的时间顺序出版,但其中有一封信与众不同,它强有力地表达着这个领域中伯林著作背后的个人见解。伯林经常提及例如,在下文第245—246页,第288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中,罗素说要理解哲学家们的观点,我们必须“把握他们的想像性背景”：
每一个哲学家,除了他提供给世界的正式体系外,还有另一个更简单的、他可能并未意识到的体系。如果他意识到它,他大概也认识到它并不那么严密;所以他将其隐藏起来,而提出某种更精致的东西,他相信这个东西,因为它与他的粗糙的体系相像,他要求别人接受它则是因为他觉得他创造的这个东西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精致化是通过不停地反驳达到的,不过仅此绝不会产生积极的后果：它至多表明,理论有可能是真的,而非必须是真的。积极的结果,不管哲学家认识到它的可能性多么小,是出自他的想像性前见,或桑塔亚那所说的“动物信仰”。
人们会讨论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伯林自己的情况。例如,伯林肯定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想像性前见”。无论如何,致凯南的信生动地表现了伯林自己的“内在城堡”(用他自己的比喻)的主要房间之一的特征。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将这封信收录于此,先于它作为伯林通信的一部分发表。它是回复乔治·凯南对《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的热情赞赏的,当然也是对自己观点的表达。
《论偏见的笔记》：
城堡的另一个房间(如果更简短的话),是同样生动地产生的,即产生于1981年伯林匆忙写给一个朋友(指的是谁尚未确定)的笔记中。他的朋友想要去做一个讲座,他向伯林请教如何处理他的主题。伯林在收到要求的那天必须出国,所以写得很匆忙,信手写来,没有时间修改与扩充。结果肯定是有点仓促和过于简略。但是它非常直接地传达出伯林对不宽容与偏见的反对,特别是对狂热的一元论、刻板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反对。这篇文章本该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表,但它对于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是如此切题,所以我将它发表在随后出版的一期《纽约书评》上。
《伯林及其批评者》：
就像伯林在《最后的回顾》中所说的,《自由四论》的中间两篇所激起的评论是非常广泛的。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手资料的增长率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我试图在以赛亚·伯林作品托管会的官方网站上对之作即时记录,我希望材料能一直保持更新。《自由论》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一个简短的批评综述对这个纯粹的目录进行补充。它会帮助读者走进讨论伯林观念史的日益增多的论文与书籍中：鉴于本书的内容,我把重点放在对自由的讨论上。这个综述超出编者的能力之外,由莱切斯特大学的伊安·哈里斯慷慨提供,哈里斯本人也是一篇有价值的论《两种自由》的文章的作者。
索　引：
《自由四论》的索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涵盖人名方面它是适当的,但有关概念的词条太少。因此我再一次求助于道格拉斯·马修。他曾是伦敦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几乎我编辑的所有伯林著作的值得信赖的索引制作者。我请他整个重做。
来源与致谢：
包含在《自由论》中各篇文章的初版详细情况如下：
《自由五论》：
导言：收入《自由四论》(伦敦与纽约,1969：牛津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外交事务》第28卷第3期(1950年4月)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1953年5月12日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所做的奥古斯特·孔德纪念讲座,原题为：“历史作为托辞”(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重印于《奥古斯特·孔德纪念讲座：1953—1962》(伦敦,1964：阿斯隆出版社)
《两种自由概念》：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致辞,发表于1958年10月31日(牛津,1958：克拉伦敦出版社)
《穆勒与生活的目的》：1959年罗伯特·威利·科恩纪念讲座,发表于1959年12月2日伦敦老市政厅(伦敦,1959：基督教与犹太教协会)
《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就职演说,发表于1963年10月14日伦敦WCI贝特福广场,载《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64卷(1963—1964)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载T.洪德里希编：《牛津哲学手册》(牛津,1995：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于伯林的《观念的力量》(伦敦, 2000： 查托*.温多斯;普林斯顿, 2000：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作为《政治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的一部分,载《公共知识》第7卷第3期(1998年冬季号)
《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与《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一道发表于《纽约书评》1998年5月14日,题为《最初的与最后的》;重印于《最初的与最后的》(纽约,1999,《纽约书评》;伦敦,1999：格兰塔),也收入《观念的力量》(见上)
《传记性附录》：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1922)：与《我的思想之路》一道以《最初的与最后的》为题发表(见上),未作本书中的编者改动
《致乔治·凯南》(1951)：本书首次发表
《论偏见的笔记》(1981)：见上文xxx注
我感谢蒂姆·巴顿,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继任者,允许我再次查看《四论》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知道我不一定会忠实地复制在其中发现的东西。本书出版后,他的同事安杰拉·格里芬和乔·斯坦布里奇显示了很高的专业精神、礼貌与克制。我要再一次感谢罗杰·豪泽尔, 利奥弗兰克·霍福德*.斯特里文斯(他的贡献还包括别的方面)与克里斯托弗·泰勒在准备稍有问题的《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的文稿出版方面提供的帮助。切姆·阿布拉姆斯基,特雷尔·卡弗,约书亚·谢尼斯,蒂莫西·戴,斯蒂芬·格罗斯,罗杰·豪泽尔(他一直是智慧忠告的永久而耐心的源泉),杰里米·詹宁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玛丽·皮克林,汉斯·波泽,海伦·拉波特,马里奥·里卡尔迪,菲利普·谢菲尔德,马歇尔·沙茨,斯蒂芬·B.史密斯和曼弗雷德·斯蒂格等人慷慨地在单个问题上提供的帮助。贝蒂·柯洪以其惯常的、范例性的可靠录入了整本著作,塞纳·摩尔筹划了随后的管理工作,并在编辑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改进意见,他还提出了一个极好的比喻。萨缪尔·古滕普兰提供了道义支持与有益的建议,他和詹尼弗一道为编辑工作的最终完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沃尔夫森学院与我的慷慨的赞助人继续为我的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亨利·哈代
2001年9月22日
沃尔夫森学院,牛津

在这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中，伯林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和索雷尔等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异见者”。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战着传统的智慧，但他们的贡献却远远不为人们所认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

《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杰出的、预言性的分析，对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伍德罗•威尔逊作了细致深刻的描绘，因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本政治经济学巨著，它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新和更高的水平。
《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凯恩斯的成名之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等。 《和约的经济后果》风格铿锵有力，妙语连珠，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其中的尖刻嘲讽透露出凯恩斯在道义上的愤慨。

Nearly two years before his powerful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1818-1883) co-wrote "The German Ideology" in 1845 with friend and collaborator Friedrich Engels expounding a new political worldview, including positions on materialism, labour, production, alienatio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class conflict, revolution, and eventually communism. They chart the course of 'true' socialism based on Hegel's dialectic, while criticising the ideas of Bruno Bauer, Max Stirner and Ludwig Feuerbach. Marx expanded his criticism of the latter in his now famous Theses on Feuerbach, found after Marx's death and published by Engels in 1888.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lso found among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Marx, is a fragment of an introduction to his main works. Combining these three works, this volume is essential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No figure among the western Marxist theoreticians has loomed larger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an Louis Althusser. A rebel against the Catholic tradition in which he was raised, Althusser studied philosophy and later joined both the faculty of the Ecole normal superieure and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1948. Viewed as a "structuralist Marxist," Althusser was as much admired for his independence of intellect as he was for his rigorous defense of Marx. The latter was best illustrated in For Marx (1965), and Reading Capital (1968). These works, along with Lenin and Philosophy (1971) had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 New Left of the 1960s and continues to influence modern Marxist scholarship.
This classic work, which to date has sold more than 30,000 copies, covers the range of Louis Althusser's interests and contributions in philosophy, economics, psychology, aesthe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arx, in Althusser's view, was subject in his earlier writings to the ruling ideology of his day. Thus for Althuss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 involves a repudiation of all efforts to draw from Marx's early writings a view of Marx as a "humanist" and "historicist."
Lenin and Philosophy also contains Althusser's essay on Lenin's study of Hegel; a major essay on the state,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Freud and Lacan: A letter on Art in Reply to André Daspre," and "Cremonini, Painter of the Abstract." The book opens with a 1968 interview in which Althusser discusses his person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今日中国正行驶在文化变迁的高速路上，人类学这门年轻而富朝气的学科正可提供宝贵的参照。它教会我们以宽容的心态，理解他人的观念与文化实践，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焕发更明亮的光彩。
这本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人类学导论，遵循以问题为基础的独特指导原则，每章都围绕一个关键问题精心组织，用相关田野故事揭示身处田野的人类学家将会遇到的潜在问题、挑战和后果。透过亲身田野经历，与其才华横溢的个人教学风格，作者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学家所面对的核心概念与问题，有助于学生深入掌握人类学研究人类行为和观念的方法，并有机会在读过本书后，在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生活中，继续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讲述了大西洋两岸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和竞争，反映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1942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生动描写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视野不仅跨越大西洋，而且涉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始终把握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打破了思想上固有边界的限制。

本书梳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精英政治体制在教育、文化、政治、经济、金融、体育、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种种败迹，借助包括次贷危机、房市泡沫、华尔街丑闻、社会运动、媒体事件等诸多案例清晰地勾勒出了美国的最新概貌，并揭示了由此对美国社会乃至外交的深刻影响。堪称21世纪第一 个十年的“美国社会/政治史”。
教育、医疗、政治、经济、金融、精英、中产阶级……
我们谈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美国，也是谈论我们自己。
把国家交给最聪明、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统治是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然而作为精英政治样板，过去十年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个国家“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不仅政治上腐败无能，而且几乎所有的支柱性体制都出了问题。
一切似乎从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把小布什送上总统宝座开始——
号称世界顶级安全机构的美国安全局却没能阻止19个拿着小刀的男子，政客和记者用共同编织的“情报”把美国拖进了漫长而血腥的伊战。
几个月后爆出的安然丑闻，居然是在全球最有信誉的安达信事务所的怂恿和协助下进行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美国陷入近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雷曼兄弟破产、庞氏骗局、次贷危机等更使失业率创下30年来新高，直追大萧条时期。
与此同时，体育界成了禁药乐园，教练员直接参与买卖并指导使用；教会利用制度漏洞庇护性侵儿童的惯犯，导致更多孩子遭殃；名牌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出自精英之家，后者以0.1%的人口攫取比99.9%的国民财产总和多得多的个人财富，并阻碍社会阶层流动……
一边是教育、医疗、金融、体育、教会、媒体、军队、政府部门丑闻迭出，备受质疑；一边是群众运动愈演愈烈，美国民主在新媒体、自媒体的鼓噪下原形毕露。2011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克林顿甚至公开承认了精英政治的失败。
精英政治还有没有救？
谁在重蹈美国的覆辙？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划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政教关系问题， 通常被称为“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主题”，在美国尤甚，有人甚至认为整个美国史就是一部政教关系问题的探索与试验史。本书首次依据大量历史事实和法院判例，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美国政教关系：（1）在历史中的探索与发展，（2）在司法中的应用与实践，（3）在理智中的解释与反思。本书注重原著原典，追溯历史起源，探察宗教缘由，立足具体诉讼案例，解析司法原则与动向，结合历史、宗教与法律，对美国政教关系问题，作出了全方位跨学科性的系统研究。

新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全景式展现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
纵览影响西方世界至今的哲学思潮；
详述新马克思主义的渊薮、发展历程以及与汉语文化圈的关系；
展现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尔施、卢森堡、卢卡奇等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生命实践!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其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自20世纪初以来，尝试重新检讨或反思马克思古典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而是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实现社会正义化、合理化和自由化的指导理论，这股思潮已经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生活之中。本书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发展脉络，介绍了自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森堡、卢卡奇、科尔施等思想家以来的基本内容及其实际影响，并针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生平简历、思想学说作一全面性的论述。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提高而成的。全书在较详尽地掌握国内外已有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分析政党制度的概念和形态入手，阐明了日本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自民党一党优势政党制”。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生态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这一日本型现代政党制度生成、发展、演化的过程，得出了该政党制度是日本这个特定民族国家政治生态环境产物的结论。本书对日本政党制度形成根源的分析、对其特点的提炼、对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对新的转型期日本政党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等，都颇有学术见地和理论深度。这一成果的出版，有助于本领域研究者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日本政党制度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向，也有助于进一步认清作为特定民族国家政治生态环境产物的政党制度，是不能随意移植或照搬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政治生态环境的不同，尤其是根本制度上的本质差异，更不能全盘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因此，本书不仅在学术上给人以启迪，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宪政民主的诟病几乎同战争一样贯穿了整个20世纪。时至今日，认为民主无法逃脱“歧视性”命运的人仍不在少数。而本书可看做近年来为解决“歧视性民主”问题的重大理论尝试。
本书在理论构建上适时引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海萨尼的“不确定性”两个技术元素。前者消除了制定政治正义原则时，为己谋私的利益博弈格局；后者则消除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利益不对称。本书认为，普遍性原则应该成为立宪的根本原则，唯有在宪政层面上贯彻这一原则，才能避免多数人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剥夺少数人的利益。
译者序 / 1
前言 / 1
鸣谢 / 1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普遍性原则、法律与政治 / 3
一 规则是由人发现的还是人为制定的 / 4
二 无知之幕的运用 / 6
三 法律之下的平等 / 8
四 法律中普遍性原则的效能 / 10
五 法律与社会目标 / 12
六 政治中趋向普遍性原则 / 13
第二部分 分析
第二章 多数主义民主 / 19
一 契约主义的基础：作为交换的政治 / 20
二 契约遭到破坏：作为强占物的政治 / 24
三 政治选择的目标 / 26
四 选择对象的内生性 / 28
五 简化的图解 / 29
六 政治是否有必要是正集合 / 31
第三章 消除非对角线 / 35
一 多数主义轮换的必要性 / 36
二 非对角线上的不对称 / 37
三 寻租与非对角线 / 43
四 人与人之间有价产品的区别 / 45
五 对角线制约下的多数稳定 / 50
六 存在偏好差异背景下的普遍性原则的政治效率 / 51
第四章 扩展讨论 / 54
一 集体行为的基础 / 55
二 对称性的含义 / 55
三 宪政化作为普遍性原则 / 59
四 普遍性原则与集体行为的正当性 / 62
第五章 普遍性原则与政治议程 / 64
一 作为范例的政治 / 65
二 非自然的普遍性 / 66
三 公共性的神话 / 67
四 政治抉择的创造性 / 70
五 宪法性企业行为 / 71
第三部分 应用
引言 / 77
第六章 普遍性与外部性 / 78
一 公共土地的积极与消极管理问题：一点题外话 / 80
二 以环境法规为例证 / 82
三 多数党轮执与对等外部性管制中的普遍性 / 84
四 多数党轮执与非对等外部性集体化中的普遍性 / 86
五 普遍性与产权的发展 / 88
六 政治无效率的存在 / 90
七 代际及序列外部性 / 92
八 结论：外部性与政治失效 / 94
第七章 市场限制与普遍性标准 / 96
一 对内部（国内）贸易的政治干预 / 97
二 对外部（国外）贸易的政治干预 / 99
三 普遍性原则制约的应用 / 101
附件 最惠国条款 / 105
第八章 普遍征税的政治效率 / 107
一 不同政权下的税收效率 / 108
二 多数民主 / 112
三 效率的含义 / 115
四 税收普遍性的含义 / 118
五 结论 / 121
第九章 赤字财政与时段性歧视 / 123
一 赤字财政与时段性普遍原则 / 124
二 普遍原则与李嘉图—巴罗的债务中立原理 / 125
三 公债、公有资本与普遍性原则 / 127
四 赤字财政与宪法上的普遍性标准 / 128
五 债务偿还与普遍性原则的标准 / 130
六 结论 / 131
第十章 普遍性原则与公共服务的提供 / 132
一 普遍性与政府服务的分配 / 133
二 公共服务生产的分配方面 / 138
三 普遍性与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 / 140
四 政治效率与公共物品的资助 / 141
五 结论与总结 / 145
第十一章 普遍性原则与再分配 / 147
一 支付转移 / 147
二 程式化中间选民模式中再分配的范围 / 148
三 来自要求实行非普遍性原则的压力 / 150
四 公共和个人对支付转移的需求 / 153
五 对老年人实行的总财政转移支付 / 154
六 对其他目标群体的转移支付 / 156
七 提供实物或进行补贴的特殊服务 / 158
八 宪法性财政歧视中存在的一些困难 / 158
九 结论 / 161
第十二章 一致性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保险 / 163
一 统计的一致性：保险和彩票 / 164
二 普遍性与社会保险 / 166
三 国家扶持的竞争 / 168
四 犯罪和惩罚的随机成分 / 170
五 结论：统计的一致性和宪政抉择 / 171
第十三章 一致性缺失的普遍性：联邦主义 / 173
一 此地的同质性不一定需要彼地的同质性 / 173
二 普遍性与机动性 / 176
三 联邦主义和一致性服务水平的根源 / 177
四 结论：联邦制度作为目标服务的主要手段 / 178
第四部分 前景
第十四章 宪法秩序的政治构架 / 183
一 最低限度的但具歧视性的多数主义民主 / 185
二 最大限度但不具歧视性的多数主义民主 / 186
三 有限普遍性原则：受约束但又较为宽松的政治 / 187
四 对政治秩序的非契约论解释中的普遍性原则 / 189
五 21世纪的政治经济 / 190参考文献 / 192中外译名对照 / 199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世界构想 /地缘政治学里程碑之作/ 以“边缘地带论” 纵观世界 /推动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联盟战略的重要思想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书中收录了14篇文章，分别由11位当代西方学者以及前苏联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所撰写，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激荡，使全书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
本书的主题是从哲学角度分析、探讨恐怖主义，即：分析恐怖主义及其相关的概念，考察人们针对恐怖主义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立场，进而探讨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论证本身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及其价值观。
编者普里莫拉兹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哲学教授，兼任澳大利亚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学研究中心墨尔本大学分部的研究员。他在本书导言里说：“我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让读者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
此言非虚，故本书尤其适合喜欢独立思考的读者阅读。

保守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思想体系，原本没有严密一致的学说系统。其中的各个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争议，甚至在基本价值观上也有分歧。
刘军宁的《保守主义》是国内第一本介绍保守主义思想的经典作品，但和教科书或一般学术读物截然不同的是，本书不是包罗万象、囊括各个版本保守主义学说的汇编，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些主流观点和作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主张。

本书为作者对国学、西藏问题和学术方法等热点问题的思考，发表以来深受学界和文化界的好评。作者的“大国学”理念别具一格，对“语言学”的阐释和倡导发人深省。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经历，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使作者对国际视野中的西藏问题有非常透彻和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