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期以降にわが国に伝来し、現存する朝鮮本のすべての集部書（詩文集）を、同版・異版を含めて約3000点を収載し、詳細な書誌学的な考察を加えた画期的な労作である。朝鮮本は、多くの中国書の佚書も含み、また江戸期の日本の刊行物の底本でもあったことから、漢字圏の学術研究に不可欠のものである。署名・撰者名検索ＣＤ-ＲＯＭ付。
第16回 蘆北賞（著書部門）
第3回 瑞松韓日学術賞
大韓民国宝冠文化勲章
2007年東崇学術賞(功労賞)
第1回岩瀬弥助記念書物文化賞

《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远承江侠庵《先秦经籍考》（1929年版），共收扶桑经学名文十七篇。其中既有扶桑耆旧之作，亦有70后中国中古经学方家的研究，其视角和方法皆有可借鉴之处。是继《先秦经籍考》之后，日本优秀的“经部”著作再一次系统译介入我国的优秀译著。

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ISBN：9787806438022，作者：王岚著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是全国各重点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考试的必读专业书。《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第一版出版已经二十余年。二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史史料的发现及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天津古籍出版社约请《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的十余位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作了重新整理和修订。修订本《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保留了第一版的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基本框架，所述史料为目前已经整理、刊刻或者出版的商殷至清代的重要史料，包括历史文献、史籍和实物史料（如文化遗存），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着重增补了二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史史料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学术价值极高。《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的特点之一是，作者都是各个断代史领域的专家，熟稔各领域史料的现状和运用。书中的内容，即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史料，均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鉴别、筛选的。修订本更为翔实、系统，作为教材和专业必读书更加实用。

《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文主要运用中国的新出土文献进行相关研究，涉及到中国的思想史、历史、文字学、文献学等各种领域。
《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绪论，通过重新探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来表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学问观，并为了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者共同追求、探讨真实而写作了《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一文。《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一编是运用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缁衣》重新探讨《礼记》四篇（《中庸》、《表记》、《坊记》、《缁衣》）与《子思子》的关系。第二编是出土文献《周易》的文字、语言研究的部分成果。第三编是对出土文献《老子》的研究。一、二章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郭店楚简《老子》三本、《太一生水》和《语丛四》的抄写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主要批判书法、笔迹鉴定等方面的脆弱性。第三章主要探讨成立北大汉简《老子》中所见“《老子》上经”、“《老子》下经”这一标题的问题。第四编主要运用上博楚简《民之父母》，探讨《礼记·孔子闲居》的成书过程。《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第五编是有关上博楚简《鬼神之明》的研究，这章主要从表达、逻辑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其出土文献的所属学派。《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第六编研究上博楚简《郑子家丧》，并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进行比较，探讨其文献性质和所属学派。

★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解读中国历史，读懂《史记》从本书开始。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研读《史记》六十年经验结晶，借大师之眼读懂《史记》。
★问世38年长销不坠，文库本加印20次，畅销10余万册，日本人靠它读懂《史记》。
★仅有的分体例全面解读《史记》的著作，本纪、世家、表、书、列传逐一解读，阅读《史记》的入门书。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联袂推荐。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人。《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史书，评论《史记》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地位的价值。《史记》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它在日本也随着遣唐使传入后广为流传。经过六十年的钻研，宫崎市定从《史记》的成书到结构全面解读这部伟大的名著，著成这部绝佳的《史记》入门经典。

This study i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cluding its historical foundations, textual classifications, criteria of authenticity, and collections made by individual catalogers. The need for such a study is urgent, for although references to and even in-depth studies of individual Buddhist catalogs and the data they contain have been written, there has not been until now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 China. Understanding just what those who organized the canon over the centuries have left out, or preserved, is key to recovering a fuller appre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East Asia in all its complexity.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bibliographers’ positions is equally cruci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tandards of authenticity and assignment of value to one group of scriptures over others. History of books, libraries, and learning in China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Ultimatel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Buddhist bibliography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Tripitaka,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collection of sacred scriptures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this collection need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comparative discussions of Scripture and Canon in world history.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hat covers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 China in any European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only study that provide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all influential catalogs of the Buddhist canon written in the second through the end of the tenth centuries. It is the first attempt, in both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deas, and these theolog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principles used in creation of an authoritative canon by Christian and Buddhist scholar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Censorship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ipitaka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Asian studies, history of classifications, textual criticism, history of books, and history of libraries. This book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courses in Chinese Buddhism,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s. It will also be an excellent supplemental textbook for cours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us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religious scripture.

这部教材共有八章，除第一章绪论、第八章结束语外，中间六章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有重点地论述了历代著名的古典目录和有成就的古典目录学家，以及与古典目录学相关的学科，以使读者能对古典目录学获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认识。

《兩浙輶軒録》，凡四十卷，由著名學者阮元于嘉慶初年任浙江學政期間組織編纂，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書成，六年（一八○一）刊行，收録清順治至嘉慶間三千一百三十三位浙人之詩作九千二百四十一首；隨後又由楊秉初等爲作輯補，成《補遺》十卷，嘉慶八年（一八○三）問世，收録一千一百二十位浙人之詩作一千九百八十一首。至光緒十六年（一八九○）前後，又有浙江書局重刻本問世。
本次整理以《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影印嘉慶初刻本爲底本，校以光緒重刻本。在對校不足以解决問題時，再以他書參校補正。此次還一併整理了吴騫所輯的《輶軒續録》。該書係爲接續《兩浙輶軒録》而編，僅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一卷，是一種罕爲人知的珍稀文獻。
《兩浙輶軒録》是反映清代前中期浙江詩歌面貌的大型詩歌總集，規模龐大，資料豐富，收録標準也較爲謹嚴，較全面、公允地展現了清代浙江詩壇的面貌。尤其是詩人小傳詳贍，保存了很多文獻線索，多有不見於他書的珍貴材料，是瞭解、研究浙江文學、文化的資料淵藪。

本目录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校雠通义》、《书目答问》、《书林清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近30种历代文献学要籍的研究论著目录。各目录收录中国内地、台湾、 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等国的相关研究论著，共计4千余种（篇），时间下限为2013年6月。各目录包括著作，硕博士学位学位论文，著作和硕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中的相关部分，期刊、论文集和会议论文，网络文章五个部分。部分目录因无著作、硕博士学位论文、网络文章而空缺一至三个部分。本目录对于研究论著的界定较为宽泛，一些学术性并不很强的著作和文章（含内部出版物）亦予收录。

该书为《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中的一种。

作者继承王国维所提倡的利用纸上史料（文献）和地下资料（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利用传世文献及简牍、帛书，分析《史记》战国史料的结构，阐明其编纂意图和作为历史史料的可信度及其界限，作者还通过利用出土资料，超越史料的限制，了解战国时代各国的动态和其在地域上的共同性和不同性，以及这些共同性和不同性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影响，从而为战国史重建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
全书分两编：第一编，侧重于弄清《史记》战国史料所取材的各种资料的特征，考察与战国时代相关之文献及出土书籍的特征；第二编，具体地讨论《史记》秦本纪和战国世家（赵、韩、魏、楚、燕）的整体结构及特征。

《简牍检署考校注》介绍了王国维写书的经历及其本人思想演变的过程，进而述及当时学术界以至国际汉学的状况，使读者对《简牍检署考》的产生及其意义有清楚的了解。

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因此，一个研究者在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要有所发现、有所推进，都必须充分总结前人的成果，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否则要思取得较好的成绩无疑是很困难的。本书正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
在论述问题时，作者显然不限于介绍学术界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论争，而是把这些问题作为整个齐梁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个环节来思考的。在他撰写到这一部分时，曾对这些问题和齐梁之际文学思潮的关系作了种种思考和推论，因此能从较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也更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本书对前人和今人关于中古文学史中的不少争论问题作了扼要的论述，从而对研究者很有启发的话，那么本书中关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本和总集的论述，似科尤见功力。

本书是现代著名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著者萃毕生精力，参阅大量文献资料，成全书二十四卷共四百九十篇，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原次排列，每篇先摘引原文，后订正其谬误，补其阙略。书中或证其引书有误，或证其所论与事实不符，或证其所举年代有失，援据确实，曲畅旁通，足以解惑辨疑。曾于一九三七年排印了史、子部未完稿十二卷，后全部定稿于一九五八年十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加标点重排出版，今据中华书局一九八○年本重印，并在书末增加了书名音序和笔画两种索引，以便使用。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思炜先生积三十年学养校注《杜甫集》所成的一个可读之本，充分反映历代以至*近的杜诗研究成果，也为唐诗、唐语言研究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材料。
《杜甫集校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历代流传至今的注本，约有一百余种，其中较为完整、影响较大的注本约有一二十种。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新的有关唐代的资料的出现，对唐代官制、科举等专门史，以及唐代语言等学科研究的新成果的出现，对杜诗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推进。本书即是在充分汲取前代和近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校理1400余首诗歌、30余篇文章，在校勘、编年、注释三个方面，都有独到的成果。
本书以最接近杜甫集祖本二王本的《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蔡梦弼《草堂诗笺》为主要参校本。对杜诗的两种异文，即来自于五代、北宋初的传本中的异文，与宋明清的学者诗人出于个人知识和赏鉴等理由改动形成、不具有文献依据价值的异文，加以区别，形成了一个既尽量接近祖本原貌，又保留了具有重大影响、严重歧义的异文的本子，达到了文献存真的效果。
在保持底本原有编次的同时，仿照黄鹤注本，在每篇作品下加编年说明，同时辅以年谱简编，则既满足了文献存真的要求，又能便于编年阅读。同时在注释上，没有采用集注的形式罗列前人成果，而是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其中各种有价值的意见，并且在吸收当代的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朱、仇注三家在史实、典故、词语方面的不足和谬误之处，加以了补充、辨明。
本书采用详注的形式，吸收历代以至最近的杜诗研究成果，能充分反映杜诗及其解读中所包含的各方面问题，也为唐诗研究和唐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性资料。此书的出版，必有裨于学林。

張麗娟的《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繁體版）通過對宋刻經書注疏傳本的全面考察，結合文獻記載與書目著錄，力圖釐清今存宋刻經書版本的類型、源流，各版本刊刻時地、體例演變，從而呈現出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的全貌，揭示經書文本在宋代由經注本、單疏本向經注附釋文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注 疏合刻本演變的歷程。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收录有关古史史料学研究的论文约20篇，探讨古书成书的相关个案，出土文献对古书成书问题研究的意义，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勘探索古书成书的一些规律等。