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大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近几年在译介西方语文学专业文献过程中的一些管窥蠡测；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研读中国传世典籍、出土文献过程中的一些思考讨论。

《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年音乐书谱全目)(增订本)》内容简介：斐雅尔（Louis R.Feuillard,1872～1941）是著名的法国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作为法国大提琴学派的卓越代表之一，他在世界大提琴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斐雅尔早年师从巴黎音乐学院德塞教授，后在巴黎、科龙等地德交响乐团任大提琴独奏家，同时致力于室内乐演奏。

本书作者将历代古籍中保存的谶谣、谶语摘录、汇辑起来，其内容分大预言、碑铭谶、科名谶、诗词谶、政事谶、杂说六大板块。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全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近年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整理入手，对《缁衣》的简本和传世本进行了详细比对和考索；第二部分则从晋代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入手，集中讨论了《竹书纪年》不同整理本之间的异同，并试对墓本《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和重构。通过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同一文献的众多版本虽然多脱胎于同一祖本及其相关副本，但历代整理者因受当时语言和思想环境的影响，在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献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和重写，且由于中国古书早期多以竹简为载体，对散乱的简本进行重新编联时，很可能因为错简而致使文本排序有异，而这种种可能皆可在古代和当代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得以印证。
本书的出版，应对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古书真伪问题的辨证多有借鉴意义，其中诸多观点值得深入思考。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是一部从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探讨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下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专著，尤其着力于从与明代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它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行为之于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1988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本书为国医大师张灿玾教授《中医古籍文献学》的修订再版，分为绪论、中医文献的源流与流别、中医古籍的书名与篇名、中医古籍书体结构、中医文献的文体、中医文献的文字、中医文献的标记符号、中医文献的载体、中医文献的著录、中医古籍校勘、中医古籍注释、中医文献的聚散与辑佚、中医古籍辨伪等章。本书旨在结合一般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内容介绍中医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规律及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有关内容。历史地、客观地反映中医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与基本面貌，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与概括中医古代文献研与古籍整理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规律及基本的研究方法。

本书分为“发现《圣经》的隐义——古代罗马和埃及的诺斯底主义”、“东方的书 西方的书——高加索地区的书籍和文字”、“鲜为人知的‘正史’观——高加索地区的历史编纂法”、“跨越长城——亚美尼亚人在中国”四部分。各部分以海外古典文献为基础，着眼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南方伊斯兰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在亚洲西部的交汇，不仅讲题新颖、视野弘阔，而且研究方法上带有传统欧洲东方学的精细特征。

买地券作为一种自汉代延续使用至今的明器，关于它的研究可以使人
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丧葬礼俗和信仰的变化。过去的研究者们虽然从不
同的方面对买地券进行过讨论，由于种种原因，对买地券中反映的人神关
系一直缺乏讨论。《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选取最能反映买地券人
神关系特色的宋代买地券，作为研究对象。分三部分讨论宋代买地券以及
相关问题。第一部分分析宋代买地券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讨论宋代买地
券的仪式功能，主要是讨论买地券在丧葬礼仪中的功；第三部分讨论宋代
买地券所包含的各种观念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人的心态。这些观念变化的背
后，则隐含着人们对自身价值理解的心态转变，人们越来越强调自身价值
相对外在世界的重要性。《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由高朋所著。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天津市社會科學院長期 從事宗教研究的專家學者聯合編纂。《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分爲<藏外佛經>、<三洞拾遺>、<清真大典>、<東傳福音>、<民間寶卷>5部，共收錄中國歷代有關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以及民間宗教的珍貴文獻1100餘種，其中伊斯蘭教、基督教和民間宗教三部均为首次 出版, 佛教、道教二部所收亦与此前同类出版物绝不重复,堪稱研究中國各主要宗教的資料寶庫。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繁体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由乔秀岩、王铿编译，之所以用编字，可能是因为书在1989年汲古书院出版《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基础上由乔秀岩增加了一部分修订。此书是尾崎康先生的博士论文，很多人以为只是90年代北大出的《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研究》的增补本，其实彼本只是尾崎先生在北大的一份讲演稿，和这部大书的性质和贡献都不能相比。这部书的增订译出，也是版本学研究一个重要成果。

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在重编全唐诗及其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获。所收篇章涉及唐代诗歌总集、别集、选集，对唐代诗人生平及创作的探索无不论出有据，无论是对唐代诗歌的个案研究，还是对一代文学史的考察，都有发覆启蒙之意义。

蒋礼鸿教授（1916-1995），浙江嘉兴人。毕业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之江大学）国文系。留校任助教。后在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1978年任教授。论著有《敦煌词校议》、《读变枝谈》、《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还著有《商君书锥指》、《义府续貂》、《怀任斋文集》等。
《将礼鸿集》编委会由原杭州大学蒋礼鸿先生的同事、弟子及家属组成。成员有吴熊和、肖瑞峰、祝鸿熹、黄金贵、陵堅、颜洽茂、俞忠鑫、方一新、黄征、任平、并由蒋礼鸿先生的夫人盛静霞教授给予指导。
《蒋礼鸿集》收录蒋礼鸿先生所撰各种专著、论文及诗词。编排次序：先专著，次论文，次诗词及附录。论文则以已发表，尚水发表，及未完成者为先后。已出专著凡误排字句均已改正。

該書係作者在其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基礎上修訂而成，書稿對已公佈的上博簡（一～九）中的儒家文獻做了系統的整理，特別是在簡序編聯和釋文考釋方面彙編了諸家的觀點，頗便利於學者。同時作者在諸家研究的基礎上，或擇優而從，或重新提出新說，以期爲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信的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