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大概100卷左右，每卷500RMB。

《疑难字续考》主要内容简介：中国字书具有悠久的编纂历史，东汉以后，几乎历代都有大型字书问世，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字书编纂史严重存在重贮存而轻整理、重编纂而轻考辨的问题，加上传抄失误和编写失误，致使大量变体字与正字失去联系、字书所收之字与文献用字脱节，大型字书中贮存下来了成千上万的疑难字。凡未与正字认同或认同有误的变体字统称疑难字，其中因音义不全而未与正字认同或认同有误的变体字称为难字，音义存在传抄失误或编写失误而未与正字认同的变体字称为疑字。通俗地说，疑难字也就是编字典的人不认识或认错的字。大量疑难字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大型字书的编纂质量和利用价值，影响到汉语文字学的研究，影响到古代文献的解读与古代文化的传承，影响到汉字的国际化、规范化、标准化，影响到大型字库的建设与古代文献的数字化，因此，有必要对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字作出考释。

辞书疑难字的考释与俗文献的俗字考释对象都是历代楷书，是相互关联又不同性质的工作。近代的俗文献中的用字，出现了很多与经典用字和历代正字差别很大、流 通度很低的字样、字形，需要考释。因为这些字还没有离开文献的语境，考释的条件应当比较具备。而大型辞书中的颖难字，并不都是从文献中直接搜集来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几部辞书转收、转释时产生分与合的错误而形成的，他们成为疑难字纯粹是汉字贮存领域产生的问题，很多是找不到文献用例来佐证的。因此，对这些字进行清理，其难度要大于文献用字的清理。
宝忠关注这个问题已有多年，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他这一工作的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最大提高是不再局限于单个字的考释，而首先去梳理中国辞书发展的脉络，对贮存领域的问题有了更多敏锐的发现，他边考释，边总结，提出了以形考字、以义考字、以音考字、以序考字与以用考字的诸多考释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增强了他考释的自觉性和准确程度，而且对辞书编纂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国家级大型字书《汉语大字典》为主要线索，对中古以来字书贮存的疑难字进行考释（由于《中华字海》把《大字典》淘汰的字几乎全部收入，又由于《字海》对《大字典》所收的部分异体字、错讹字与正字作了沟通，所以在解决《大字典》问题时，对《字海》也不得不有所涉及）。在疑难字考释的基础上，揭示大型字书疑难字的来源、探讨疑难字形成的原因、归纳疑难字考辨的方法、总结汉字变易的一般规律、阐释疑难字考释的意义。

本书全面汇集了传世和出土的吴越铭刻数据，分为吴王室铜器题铭、越王室铜器题铭、其他吴越题铭三部分。本书在总结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考古学的方法，系统梳理并考证了从吴王寿梦到夫差各代吴王室的题铭资料60余种，从越王允常、句践至越王无颛各代越王室的题铭100余种，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书中部分资料为首次正式刊布，器形、铭文齐备，部分铭文附有作者新作摹本，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吴越铭刻图录。

本书是徐中舒先生于1980年应中华书局主编李侃先生之约，由吴天墀先生负责蒐集先生旧文，整理编辑而成。199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收先生论文60篇，基本囊括先生大部分代表作。

《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即是对族氏铭文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首先界定了族氏铭文的概念和《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的研究范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了一番总结。接着分析了族氏铭文的性质和特点，认为族氏铭文是代表家族名号的文字，有时常常联缀以职事性铭文，以表示该家族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然后我们将族氏铭文分为单一氏名和复合氏名两大类进行探讨。对于单一氏名，主要从出土情况的角度分析该家族的分布情况，分析了一些具体的族氏铭文，由此总结族氏铭文的出土地与该家族分布地的关系。对于复合氏名，我们主要讨论了复合氏名的各种类型，并分析各类复合氏名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最后，我们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讨了安阳殷墟各家族的聚居状态。并依据族氏铭文资料，探讨殷亡后殷遗的状况。 族氏铭文是指商周青铜器上所铸的用以标识作器者家族名号的铭文，这类铭文往往比较象形，在整条铭文中相对独立，与其它铭文基本没有内容上的联系。

《转注论(增补本)》摒弃静止的结构类型分析法，着眼于汉民族创制文字的语言社会背景，通过对汉字产生、发展历史情况的具体考察，和对传统六书理论及其有关学说的系统研究，严肃地、总结性地论证了中国文字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汉字孳乳之大法即最能产的造字法，并不是“形声”，而是“转注”。

1899年甲骨文発見より凡そ1世紀、この間の厖大な甲骨文字研究の成果を、字釈という形で網羅し容易に通覧し得るよう編集したもの。1988年までの全世界の刊行物1904種を対象に、延べ字釈総数約25000項を分類・編成し発表年代順に配列した。

《汉字学新论》之“新”，主要在于区分了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能”三个维度建立汉字学系统，将汉字学的各种具体问题放到相应的系统中分别讨论，从而避免不同质问题的纠缠不清。《汉字学新论》之“新”，还在于既有发展的眼光又具辩证的思维，既能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材料的各种不同现象，又能用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把它们串联沟通，从而避免支离破碎和顾此失彼。例如对史前文字的论述和史后文字的论述、对形体来源的分析和形体结构的分析、对构形关系的描写和字用关系的描写、对汉字演变的本体阐释和文化阐释，等等，相互之间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整体。另外，笔者曾经提出汉字学应该建立一个分支学科，叫“汉字语用学”，受这种思想影响，《汉字学新论》特别重视汉字的语用职能，几乎在每个问题的论述中，都会有职能系统的独立分析，这也应该算是不同于常见汉字学书籍的一个特色吧。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多方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从全新角度探索汉字起源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历来的“书同文”政策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形声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字、文学、书法艺术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作者还揭示了汉字未形成初期陶器上的大量线形符号反映了古代闪族人使用字母并尝试采择陶上符号以代替借用契形文的雏型字母之特殊观象，从而提出了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作者更指出不使用字母是中国古代就做出的明智选择。《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不向香港、澳门及国外地区发行。
作为“业精六学，水备九能”的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大师，饶宗颐先生被论者称为“无愧于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之荣冕。因其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既具有中国傅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又旁通西方治学门径，故而在被称为世界显学的甲骨学、敦煌举、简牍学，以及中外交通史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尤以古代文字学研前独深。《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为其数十年研究积累之成果。

甲骨文字是商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用龟甲曾骨进行占卜和词的文字，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
本书为《汉字构形史丛书》的一种，对甲骨文构形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本课题研究的工作程序分为提取字样、字样整理、字形拆分与归纳、构形分析和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特点分析等几个步骤。
本课题提取字样以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为主，同时复核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等予以补充和修正。

本書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年12月12—13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的結集。本書收入来自中國、日本、美國等地學者提交的學術論文計44篇，内容圍繞會議主題“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展開，并涉及甲骨文、金文、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等多個方面的研究。

陈永生所著的《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站在文字史、比较文字学及普通文字学的高度上，从多个角度研究埃及文字的文字特征，是一件填补空白的事。
对埃及圣书文字的性格与性质的归纳，得出了较多有意义的结论。由于世界文字的共性，以前我们的理解，似乎埃及文与汉字除了形体之外，可说是大致相同。而永生此书，在“求同”的同时，发现了圣书文字与汉字的“异”的一面。这一工作及其成果显然是埃及文字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一步。
对汉字研究的视角的开拓有新的启发。此书把埃及圣书文字与汉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以汉字的特征映衬出埃及文的特征的同时，汉字的一些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视的特征也随之展现出来。所以，该书对促进汉字乃至其他古文字系统的深入研究，也有着很好的示例作用。

《文字学教程》是中文系文字学教材，体系完备、材料新颖、注重对比、结论中肯。

《敦煌俗字研究》（第二版）是郭在贻教授提出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中著名的“敦煌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郭在贻教授的学生、著名学者张涌泉教授编著，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诸问题，如俗字的性质、敦煌俗字的概况、敦煌俗字的类型、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认识敦煌俗字的方法，等等；下编按部首把敦煌字书、韵书以及其他写卷中的俗字材料汇为一编，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参证，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俗字的来龙去脉。
张涌泉教授的《敦煌俗字研究》是一部敦煌俗字研究领域的重要专著，全书资料完备，论述全面，颇多创见，实用性强，对文字学研究、对敦煌文书的校读、对大型字典的编纂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摹录了目前所见到的几乎全部甲骨字形，总计46635文。字形据拓片原大精确摹写，依自然分类法归类，标注出处及所属时代。书末设置了四种检索法，可以作为常备工具书。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书代表了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水平。

自序
《新金文編》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一部專門收載商、周（至戰國末）兩代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這些古漢字因為都是以鑄刻方式施之於鼎彝的，所以給這些古漢字起名字的漢宋人根據了這一特點將其呼為“彝器款識”，成為這類古漢字最早的稱呼。由於勒銘的青銅器多是鐘鼎，人們又呼其為“鐘鼎文”。又由於青銅器是以青銅鑄就，古稱青銅為吉金，所以又稱之為“吉金文”，省稱為“金文”。
在金文研究過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識字。因此纂集收釋金文形體的字編對於推動金文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識字上的指導，另一方面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系統的字形資料。
這項工作在宋代金石學興起時，就有學者開始做了，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釋文》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金文字編。清末金石學大發展，吳大澂編纂《說文古籀補》，收釋金文單字相當豐富，在金文識讀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部字編為補古籀而作，兼錄石鼓、古陶、古璽等載體上的古漢字，並不是一部專門性質的金文字編，對金文異體的收錄十分有限，而異體又恰恰是金文研究最為重要的資料，因此《說文古籀補》儘管在當時識字水平很高，卻無法滿足金文研究日益發展的需要。
1925年，容庚先生纂成專門收釋金文形體的字編《金文編》，《金文編》字形一律採用摹寫方式，按《說文》部次編排，字頭之下廣錄異體，成為金文形體的淵海。其后隨著時代發展，這部字編分別在一九三九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五年三次修訂增补，使這部字編儘管經历六十年，一直能以摹錄之精、形體之富、識字之專業而成為古文字學、考古學等諸多研究領域最具权威性的金文工具書。
自一九八五年至今，又是二十五年過去。這部字編沒能再加修訂增補。而這二十五年，古文字材料甲骨方面有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土、簡帛方面有九店楚簡、江陵楚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睡虎地秦簡等出土與發現，其中郭店簡、上博簡中的資料不少有傳世文本或傳世相關資料與之比照。銅器方面，據劉雨、盧岩《近出金文集錄》、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劉雨、嚴志斌《近出金文集錄二編》等書著錄，一九八五年後至二〇〇七年間新出器銘多達二千餘，二〇〇七年後陸續又有不少重要器銘公佈，時代涵蓋由商到戰國。總覽上述這些新出資料，在古文字學、考古學研究上價值重大的形體甚夥。舉幾個例子，四祀𠨘其卣銘的真偽学界至今存在爭议，铭中的“𠨘其”是否为人名、是否有其人，大家意见也不统一，1991年陕西岐山出土铜斝有“亚𠨘其”三字，其中“𠨘”字写作“”，與四祀必其卣銘中的“𠨘”（作）構形全同，說明“𠨘其”其人確有（參見劉雨《近出金文集錄·前言》），卣銘不偽於此當得確證。又如，在公佈的殷墟新出器銘中有一“”字，左从“”，與西周九年衛鼎“顏”字所从的“”全同，顏字所从的“”，根據楚簡所見“面”字形體資料，結合“顏”字字義，學者論定就是“面”字，現已為學界共識。而“”既與“”構形全同，則其亦為“面”字無疑。得此“面”字，則“面”字的源頭便可追索到商代金文，過去研究甲骨文的學者曾將甲骨文中的“”釋為面，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有“”字，學者考證它才是商代真正的面字，而此“”與“”構形亦全同，可為“”為面字的一個重要證據，亦進一步證明“”決不是“面”字。“面”字在商代甲骨、銅器上皆有發現，亦說明它在當時是一個常用字，同時也表明“面”是商代的一個常用詞，“面”由商代的“”、“”經歷西周的“”再到戰國的“”，最後結體為小篆的“”，形體一脈相承，皆以“”為指事符號，置於“”“”、“”（𦣻）前，示顏面之所在，是一個指事字。又如疾病的“疾”字，《說文》小篆从疒，矢聲。以前能看到這種構形的“疾”字最早在出土的春秋時期侯馬盟書中，形體發展缺了西周長長的一環，有的学者因此認為“疾”字由“疒”變為“疾”是見於甲骨文中那種矢著腋下的疾字發展到西周晚期的疾字（毛公鼎）後，和表示疾病義的“”（甲骨文）合流而成，新見材料表明“疾”這種形體在西周早期或中期的否弔卣銘中便已經存在，寫作“”，春秋金文所見寫作“”，戰國寫作“”，形體一脈相承，由殷墟甲骨文的“疒”發展到“疾”始自西周早或中期，沒有漫長的缺環，而西周晚期从大从矢的疾字還在使用，說明“疾”這種形體和無關，《說文》分析“疾”字从矢聲是正確的。等等。在文字考釋方面，突破也相當大，由於新出的一些楚簡文字資料有傳世典籍相參照，旁及同期金文、上溯商周金文，遂使一些長期沒能釋出的金文疑難字得以釋出，長期被誤釋的字得以糾正。如鄂君啟節中的“”，處在銘中關鍵位置上，由於找不到形體方面的可信證據，無法確切釋出，郭店簡出土和上博簡面世，悟知原來就是“就”的古文，遂使這個長期未能确釋的疑難形體得到確釋。又如商代金文中有、等形體，可以分析為从彳从步，也可以分析為从辵从止，以往的考釋者多作从辵从止分析，釋為徙，可是楚簡文字資料揭示“徙”字寫作、，从辵，从徙字古文（《說文》从“米”乃訛體），睡虎地秦簡所見作、，从辵从“少”，“少”顯然是徙字古文省，小篆从“止”，學者指出乃是“少”形之訛，證明以往釋、為徙是錯誤的，實乃步字繁文，在目前所見出土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并沒有从辵从止的“徙”。等等。類似的研究成果還可以舉出許多，將金文的釋字水平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由於《金文編》滯後多達四分之一世紀，新資料，新的研究成果無法體現，限於時代科技水平，字形採用摹寫方式，再謹慎，也難免有失真之處，而且人們看著摹本，終覺不是真經，使用起來常常要去查對原拓，費時費力，等等，因此廣納新資料、吸收新成果，運用新手段，編纂一部《新金文編》，成為學界熱盼。
我在1996年曾出版一本名叫《金文編校補》的書，其後也主要以研究金文為業，由於這樣的一些原因，對金文資料、研究成果比較熟悉。學會操作計算機後，曾萌生利用計算機神奇的檢尋製作技術編一部給自己教學科研用的《金文編》的願望。於是我就利用工作之暇搜集、掃描資料、以字頭立文件夾，用駑馬十駕相督責，不間斷地將鍵盤敲打下去，四五年過去，積之已多，試著使用，非常便利。點擊搜尋，瞬間即得，這更鼓勵我繼續不間斷地做下去。
2006年暑期來臨，編纂《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古代卷告竣後，我向責任編輯王炘先生談起電腦上的這部孕育有年的書稿，講述了它的價值。王炘聽了之後非常高興，他立即約我以其為基礎，為作家出版社編纂一部《新金文編》以饗學界，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接著，我和王炘先生討論了將要貢獻給學界的這部書的特色。認為其特色就應該是個“新”。
爲了能實現這一特色，不辜負出版社的熱望，我確定了以下目標和原則作為編纂指導：
一、要編出一部所收字形絕對客觀的字編。為此，字形一律運用計算機剪貼拓片（無拓片者剪貼流傳下來的摹本），不作對筆劃可能發生影響的描摹處理，不清者照錄，盡可能地附摹本以供使用者參考，摒棄由編纂者摹寫的舊辦法。
二、要編出一部方便科研的字編。為此，字形一律按時代排列，每個字形均標注器名、時代、著錄，讓使用者所需基本信息齊備。
三、要編出一部新出材料囊括無遺、異體資料極為豐富的字編。為此，字形選擇既要充分照顧從前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材料，又要特別注意收錄近年來新發現的有價值的字形材料。新發現的材料收錄下限要盡可能地下延。
四、要編出一部釋字與時代研究水平相應的字編。為此，要廣泛搜求1985年后考釋成果，凡可從者一律遵從，絕不囿於門戶。
於是就把“家珍”抖鋪開來，照上述原則重新組合，刪繁去重，刊蕪存菁，查缺補漏。
這一年，我來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中與應用中心，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人氣和諧，科研時間充足，我在這裡主持教育部重大課題“近十年來出土古文字集釋電子資源庫”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古文字詁林》補編”，而《新金文編》要將1985年以後二十馀年間新出的金文形體加以整理收釋，和兩個課題相合，遂納入課題，作為中期成果加以運作，到2010年夏，編纂告竣。
雖然，亦絕不敢沾沾自喜，更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準依字書的性質及編纂成例，編纂中曾廣泛參考汲取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所以我在這裏謹向前賢時彥致以崇高敬意。
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責任編輯王炘先生以及翟婧婧女士。他们為本書出版，策劃方方面面，沒有他们的督責和孜孜奉獻，這部書的問世將不可能，因此在小序結尾，我要向王炘先生、翟婧婧女士表達我的永恆謝意。
董蓮池
2010年夏識於滬上
卷首說明
一、本書是專門收錄商周（至戰國末）期間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學者習慣上稱為金文，本書因之。
二、本書為方便尋檢，遵依《說文》部次，始一終亥。
三、本書收錄之金文字形，一律從拓片上剪切，並標注拓片來源，不清者附以摹本以供參考。如無拓片僅有摹本傳世者則剪切摹本，亦標注摹本來源。拓片或摹本之選擇，著眼清晰，不專主一書。
四、本書每字頭下所收金文形體，均於其下標注所出器。除極個別者外，均按時代先後排列，順序為：商、商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西周早期或中期、西周中期、西周中期或晚期、西周晚期、西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或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或晚期、春秋晚期、春秋、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或中期、戰國中期、戰國中期或晚期、戰國晚期、戰國。斷代主要依據著錄書上的說法。某些則參照近年來專家的新成果，限於體例，未能標注，敬請諒解。
五、本書金文字形下所標注之拓片來源，取于《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金文集成釋文》者，只標注該書冊數和拓片序號，如“08.4144”，表示取于《殷周金文集成》第八冊第四一四四號；取于《近出金文集錄》者，標注該書簡稱和拓片序號，如“近出353”表示取於《近出金文集錄》第三五三號；取于《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者，標注該書簡稱和頁數，如“新收644頁”表示取於《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第六四四頁，取于《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者，標注該書簡稱、冊數和拓片序號，如“銘文選二680”表示取于《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二冊第六八〇號，餘可類推。取自刊物者，一般標注全稱，亦有個別標注簡稱者，詳《拓片引用書目》。刊物年份的標注，只標注後兩位元數字，如“文物84.1”表示取於《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文物07.8”，表示取於《文物》二〇〇七年第八期。
六、本書收錄的金文字形，刊佈的時間下限截至2010年。
七、本書卷末附有部首索引、拼音索引，以供檢索。

上元本玉篇
佚名韻
小学鉤沉三編
修学好古 成果卓著
——我校文学院词典学杨正业教授《古佚三书》即将问世
作者：邓文珍
我校文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杨正业，一生从事词典学研究，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专著《难字考》、《汉语大字典难字考》、《万用学生字典》、多部，分别发表国家级核心刊物多篇，其中，《教育实习基地建设与研究》早在1997年获四川省政府一等奖，是我校词典学专业的泰斗级人物，他治学严谨，教书育人，深受学生欢迎。
2006年退休以后，潜心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古佚三书》的辑校研究，真可谓含辛茹苦，年近80的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六、七个小时全神贯注的收集整理辑校，这是年轻人都吃不消的活，杨教授用六年时间，完成了《古佚三书》，加上《附》共计四本，约300万字。该书2013年3月面世。为了完成此书，杨教授女儿及一家人参加了录入和整理，两个毕业的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辑录和校勘工作。
《古佚三书》全为忘佚之书，忘佚时间最短的一千年，最长的三千年。该书四本为：古佚三书之一，《上元本玉篇》，唐﹒孙强增订，宋末元初忘佚。
近年来，人们但闻其名，未见其书，一些评述说多属臆测之词。现从辽、金文文献发现并辑校成书，这对词典、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由杨正业，冯舒冉，魏现军辑校。
古佚三书之二：《韵》辽﹒佚名撰。词典学界，语言学界从未听说过《韵》这样一本书。现在依然有人持怀疑态度而提不出证据。此书记万条语言材料，辽人、宋人、金人、明人都叫《韵》，这根本无需辩驳。本书由杨正业，杨涛辑校。
古佚三书之三：《小学钩沉三篇》，清人有《小学钩沉》和《小学钩沉续编》。此《三编》辑录的全部是唐代以前的新材料。杨正业，杨涛辑校。
古佚三书附：《大广益会玉篇》,宋﹒陈彭年等重修，宋人奉皇帝之命对“之一”的孙书加以重修，故列为“附”放在这里，清人有过校勘，但极为简略。宋以后不断刊印，全用“暗改”，不出教语。杨教授此次点校全面对照孙书和元、明、清几代中国和日本的完本和简本，异同错讹，源流清楚，根据可靠。（稍微不足的是没有拿到日本现存的宋本）。本书由杨正业，冯舒冉，魏现军点校。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体会杨教授从宋末元初的忘佚，到从金人书中发现，并辑校成书的工程有多么的浩瀚，杨教授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是多么的可贵，更重要的是这300万字的四本书，填补了我国词典、语言学研究的空白，为发掘我国词典学，语言学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在该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衷心希望这种书海寻宝、愚公移山的治学精神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