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阅读本书
"What is at stake in this book is nothing less than a dramatically new way of approaching literature, one which in its unostentatious, low key way scandalously smashes a whole range of liberal humanist icons."
--Terry Eagleton
Who is more important: the reader, or the writ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66, Pierre Macherey's first and most famous work,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dared to challenge perceived wisdom, and quickly established him as a pivotal figure in literary theory.
In this provocative work, Macherey puts the focus as much on the reader as the writer, stating that the very act of reading is a form of production in its own right, generating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s which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uthor.
Part of the birth of a whole new branch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Macherey's work also influenced a new generation of critics among them Jacques Derrida, his contemporary, and Terry Eagleton. His ideas have also led some observers to claim that h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fully two years before Roland Barthes' famous essay.
The reissue of this work as a Routledge Classic brings some radical ideas to a new audience, and argues persuasively for a totally new way of reading. As such, it is an essential work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有是文化的，从跨越科学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显示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本书是一部研究小说魔力的神奇之作——分析其主要元素，颂扬其持久动力。书中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最时髦的批判深入到了讲故事时的机械设定，由此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说”认识”某个虚构的人物时，这意味着什么？生动的细节由什么构成？何谓成功的隐喻？现实主义是现实的吗？为什么有些文学惯例变得过时，而另一些却保持活力？
从荷马到《给小鸭子让路》，从圣经到约翰·勒卡雷，詹姆斯·伍德广泛取材。本书既是一部虚构手法的研究佳作，也是一部小说的另类史。它幽默、深刻，无论你是作者还是读者，甚或是对此书该兴趣的路人甲，它都将对你有所启迪！

在思想史上，《但丁：皈依的诗学》作者弗里切罗给我们的启迪在于，他立足于奥古斯丁传统，发现了基督教精神与“诗”在本质上的某种类似，从弗里切罗的立足点或许可以推出，在某种程度上，文艺复兴“诗”的复活恰恰是基督教的一种精神向度“世俗化”后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现代性的产生。无论我们对于弗里切罗的结论是认同还是反对，我们都能从他的论证过程受到启发、并进而对“诗与哲学之争”、“启示与理性”等问题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思考。

本书是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一本代表作。本书批判性地全面审视了17世纪至今的翻译活动，介绍了在各种翻译策略中通顺的策略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英语中外国文学的成文规范。对外国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一时期英语国家价值观的种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文化后果，作者提出了质疑。在追溯翻译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并指出那些与通顺策略相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践质在传达而不是消除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作者还援引英美及欧洲国家的一些文本和译文，细致阐述了把翻译作为一个差异集合体进行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及批判依据。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正文仅210页左右，却在“导言”之后分别列出“基本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三个内容宏富而阐述精练的专章。与《文化与社会》相似，威廉斯以四个关键词——文化、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唯物论的“基本概念”，既展示四个概念所标示的领域的学术史演迁，又揭示理论脉络背后汹涌的历史潮流。在其后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中，则又以一系列关键词为主干展开逻辑推演。

语言中是如何诞生了另一种新的语言，致使整个语言向其极限或自身的“外在”倾斜。
精神病的可能性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
言语活动的外在是如何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然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
为什么通过词语，作家从写作这一刻起都成为着色专家和音乐家。

本书是瑞士著名学者麦克斯·吕蒂（Max Lüthi，1909—1991）的代表作和“奠基性著作”，它不仅是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名著，而且被誉为伟大的成功之作和20世纪文学科学的基本著作。
该书采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了欧洲童话的形态学特征和形式本质，在世界童话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它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提出的“含世界性”“形式意志”“一维性”等概念被广泛称引，其划时代意义在于：不仅使欧洲童话研究大为改观，也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关于童话的常识和印象。
该书在语言上的明快、犀利，在分析上的深入浅出以及在哲学洞见上的敏锐直觉，都不亚于任何一部现象学的哲学著述。吕蒂的研究不仅是欧洲童话本体研究的集大成，它在系统性、完整性和创新性方面有所建树。

Parry's collected papers were published posthumousl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ited by Adam Parry, his 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玛丽安•摩尔评论休•肯纳的话——“大胆，他可能过于大胆了，但我们需要他”——也同样可以用在詹姆斯•伍德身上。正是过度的能量和好辩的冲动让伍德读起来很提神，我们常常接受他的教诲，有时也想一驳为快。
——威廉•H•普理查德，《纽约时报书评》
《破格》、《不负责任的自我》、《私货》和《小说机杼》几本书的出版，使詹姆斯·伍德成为同时代批评家中的翘楚，他不仅是一个明察秋毫的评判人，更是当代小说的鉴赏家。
《破格》是詹姆斯·伍德的第一部批评集，同时讨论文学和宗教。
“书中讨论的一些作家——梅尔维尔、果戈理、勒南、阿 诺德、福楼拜——文学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清楚，而常常是一种莫大苦恼……然而，总有作家伟大到足以在宗教冲动和小说冲动之间腾挪，区分两者 ，但又奇迹 般地两面受益。梅尔维尔和福楼拜是这样的小说家，乔伊斯和伍尔夫亦然。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十九世纪的变乱已过去五十来年，而作为一个著名的不可知论者的女儿，宗教信仰并没有拘于传统的痛苦。难关已经闯过。对她来说，一种宗教信仰或神秘的信仰与文学信仰轻柔地调和在一起——然而，对她来说，小说仍然保留着怀疑、质询的功能。在她的写作中，小说表现神秘，不过是为了展现我们无法抵达神性，因为神性已然消失。在她笔下，小说以宗教之心，行怀疑之实。 ” （黄远帆）
詹姆斯•伍德以其独有的激昂的声音，推进了一些最困难的议题：小说和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可以是什么样子。他是那种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他饱含深情而热衷争论的批评文章在对象的范围和道德的严肃性方面激动人心。
——苏珊•桑塔格
目前没有几个批评家……可以提醒我们谈论文学也是文学的一部分。若能为这种谈论加上激情、精确和丰富的阅历，那便是一份罕见而珍贵的才能：我们的好消息是伍德有这种才能而我们有伍德。
——加布里埃尔•乔西波维奇，《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伍德是一个天才的细读者。这部批评集里妙笔贯穿始终，时而甘美多汁，时而刚毅雄健，时而据理力争，时而倨傲冷嘲，激情四溢又不失细节方寸。
——约翰•班维尔，《爱尔兰时报》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教授于2012年11月应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项目的邀请所做的系列演讲实录。演讲围绕“主体·互文，精神分析”的主题宣讲了克里斯蒂娃关于符号学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等核心观点。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著作，全景式地研究了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库尔提乌斯认为，以往标准的“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的文学划分方法，割裂了这几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对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欧洲文学，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惯用语、隐喻、表达方式、主题等阐释它们同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因此，库尔提乌斯将中世纪拉丁文学，视为古代文学与后来各民族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如此一来，便将从荷马到歌德的欧洲文学整合起来。
* * *
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代表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语言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经典。作者以博洽的学识、丰富的材料，以及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展示了欧洲文学从古代到近世的演变，尤其阐明了拉丁中世纪在当中所起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部煌煌巨著现在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译者参照几种译文，补译了德文本第二版增加的内容，是目前最完全的译本。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西方学术研究的了解，而且对提高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也能提供一种典范，给我们以激励和启发。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
* * *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论的是欧洲文学，心怀的却是拉丁中世纪；谈的是诗文类型、修辞形式和主题套式，其忧心之处却在人文传统、信仰根基和欧洲未来的命运；用的是古典学探幽索隐的方法，却在瞩望涵容天下的境界。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Frank Kermode is one of our most distinguished and beloved critics of English literature. Here, he contributes a new epilogue to his collection of classic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fiction to age-old concepts of apocalyptic chaos and crisis. Prompte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millennium, he revisits the book which brings h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sights to bear on some of the most unyielding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enigmas. Examining the works of writers from Plato to William Burroughs, Kermode shows how they have persistently imposed their "fictions" upon the face of eternity and how these have reflected the apocalyptic spirit. Kermode then discusses literature at a time when new fictive explanations, as used by Spenser and Shakespeare, were being devised to fit a world of uncertain beginning and end. He goes on to deal perceptively with modern literature - with "traditionalists" such as Yeats, Eliot, and Joyce,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schismatics," the French "new novelists," and such seminal figures as Jean-Paul Sartre and Samuel Beckett. Whether weigh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and earlier modes of apocalyptic thought, considering the degeneration of fiction into myth, or commenting on the vogue of the Absurd, Kermode is distinctly lucid, persuasive, witty, and prodigal of ideas.

作者在书中阐释了依靠虚构制造意义的必要性。《圣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读者由它的结尾向开头进行回顾的过程中，《圣经》从开头的《创世纪》到结尾的《启示录》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能产生意义的“十分完美和谐的结构”。古往今来，多少人凭借这一结构认识世界与自我。这一虚构满足了生于历史中间，错过了开头，又赶不上结尾的人确定人生意义的需要。因为按西方阐释学的原则，结尾必须申明开端的目的，必须赋予中间过程以秩序和意义。这也是文学这类”解释性虚构”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本书针对的是在文学、神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兴起的否定结尾、开端和结构的思潮。作者承认：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生活的时间和世界的时间的关系”，并主张文学与批评必须适应现代生存环境，但是并不相信历史连续性会被断裂与危机所取代，要有一条可行的中间路线——“我们的故事必须做到既能发现纯粹的连续性，而又不使自己变得连续”。

本书通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共分绪论、原始型二言、四言诗、楚辞、赋体、乐府体诗、古体诗、骈体文、近体律诗、其他诗歌、曲、文章各体等12章。初版于1984年，此次增订做了较大增补。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运用新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的类型学研究，打破了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这些通常的划分类别的界限，富于创意地将儿童文学作品划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深入阐释了这三类“元主题”的美学特征，开辟了一种言说儿童文学的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既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又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切的体验与阐发，现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公认的重要论著，是儿童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更是许多年轻学者一读再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