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本书以陈期尢和致以党的关系为主线，详细阐述了致公党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特别是对陈其尤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活动，陈期尢在致公党“三大”前后的作用与贡献， 以及他担任致公党主要负责人期间的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中国致公党卷》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整个古代官制史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秦汉以前的官制，班固说是“夏、殷亡闻焉”。师古曰：“盲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①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毫无所闻，只不过无系统的记载罢了。而班固所说的 。周官则备矣”②，也不尽然，《周书》、《周礼》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总之，秦汉以前的官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秦汉以后在官制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一方面是“汉因循而不革”，即所谓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同时又是“颇有所改”。改变的地方实际上很多，本书中随处可见。“因循”当是就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精神
而言，从这方面说，不但是“汉承秦制”，在某种意义上秦汉宫制又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这就是秦汉宫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又是和秦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如果说，秦以前韵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作为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放在世界史中去考察，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是秦朝开始，汉朝逐渐完善的。

本书通过缜密的逻辑演绎，将先前的国际关系学中散乱的术语整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广泛借鉴了其他学科（包括科学哲学、社会学、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在书中，作者从排列原则、单元功能和权力分配三个角度界定了国际政治结构，认为结构是系统中的一系列约束条件，通过奖励一些行为、惩罚另一些行为而限制了国家的行为。

序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本书既是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开设的哲学史课程的讲义，也是一份卓绝的理论工作的珍贵记录。通过讲授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18世纪法国哲学与政治、黑格尔、直到马克思的现代思想历程，阿尔都塞把“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艰巨事业落实于对理论文本进行精彩、深邃而细腻的解读之中，致力于通过“极端的思考”，在思想史上发掘与汇聚一条“唯物主义的潜流”，揭示马克思理论革命的历史渊源。

【内容简介】
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在本书中，迈克尔·弗里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出现的过程，探究了共同体、福利和国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发展，强调了伦理和科学对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影响。
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里登认为，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 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又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为现代英国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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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新型自由主义”理论中哲学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一直在被讨论，却从未被细致地论证过，直到这部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著作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一现状。
——《卫报》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部迟到的重要著作……本书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
——《英国历史评论》
说理清晰，令人信服……这本书会在我们的视野和讨论中停留很久。
——《美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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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克尔·弗里登是“意识形态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英国政治理论研究的权威人物。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张新刚为本书作中文版导读，引领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位顶级学者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本书清晰、详尽地梳理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流变，以及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出现与发展，是一部叙述英国政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著作。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从进步主义、人文主义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了许多影响当代政治思潮之起源。
◆从密尔与格林到霍布豪斯与霍布森，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的思想如何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基础？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寻得答案。
◆本书收录于三辉图书策划的“倾向与可能”书系，该书系汇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开放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真相的勇气。三辉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

增订版《原则》将在原文基础上补充重要内容：柄谷行人2017年11月25日在明治大学所作讲座发言的文字稿，题目为《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中，柄谷回顾了他在2000年时发起组织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并且基于对该运动的反思，对《原则》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柄谷强调，这场运动的出现是与他所从事的哲学批判活动分不开的。运动的契机源自于柄谷对交换样式D（联合）的思考，后者中包含着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契机。而该运动的解散，则给他在2002年以后的批判工作带去了新的课题。除了重提流通领域运动的重要性之外，柄谷还尤其强调，只有当同时扎根于本土并指向“世界共和国”，“联合”才是可能实现的。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于治戊戌变法史，这使作者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科学委员会聘为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实作者的说法，及免读者复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作者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異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推翻清朝统治。
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 民主政治。
四、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作为城市地理学教科书，本书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城市研究领域的最近进展。全书以城市与经济、城市与社会及城市自身的成长过程为主要切入点，结合以全球不同城市为对象的案例分析，将城市研究中的经典模型、新近理论及后现代观点融合为一体。本书不仅结构清晰，文字也十分流畅、感情充沛，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于城市问题深切关怀。

2014年4月16日，追踪世越号航线，对至今尚未查明的沉没原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记录。对于事故发生时间的陈述，各自不同的记录以及消失的航迹，以乘客的采访和目击者的证词及专家咨询等为基础，重新组织了那天大海上发生的事情。
耗资9亿韩元，经过科学验证及坚实的CG还原，再现沉 船过程。航线再构成花费六个月，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缜密调查，从物理学博士的咨询开始，首次公开世越号幸存者的另一种证词和资料等客观证据。
并非单纯的“提出质疑”，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完全不同的新的世越号纪录片诞生。由执导《백년전쟁 1부》（《百年战争第1部》）、《프레이저 보고서 1부-누가 한국 경제를 성장시켰는가》（《Fraser Report第一部-谁让韩国经济增长了》）通过犀利的目光和执着的采访被称为“疯狂的金导演”的金智永担任导演。

本书是对印度著名君王和梵语戏剧作家戒日王（590-647）的系统研究。玄奘西游，适逢其盛世；王玄策、蒋师仁访印，遭遇他崩殂。公元七世纪，印度的戒日王、大唐高僧玄奘、中国的唐太宗这三位在中印交流史乃至印度和中国各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神奇而确凿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戒日王在中印两国的历史、文学等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书运用梵汉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生平、家族、都城、战争、帝国疆域、宗教信仰、中印交往、文学创作等方面深入考察这位与中国密切相关又富于传奇色彩的印度君王，并尝试通过解读戒日王梵剧和波那《戒日王传》等文学作品，从跨学科的视野和文史互证的角度印证和补充戒日王史料，为中印文学、文化、历史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戒日王在位四十余年，建立强大的戒日帝国，奉行自由的宗教政策，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作者认为，王权是贯穿戒日王一生的主线。生辰即笼罩王权的光辉；二重即位是获取王权的契机；战争和邦交是拓展王权的举动；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将政治军事的控制力延伸到精神领域，最大程度地巩固了王权。戒日帝国的兴盛从各个角度诠释着戒日王的王权信仰，而这个相对稳定的短命王朝没有千秋万代而是一世而终，亦是源自王权的滥用与失衡。

本书试图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书中的基本假设是，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要想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就非得阐明民族主义不可。
本书所用的“民族主义”是总称，它包括民族认同（或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它偶尔也用来指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除非特别说明，它与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无涉，虽然人们经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本书要探讨的具体问题是：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它为何以及是如何转型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关注5个率先如此的社会：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

《文明中的城市》是英国著名城市史专家彼得·霍尔的经典之作，全书由“作为文化熔炉的城市”“创意环境之城”“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以及“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五篇三十章构成，作者从古到今，旁征博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了“文化、创新和城市秩序”三个核心问题，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遇到的诸多问题具有指导、警示和借鉴意义。

For many years now China's economy has seemed unstoppable. A slow appreciation of the renminbi in 2007 brought wave upon wave of liquidity into China and allowed its companies and banks to raise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dollars via stock market listings. State banks that had started the new century as bankrupt relics of a communist past became the darling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ven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and the ensu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eemed to have little impact on China as the government quickly responded with a huge stimulus package. But the Lehman collapse was a dramatic wake up call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is model of bank and capital market reform had been studiously emula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had brought great benefits to China. But now, although they believed it to be bankrup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bereft of new ideas.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government returned to what it knows best, massive state intervention via the banking system. Ten years of banking and capital market reforms were dead.
In Red Capitalism, Carl Walter and Fraser Howie detail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ormed and modeled its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30 years since it began its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 Instead of a stable series of policies producing steady growth,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has boomed and gone bust with regularity in each decade. The latest decade is little different. Chinese banks have become objects of political struggle while they totter under balance sheets bloated by the excessive state-directed lending and bond issuance of 2009.
Looking forwar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created a banking system the stability of which can be maintained only behind the walls of a non-convertible currency, a myriad of off-balance sheet arrangements with non-public state entities and the strong support of its best borrowers--the politically potent National Champions--who are the greatest beneficiaries of the financial status quo.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is not a model for the west and, indeed, is not a sustainable arrangement for China itself as it seeks increasingly to assert its influence internationally. This is not a story of impending collapse, but of frustrated reforms that suggests that any full opening and meaningful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not, indeed cannot be, on the government's agenda anytime soon.

《现代国家的起源》为新政治经济学译丛之一。《现代国家的起源》研究国家起源尤其是现代欧洲国家早期历史的学术小册子。《现代国家的起源》精彩刻画了自中世纪起，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特别集中分析了法国和英国，因为作者认为，那些一直持续到我们现代的第一批欧洲国家制度，是在1100-1600年期间法国和英国形成的，正是这些制度的发展，才使得欧洲国家能够拥有用于组织、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其他欧洲国家，都非常强烈地受到这些先行国家的影响。

Product Description
As China is transformed, relations between society, the state, and the city have become central.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investigates what is happening in cities, the urban edges, and the rural fring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se relations. In the inner city of major metropolitan centers, municipal governments battle high-ranking state agencies to secure land rents from redevelopment projects, while residents mobilize to assert property and residential rights. At the urban edge, as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seek to extend control over their rural hinterland through massive-scale development projects, villagers strategize to profit from the encroaching property market. At the rural fringe, township leaders become brokers of power and property between the state bureaucracy and villages, while large numbers of peasants are dispossessed, dispersed, and deterritorialized, and their mobilizational capacity is consequently undermined.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explores these issues, and provides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elite politics and grassroots activism, legal-economic and socio-political issue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n the property market.
About the Author
You-tien Hs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She is the author of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19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editor (with Ching Kwan Lee) of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Forthcoming, Routledge).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对自由主义极为扣人心弦的探索与辩护，不仅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建立以来的众多理论基石，还研究了那些挑战自由主义的理论。沃尔夫分析并赞赏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广阔人性概念，但他也明确表示，在自由主义被成功应用到诸如移民、堕胎、宗教自由等问题之前，它需要被修复、理解、接纳，以最有益的方式融入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
迄今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自由主义在守势和空想间摇摆不止。毋庸惊讶，美国公众难于辨识它所指何意。如今，艾伦·沃尔夫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