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爬梳欧洲的“风景”以及风景观的缘起及其兴盛与沒落，援用中国的山水观资源，让中欧双方思想面对面地凸显出各自的未思。之后，采取双边的人文资源而提出他个人对“风景”的新定义，认为欧洲的风景思想若要振兴，必须开采中国山水观。

《论艺术与鉴赏》由三十八篇经验性议论文组成，涉及艺术哲学和心理学、绘画题材分类、形式批评、作品鉴定的基本要素，以及作品修复的标准和艺术文献的鉴别等议题。
本书中所表述的一些观点，既来自作者的独立思考，更来自一位鉴定专家所直接接触到的相关问题，从而也使本书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作者试图通过这些文章让读者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的本质原则，并寻求建立起一套更精确的术语系统，为自己建构起一些涉及学术与艺术之间关系的观念。
本书的前半部分是理论性的，且渗透到了哲学的领域；后半部分则讨论绘画批评的实践。书中所涉及的艺术史实被用来作为支持作者观点的论据，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来自作者所熟悉的领域，即15和16世纪尼德兰的绘画。作者坚信：对任何个体艺术品每次真正的考察，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整体的视觉艺术，甚至更好地理解一般意义上的所有艺术活动。

本书分二十个专题，精选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百二十余篇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梳理与凸显中国现代思想脉络——尤其是其内部张力——的文选。编者从现实的社会文化情境出发，梳理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将选文以主题词形式分别归类，内容涵盖此一时期 中国人对于现时危局之造因、变革危局之方式以及中国之未来想象等多个层面的深刻思考。本书是从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集，也是为有兴趣重新解读中国思想的读者提供的入门书籍。

本书为法国著名作家、电影导演、诗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字母主义国际与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居伊·德波的代表作。除序言外，全书共九章221条。围绕“景观”这一概念，德波指出当代社会正处于从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向社会景观之王国的过渡之中，在这种新的历史断代里，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超越國族疆域，跳脫醫學史框架
以東亞整體為範圍，探討 18 世紀以來東西方醫療文化的碰撞與交流
全面關照東亞醫療、科技與社會之現代化歷程
科技部「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計畫成果
中央研究院／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講座」計畫叢書
邀集中央研究院、陽明大學當代台灣一流學者撰述
《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共分四大領域，即醫學與東亞現代性、殖民醫學與後殖民時代、性別與醫療、生物醫學與現代臺灣。
本書第一篇以「醫學與東亞現代性」為題，介紹傳統醫學發展的特色，及其在當代社會中的現代轉化。張哲嘉的〈近代早期的東亞傳統醫學〉一文首先透過介紹傳統醫學思想演變，官方對醫療的態度，醫者與社會的互動，乃至藥業的發展，醫療的國際交流等諸多面向，呈現出傳統醫學的複雜樣貌。祝平一的〈救人靈魂，非為肉軀〉一文，以十七、十八世紀由西方傳教士引入中國的自然哲學書籍出發，討論跨文化交流過程中諸多值得深究的議題。哈佛大學栗山茂久先生選譯的〈風的想像與中式身體觀的發展〉，藉由梳理「風」在不同性質文本中的呈現及其轉變，強調傳統中國對於醫學與身體的認識如何與時空觀、自我觀、自然觀、宇宙觀等交雜，形成一概念相互穿透、支撐的認識與體驗系統。王文基的〈瘋狂、機構與民國社會〉一文則著重由「機構」的角度檢視現代醫學與中國的連結，試圖以中國的例子為基礎，與同一時期西方及日本的精神醫學發展進行比較分析。
本書第二篇以「殖民醫學與後殖民時代」為題。李尚仁以〈帝國、殖民與西方醫學〉一文，評析西方學界對於相關議題的豐富研究成果。劉士永所著〈日本殖民醫學的特徵與開展〉一文首先以臺灣為例，探討日治時期醫療的諸多面向，包括以防疫為主的醫療公衛政策、醫療行政、護理與助產士之養成，以及醫師的社會地位。顧雅文的〈疾病與醫療的環境史觀點〉一文，特別從環境史領域研究的歷史、特色、引發的爭議，以及若干學者的修正看法，介紹晚近環境史關於疾病與醫療的討論。劉紹華的〈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醫療援助的文化政治〉一文，正是以跨國公共衛生體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間的演變，審視殖民與後殖民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本書第三篇以「性別與醫療」為題。傅大為以〈「醫療化」論點的當代多元演化，與來自性別與社會研究的商榷〉一文，聚焦在「醫療化論點的當代演化」，並對「性別與醫療」這個議題再作思考，延伸論述亦涉及婦女健康運動的新發展情勢，乃至於性別與醫療的可能新研究策略。張淑卿與盧孳艷合著的〈性別與科技交會的護理史：本土案例〉從歷史角度出發，關注傳教事業與西方護理來臺的歷史脈絡，延伸探討臺灣護理發展中的性別與科技如何影響其專業發展，並探索其形成脈絡，及其對護理實務產生之作用。林宜平的〈賽伯格的悲歌：東亞性別、勞動與健康〉一文，企圖透過分享東亞年輕女工在工廠裡的歡聲笑語，以及感受隨之而來的猝死，或關廠、離職之後罹癌的各種職業災害，重新喚起讀者對於發展賽伯格理論的原始關懷。雷文玫的〈從臥房政治到公共政策：不孕與人工生殖技術治理的法規變遷〉，帶領讀者思考幾個關鍵問題：作為一個決定權利義務與分配資源的公權力，國家面對不孕女性的抉擇時，究竟透過規範扮演了什麼角色？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共同形塑生殖技術的使用？以及不孕女性生育抉擇的主體性為何？
本書第四篇以「生物醫學與現代臺灣」為題。陳嘉新的〈生命政治與社會偏差：初探臺灣的鴉片類藥物治理史〉，由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理論興起與社會偏差之詮釋入手，進而闡釋倫理上的正當性如何在特定的政治運作邏輯下產生並維持。而這樣被界定的自我與他人的治理，又是在怎樣的權力與知識的架構下得以被操作。郭文華的〈在臨床試驗中的東亞族群〉，討論焦點置於日本與跨國藥廠交手的過程，而非針對日本藥物法規系統的概述。蔡友月的〈基因、祖先起源與科學爭論〉，再次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方興未艾的醫學領域─基因科學，以及當前仍喋喋不休的政治爭論─臺灣民族的組成與科學定義。
全書四篇章的安排既有史學以時繫事的縱深，個別主題也不失橫向聯結、深入探討的廣度。第一篇提出的「東亞現代性」兩層面意義：西方科學帝國主義與醫療在現代東亞社會的特殊樣貌。第二篇針對東亞殖民經驗的各個分析，不僅幫助讀者掌握過去時空脈絡與醫療發展的關係，更提點反思當下醫療現象與文化中的殖民遺緒。第三、四篇的作者群就由不同的學科專業視角，在通論與個案間展現了參考西方理論、反思東亞現代性的運用價值。

·编辑推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可谓渗透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乃至当代文化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导读弗洛伊德》的作者帕梅拉•瑟齐韦尔把精神分析的理论及其之于现代思想的意义置入相关的语境和背景下来加以研究和解释。对于弗洛伊德著作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反响，本书第2版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包括：
•追溯弗洛伊德在其事业生涯期间的著述背景及其思想发展；
•探究弗洛伊德作品中的诸多悖论与矛盾；
•聚焦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解释性策略，且特别关注于它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影响；
•考察新近针对弗洛伊德的强烈抵制反应，且力主精神分析的持续关联性。
这本导读由于鼓励并使读者有准备去着手弗洛伊德原文的阅读，从而保证了所有层面的读者都会发觉弗洛伊德思想的有效性、挑战性乃至持续关联性。
·内容简介
第1章介绍了弗洛伊德早期的医疗实践。在这期间，他治疗了很多中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女患者，正是这些病人的癔症性疾病致使他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第2章介绍了弗洛伊德最早的几本书，以及其中涉及的有关解释的问题——《释梦》涉及梦的象征意义，《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涉及诙谐的意义，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则涉及口误、过失、遗忘的字词等的意义。
弗洛伊德确信，性欲和早期的童年发展之于神经性疾病以及我们每个人是困扰亦或无忧地长大成人而言的重要性。他的《性欲三论》在1905年发表，从而给精神分析对于性欲发展的重视设定了日程，这部分内容会在第3章详细探讨。
第4章会讨论几例著名的个案研究，它们均带有引人眼球的匿名，诸如“狼人”、“鼠人”和“小汉斯”等。这些研究往往看起来更像心理惊悚小说，而非枯燥的医学报告。
从1910年代中期开始，弗洛伊德便试图把他的心灵理论系统阐述成一套逻辑连贯的设想或计划——他假设了“自我”（ego）、“它我”（id）与“超我”（super-ego）三种范畴，以帮助说明他在心灵的不同功能之间看到的分裂。第5章将探讨弗洛伊德在其整个事业生涯中所绘制的不同心灵地图。
直至1939年弗洛伊德逝世以前，他都不断地在艺术、文学、战争、恐惧、精神分析的方法论，乃至文化、社会与宗教的起源等主题上进行写作。第6章概述了弗洛伊德有关文明与社会的结构的主要思想。

雅克•拉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具影响力和理论煽动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其理论不仅在今日的文化研究及艺术批评中被广泛运用，而且在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教育学等领域也有深刻影响。本书既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叙述了拉康及拉康学派的传奇，也对拉康本人庞杂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目前国际拉康研究中涵盖面最广、篇幅最为庞大的一部专著。

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拉康的理论亦需“斜目而视”。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齐泽克一方面透过通俗作品解析拉康的理论，揭示“无意识的逻辑”，勾勒“欲望的原理”；另一方面借助拉康理论解读通俗作品，这既包括希区柯克、安东尼奥尼、大卫•林奇、赛乔尔•莱昂、弗里茨•朗、雷利•史考特、乔治.米勒等著名导演的电影，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等通俗作家的小说，以及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雷蒙•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娄等人物形象。作者对通俗作品的解读，彰显了“通俗”作品的“非通俗”之维，展示了“通俗”作品的现代乃至后现代蕴味。

本书作者以“物质文化”视角统摄设计史与理论研究。
从“设计史的方法与理论”、“外国设计历史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研究”、“现代手工艺研究”、“设计教育历史研究”等方面，多角度阐述设计史研究的“点线面”。
着重中外设计史的个案研究，以“非典型”的历史研究方式勾勒出“经典”的设计史脉络。

When a society becomes more affluent, does it lose other values? Are the skills that education and literacy gave millions wasted on consuming pop culture? Do the media coerce us into a world of the superficial and the material - or can they be a force for good? When Richard Hoggart asked these questions in his 1957 book "The Uses of Literacy", Britain was undergoing huge social change, yet his landmark work has lost none of its pertinence and power today. Hoggart gives a fascinating insight into the close-knit values of Northern England's vanishing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and weaves this together with his views on the arrival of a new, homogenous 'mass' US-influenced culture. His headline-grabbing bestseller opened up a whole new area of cultural study and remains essential reading, both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as a commentary on class, poverty and the media.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集结了斯皮瓦克理论研究的主要关怀；囤积了她30年学术生涯的累累硕果；见证了一个亚裔女学者与西方霸权体制注视与反注视的复杂关系。

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
社会会改变吗？又如何去改变？
想改变社会的人可能很多，但又并不认为真能改变社会。即便选举时去投票，即便自己当选作政治家，但如此就能改变社会吗？这样想的人应该是不在少数。
从中，可以窥见这样的一种心情：有改变当前社会之心，却并不认为交给政治家就可以。既然自己参与也不会改变，于是就不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当看到示威游行暴发时又会想，或许……也不是不可能……
社会，会因游行示威而改变吗？经常有报社记者问我，“游行示威，又能改变什么？”“相较于游行示威，投票不是更好吗？”“不组建政党将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吗？”
似乎很多人认为，去投票，选出议员、政党，通过法律，这就是改变社会了。但就如本书中提到的，这不过是诞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的近代代议制民主主义思维，若死报不放，思路未免狭隘。
那么成立非营利组织呢？创业呢？革命呢？是不是就能改变社会了？但这些也依然稍嫌狭隘，都不过是近200年来出现的老套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或思想的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尤其是在告别帝制、民国建元的时刻，承载着古老文明意识的历史遗迹随处可见。而如何看待、处理和安置这些“历史与记忆”，使它们不断融入“现代”中国的现代生活之中，相关讨论、争议贯穿了整个民国乃至共和国初建时期。在大量典籍、诗文、建筑、城市规划、民族国家等问题的“书写”互动下，作者直面各种形态的材料，条分缕析，抽丝剥茧，既结构化地呈现了古都北京逐渐消逝的气息，又在现代性理论上做出推进的尝试，是“历史与记忆”本土化思考的范例。

Are languages incommensurate? If so, how do people establish and maintain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 between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one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of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commonly conceived equivalences?This study -- bridging contemporary theory Chinese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By this term, the author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new words, meanings, discourses,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rose, circulated, and acquired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China as it contacted/collided with European/Jap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reexamining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book asks three central questions: How did "modernity" and "the West" become legitimized in May Fourth literary discourse? What happened to native agency in this complex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How did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magine and interpret its own moment of unfolding?After the first chapter, which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al issues, ensuing chapters treat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such as national character, individualism, stylistic innovations, first-person narr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works of Lu Xun, Lao She, Shi Zhicun, Ding Ling, Xiao Hong, and others in this light, and concludes by probing the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ese writers and critics moved from confidence in the absolute centrality of their civilization to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one among many 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Inshort,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Zhongguo ren (men and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 terms of what is not of the Middle Kingdom?An appendix lists and classifies over 1,800 loanwords and neologisms introduced into modern Chinese before 1950, the largest annotated collection to be found a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布烈松惟一的一部著作。是作者二十余年对“电影书写”进行的点点滴滴思考的集结。作者认为“电影书写”与时下的电影不同。电影是一种舞台剧的再现，抹杀了摄影机的独特性。而摄影机的精彩之处在于复制舞台剧，而在于它严格捕捉到肉眼见不到而又为电影作者提供了极具潜力的组合要素，让电影作者可以通过各种影像及声音的组合，令镜头所捕捉的现实片从现实的层面转化为真的层次。所以，作者视演员为模特，他们的作用不是演活某个角色，而是让人们通过他们不露痕迹的言行进入他们的内心存在状态，这远比实际的戏剧冲突更能感动人。与其说影像再现了某种现实，倒不如说它们激发了某种想像。因此看似平淡的影像在适当的组合下就会造出神奇。作者不囿于电影题材，更揭示了其他创作活动。其反思由技进乎道，阐述预知、等待、诱导、亲近等艺术，颇具电影伦理学之论。

本书据岩波书店1985年2月20日第二次印刷的版本译出。描述了日本和欧洲的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出版界等知识界领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概况及其基本思想。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从一种后现代型的后意识的哲学范式出发，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性质内容给予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解读，并从中开显出以身体为本，以两性生命对话为取径，以历时性和族类化的历史生成为终极指归的所谓“身体哲学”体系。该体系的推出，既可视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来面目更为忠实的现象学还原，又同时以一种别具一格和自成一体的理论建构，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最终告别了以西方意识哲学为其元话语的哲学上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