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讲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从19世纪晚期的起源到20世纪中期灾难性毁灭的历史，深入讨论了纳粹主义的神奇魔力、纳粹德国体制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与大屠杀相关的诸多难题和德国人的认罪困境，这使得本书成为研究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均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成产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央“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都是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作者还力图表明，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应联系国际大环境，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状况；应纠正以回忆录邓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本书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批判美国在冷战前后推行的“美国式民主”的力作。作者指出，美国在冷战前后，分别借口为遏制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对“民主”的进攻，扶植美国的代理人以独裁或专制方式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极不民主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式民主”的价值观，美国才是打着“民主”旗号却行“遏制民主”之实的真正的“恐怖国家”。

内容包括：政制中的传统、自由与社会、改革与传统、政治实践的原则、法国革命的教训、政府的职能、法律的权限等。

支配社会学的研究，曾被评断为韦伯整个诠释社会学体系中“功力最纯熟与最精致的部分”。韦伯正是通过深入探讨卡理斯玛支配、传统型支配在人类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各种具体的基本的变化，通过对教权制的深度审视与分析而跨入宗教与政治交会的领域，并在研究这两种支配的交互影响中进一步探讨其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的首个中文译本。主要有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编者撰写的韦伯的生平及思想概述。另外三个部分是韦伯的著述，包括韦伯的三篇著名演讲，即“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和“德国的资本主义与乡村社会”，前两篇表明了韦伯对于现代政治人和知识人的总体评价，以及韦伯本人的价值立场，堪称思想史上的不朽杰作，第三篇则是从宏观背景论述了以德国为核心的中欧地区在现代世界与西欧、北美形成的反差、原因以及可能的前景.对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并非平衡发展历史中的意义具有独特的启发价值。除此之外的两个部分均选自《经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文集》，反映了韦伯方法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是通过对权力、群体、制度和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论述观念与现实的因果关系以及互为因果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历史发展是多元动力而不是单一或终极要素的作用。

本书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近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孟德斯鸠（1689—1755）最主要的著作。该书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作者在本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

本书包括作者发表于法国革命前的四篇文章,即《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其中后三篇均是就美洲问题而发，因此定此书名。

本书《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施米特提出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

本书内容包括：宪法的概念、国家的概念、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的基本义务、公司团体、公民选举权、公民直接立法权、公民罢免权、公民总投票、国家机关及其职权、议会、行政机关、法院、联邦制度、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的可能性、宪法修改的程度、中国制宪史徊及现行政制、清季之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及北京政府时代的制宪、国民政府时代之制宪、国民政府的机构等。

本书的主题是宪法与公民，主要是以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法为基础讨论宪法的角色和地位。它究竟是作为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政治宣言还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司法诉讼来具体履行的行为准则存在。同时还讨论了美国宪法发展与社会科学讨论演变的交织。本文集从理念与实践两个角度，从宪法法案本身与宪法在具体案例中的判决（山东滕州齐玉苓案的判决）两个层次对宪法进行了透视。评论中收的几篇文章是对几个经典文本，比如《会饮篇》、《曼陀罗花》等几个经典文本的评注与解读。从古典那里挖掘生、死、共同体、公民等主题的主要内涵。对我们思考中西方宪法本身复杂的演变和宪法实践大有裨益。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支部结合本国个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志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研究政治发展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提出“政治稳定=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的著名公式。研究Huntington，此书必读，断不可只跟潮流去看《文明冲突论》而不看此书。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用无数证据捍卫了古典自由主义，是让那些大政府、保姆政府的最后辩护士们闭嘴的令人振奋的一击。大卫·鲍兹用平和的语调，揭示了深藏于美国最深处的理想，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显而易见的尊崇。
——威廉·维尔德
美国这个国家由无数从内心深处信仰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人组成。本书把人们这种内心深处的信仰用语言表达了出来。美国也是一个到处都是政客、学者和自以为是的精英的国家，这些人打心底里不相信自由和责任。本书狠狠踢了这些人的屁股。
——P.J.欧鲁克
在这个年代里，政客们口口声声说，大政府时代结束了，却以此为借口来追求一个更大更糟糕的政府。这时有人能够写一本书，回顾我们传统的每个方面，对古典自EB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描述，并且可读性强，信息丰富，的确是一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大卫·鲍兹的这本入门读物将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结合在一起，杂以各种逸闻掌故，恢复了美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传统，并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件值得赞誉的事情。
——理查德·爱泼斯坦
大家公认“大政府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政府无法履行其承诺的时代，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规模庞大。哪里出问题了？关于人性在政治中表现的哪些基本假设出错了？读一读《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你会找到答案。”
——芝加哥先驱报
出版前言：
《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在中国的出版象征着两个激动人心的进程：一是世界人民相互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二是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争与国家主义的肆虐之后，和平与自由的理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也许看上去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时机并不凑巧。目前，从法国总统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在宣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完了”。一个美国中左派知识分子甚至欣喜若狂地说：“古典自由主义完蛋了”。这些批评家们是短视的。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法治下的自由。
对于始于2008年末的这场经济危机，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它，搞清楚它的起因。这是一次由政府管制、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自然不可能用更多的管制、补贴和干预来治愈。克利斯托夫•希钦斯在他的文章中说：“次贷与衍生金融工具的恐慌摧毁了我们对信用的信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起因是每个人都被许诺可以得到一切，而结果是每个人都上了民粹主义的当”。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对剧变的世界，发展的中国不断做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判断，是国际战略研究的重任。为此，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愿对中国的战略研究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战略研究丛书”的宗旨。我们这套丛书将从广义的角度来讨论战略问题，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环境与资源、社会和人文等众多领域，凡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均可列入。我们没有既定的作者，凡符合上述选题标准，且学术价值高，有独到的见解，思想性强，文风好，并有政策水平的著作皆可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