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著作和历史文献，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书中提倡向西方学习，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其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根据，对清末政治的影响甚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此书作为重要的近代史文献，历来受到不同学者的重视，但成书过程却鲜为人知。此次汇校现存各版本，不仅梳理了该书文本的演变历史，全面收录了冯桂芬本人对该书的增删补录，且通过各版本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出晚清那段动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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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原系康熙皇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古今图书集成》为此冠名“钦定”，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二十八年，采集广博，内容丰富，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520函，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 。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因而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由于之后的《四库全书》受清文字狱影响，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删改，因此收书不全，错漏甚多，而成书时间较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典籍，还包括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 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相比于《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明朝的《永乐大典》属于类书，但因毁于清朝八国联军的战乱，现存不足4%；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属于现存最大的丛书；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由于有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的雍正版内府铜活字本，成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作为“类书之最”，该书也是中国铜活字印刷上卷帙最浩繁、印制最精美的一部旷世奇作。

这本书集合了十七篇文章，是作者多年来与文献打交道的点滴展现，既有对古籍整理的学理研究，也有对经眼作品的品评判断；既有学者科学、审慎的角度，也记录下了研究、出版古籍过程中可爱美好的心路历程。这本书是他们学术生命最好的展现，也是我们有效了解古籍版本、古籍整理知识的不二参考。

本书研究和论述了敦煌文献语言概况、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价值、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回顾、敦煌文献中的方俗语词、敦煌文献的书体、敦煌文献俗字的类型、敦煌文献中的异文、敦煌文献的抄写、敦煌文献书写特例、敦煌文献中的字书、敦煌文献中的韵书、敦煌文献中的训诂书、敦煌文献中的音义书、敦煌文献中的语言和辨伪、敦煌文献中的语言和校读等方面的的问题。本书适合敦煌学研究者阅读。

This study aims to engage the textual realitie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material lives of poems during the Tang, from their initial oral or written instantiation through their often lengthy and twisted paths of circulation. Tang poems exist today in stable written forms assumed to reflect their creators' original intent. Yet Tang poetic culture was based on hand-copied manuscripts and oral performance. We have almost no access to this poetry as it was experienced by contemporaries. This is no trivial matter, the author argues.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ang people composed, experienced, and transmitted this poetry, we miss something fundamental about the roles of memory and copying in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as well as readers' dyna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exts. We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poems when we examine them, not as literary works transcending any particular physical form, but as objects with distinct physical attributes, visual and sonic. The attitudes of the Tang audience toward the stability of texts matter as well. Understanding Tang poetry requires acknowledging that Tang literary culture accepted the conscious revision of these works by authors, readers, and transmitters.

这套丛书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等多种专册来撰写，力求反映出我国版本研究的最新风貌和水平。当然，有人怕这样体例会欠统一，还会出现重复，编者认为不必担心。体例是大体上做到统一的，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像教科书那么章节井然。编者回忆当年步入古籍版本领域时看了些什么书，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还有各家的书目和题跋，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哪拘于一个体例，一个框框，可就是把版本之学学到了手。一套丛书十几种，内容有时出现点重复也不要紧，如有说毛晋汲古阁是家刻，也有说应属坊刻，各人写各人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尽一样，来点百花齐放，岂不比一花独开更有意思。

汉文化圈的形成，其核心是东亚文明。尽管在汉文化圈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作为其载体，就是今天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所大量存在的汉籍，站在中国的立场，把中国以外所存在的汉籍称作“域外汉籍”。将汉字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文献基础。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对待各类汉文献，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收入本书的九篇论文，可分做三组：第一组论文由《东亚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变迁》、《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和《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编纂流传的文化史考察》构成，体现出了综合研究，代表了作者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第二组论文由《论唐代的诗学畅销书》、《“宾贡”小考》、《李钰〈百家诗话抄〉小考》和《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谫论》构成，属于专题研究；第三组由《从朝鲜书目看汉籍交流》和《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解题》构成，属于文献学范畴。

该书针对最新的（新出土或者新校订的）非汉语（以梵语为主）的佛经写本材料，将它们与相应的汉语译本进行了细致的语言学对勘研究，一方面分析了梵本与各汉译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其做出了细致的梵汉词汇比对，对汉译佛经中的一些词汇进行了解说，进而讨论了佛经翻译的若干特点。该书不仅为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文献学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向中古汉语史研究的深化做出努力。

本書包括盧氏的重要著作三種，其中《儀禮注疏詳校》乃本書之主體，同時考慮到盧氏的代表性學術筆記《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和《讀史札記》（附《論學劄説》十則）價值甚高，内有不少條目與經學相關，故附於《儀禮注疏詳校》之後。本次整理點校，《儀禮注疏詳校》、《鍾山札記》和《龍城札記》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嘉慶間刻《抱經堂叢書》本爲底本；《讀史札記》（附《論學劄説》十則）則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間貴池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爲底本。

该成果对宋代出版史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揭示了其物质、技术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层面之意义。主要以考证法、文献分析法及个案研究法为主，基于现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新环境与新趋势，借鉴并采用诸如计量史学、书籍史、阅读史、心灵史、比较史学、文化史等史学理论及方法，对宋代出版史研究学术史、宋代文明与出版、出版体制及其生产、发行与贸易、书籍设计与插图、书籍美学、版权保护、出版经济、书籍类型学、稿源、编辑体制及编辑规范、印刷物资材料及其生产与消费、出版资金、稿酬、出版技术及工价、国家出版管理体制、党争与出版、书籍阅读、出版质量及版本、出版史文献等方面做了系统研究，拓展了宋代出版史研究领域，挖掘出了许多新的史料并予以科学运用，体现了我国宋代出版史研究的新境界、新水平，
该成果从宋代文明的学术视角对宋代出版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拓展宋史研究领域，丰富宋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宋史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寫這部書的基本觀念，首先是，依佛教固有的傳說為依據，從固有傳說的啟發中，而作經律集成過程的研究。我確信，華文聖典──代表不同部派的經律，比之巴利聖典（屬於一派） 的單一性，應有更多的比較價值。所以從種種華文經律與巴利聖典的比較，以窺見其次第發展的過程。經律是結集所成的。結集是等誦，是共同審定，是有部類與次第組織的。所以結集的研究，著重於部類的、組織的研究；從延續的、開展的過程中，理解經律部類的逐漸完成。結集有原始的（第一）結集，再（第二）結集，公認的結集與公認的聖典，是相關的、同時的。佛教還有不斷的（第三，第四等）結集，不是佛教界所公認的，也與部派間獨有的部類相關。結集是這樣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進行，聖典部類的集成，也當然有其先後。說到先後，提出了材料與結構，主體與附屬，內容與形式的不一致性。決不能據附屬的，形式的部分，片面的論斷為古形新形。論結集，應該著眼於組織（結構）的、主體的。
研究經律集成所得的結論，是這樣：法（經）與律，原始結集是分別結集的，卻同樣的以「修多羅」（散文）為主體，稱為「相應」；附以偈頌的「祇夜」，名為「雜」。 律部方面，波羅提木叉（五部──八部，即『戒經』）為修多羅，附以「法隨順偈」（雜頌）。到第二結集時，波羅提木叉的分別，解說，是「記說」。「祇夜」部分，漸獨立為「雜誦」（摩得勒伽）。依「雜誦」而類集為「七法」、「八法」，或「大品、小品」，成為犍度部，那是以後的事，上座部律師的業績。經部（法）方面：原始結集的，是修多羅（相應）四大部，祇夜（雜）八部。接著，有「弟子所說」，「如來所說」──「記說」。「修多羅」，「祇夜」，「記說」，這三部分的綜合，成為根本的「相應教」。與「記說」同時，不屬於（相應教的）祇夜的偈頌，如「伽陀」，「優陀那」，都成立了。「本事」，「本生」，「方廣」，「希法」，也先後集成。到了再結集的時代，以「修多羅相應」為取捨的最高準繩，綜合傳誦於佛教界的聖教，共同審定而再為結集。本著「弟子所說」的意趣，集為「中部」；本著「祇夜」的意趣，集為「長部」；本著「如來所說」的意趣，而集為「增一部」；固有的相應教，稱為「相應部」。四部、四阿含的成立，是再結集的時代，部派還沒有分化的時代。
經研究而得的合理認識，佛法不只是佛所說的。從佛的三業（身語意）大用而表達出來的佛法，是早於結集就存在的。原始的佛教聖典，是以佛陀的三業德用為本源；以僧伽為中心，統攝七眾弟子，推動覺化的救世大業。經弟子的領會，實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經當時大會的審定，確定為佛法，聖典。結集──共同審定出來的聖典，代表了當時佛教界公認的佛法。一般所說的原始聖典，也是經長期的一再結集而成，巴利聖典也沒有例外。這只是部派未分以前的（現有各派的聖典，都增入部派所改編的，或自部特有的部分），為一切部派所公認的，而並不是聖典的一切。因為部派分化後，不同部派，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佛教開展中，從佛弟子（也有在家的）心中──經內心體證，而適應當時當地，集成定形文句而傳誦於佛教界，到處都是，代表了這一部派，這一地區，這一時代所公認的佛法。佛教聖典，從原始結集以來，一直就是這樣的。所以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所以最後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

本书在总结考据学校勘和训诂方法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十种文献语言材料的分类、搜集、辨识、甄误以及具体运用技巧等。

《 经传讲义》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道德情操、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传讲义》对三传的内容、形式、性质及其作为儒家经典的特点做了详细的介绍，对经传中所包含的种种问题以及古代学者所作的相关“注”、“疏”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经传的研究诠释史亦即“春秋学”的发展脉络。

《汉文佛籍目录》讲述了：汉文佛籍量大类多，如何查寻呢？那就要有汉文佛籍的目录学常识。首先要知道有哪些重要目录？这些重要目录是怎样编排的？历代目录的编排是什么发展顺序？今天我们着重的应是什么目录？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实用的目录是什么和如何应用的问题。以上就是《汉文佛籍目录》的内容和目的。

本书着重探讨了三国时期多名制的使用情况、名与字的内在关系、人名的省略形式、人名的避讳等问题，并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三国时期人名的时代性；运用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三个学科交叉的方法探讨三国时期新增或更改的地名；通过语言研究和文化考察相结合来研究《三国志》中的物名；将裴注所引书名按照经史子集编排，并对有关疑难书名进行考证。本书首次对《三国志》中的人名、地名等专名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勾勒出三国时期相关专名的概貌。在应用层面，本书研究可以为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提供参考。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厘清、勘正《史记》文本中的文字错讹，辨正由此所涉及的重要史实，对《史记》的阅读和利用，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史记新本校勘》校勘所及，即如上述，关系许多秦汉史实，作者在遍览古籍版本并加以考辨取舍后，对这一时期的地理、政治、天文、历法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反复究诘，极大地推动了《史记》相关问题的解决。

越南漢喃古籍是在漢文化廣泛傳播於越南的背景下形成的。 本書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從以下四個方面對越南漢喃古籍與其它漢文文獻進行比較和分析：從中國傳播至越南的漢文古籍，包括越南的重抄重印重編本；産生於越南本土的越南漢喃古籍；産生於越南但流傳至越南本土之外的漢喃古籍；在中國或越南域外重抄重印重編的越南漢喃古籍。通過比較、分析，將漢喃古籍產生的背景、過程、應用及傳播情況作出了清晰的梳理與系統的歸納，對漢喃古籍的刊刻方式、文獻特色作出合理的評價，并通過對漢喃文獻與敦煌文獻的對比研究，提出‘俗文本文獻學’概念，拓展了傳統文獻學的理論體系與學術方法。

朱熹是中国经学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学者。元明至清代前期，礼学以朱熹为宗；近代以来，朱熹则以哲学思想为学者所重，礼学渐被淡忘。回顾两千年经学史或礼学史，朱熹尤其重要，一则以其元明前后五百年主导学术之重要历史意义，二则以近两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朱熹礼学的陌生。本书正是一部探讨朱熹礼学的论文集，共收录22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朱熹礼学的特点、朱熹礼学逐渐形成的过程以及特性、礼制与礼学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对研究朱熹礼学的核心文献《仪礼经传通解》进行版本详考。本书内容丰富多彩，同时主题明确，对朱熹礼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及丰富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